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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人周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自此，周总理离所有人民而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缓缓诵读悼词，在场的人皆神情哀痛，默默期盼周总理在另一个世界不再遭受病痛的折磨。

在这肃穆、沉重的场合，有一个目睹了周总理的离世年轻人，他是周总理的贴身医生张佐良。他神情悲痛，嘴里不断的念叨着：“如果周总理可以放下工作，他的病能治好的……”

1967年2月，周总理的身体不堪重负，因为连续通宵工作，患上后天心脏病。

周总理的病情确诊后，让知道的人都十分悲痛，毛主席专门找周总理谈话：“你要保重好身体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邓大姐和总理的身边人，更是提起来就红眼眶，周总理知道后，反而安慰道：“没有关系，你们会把我照顾好的”。

但身体的疗养与恢复需要时间，那时候，周总理最缺的就是时间，可以说整个中国都在争分夺秒的发展，所有的照顾在忙碌面前都不堪一击。看着埋头在一份份文件中瘦弱的周总理，张佐良医生明知不可能，还是忍不住的劝道：“周总理，休息一会儿吧”。

病情在总理连轴转的忙碌中，渐渐恶化，张佐良医生建议周总理先放下手头工作，找适合疗养的地方先把身体恢复好，可周总理忙的连吃饭都是一推再推。

当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不仅国际上，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的“老大哥”对中国再也不报协助的态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

而且国内情况也颇为复杂，在大灾难的影响下，国内的经济正是恢复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党的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这大大小小的担子，全都压在了周总理的身上。

查看周总理的工作台历可以看到，在周总理知道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后，对待工作还是如往常般拼命，只2月份，就接见各负责人，谈各类问题71次。

这些哪一次不要认认真真的筹备，再解决？前前后后花费的时间，都是总理拿命熬出来的。这样高强度工作，是周总理的日常。

后来，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陆续被调离，到1968年，周总理的身边就只剩下两个秘书，一个是跟随总理多年的老秘书钱嘉东，一个是新调来的年轻人纪东，工作人员的减少，让周总理更加忙碌，这时候，周总理连续工作14个小时以上，已经成为了常态。

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工作，都需要一再核对完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而且还会有加密的任务，需要他亲自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平常，一个事情还没忙完，接下来又不知道发生什么紧急事，工作人员的减少，加上周总理又从不让身边人跟着他一起加班工作，通宵工作成了常态。

他与人交谈时说过：“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其实，更早的时候，周总理就受不住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了，1967年9月24日那天，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谁能熬这么久工作啊，但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就做到了，这话他也只会对邓颖超说，他在众人眼里，一直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周总理。

对于张佐良医生，党中央给他的任务就是照看好总理的身体健康。但他却遇到了最为难管的病人。

从接到调配的命令，张佐良就是激动又兴奋。

而第一次见面，周总理亲切的笑容令他备受感动，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局促，周总理看出他的紧张，就亲切地与他聊起了日常，在交谈中，张佐良听到令他心潮澎湃的革命往事，也认识到总理的亲切。

周总理也知道了张佐良来自上海，父母已经去世，是一个聪明负责的好医生。这次谈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结束前周总理特意告诉张佐良：“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你邓大姐的身体需要你多费心了”。

也是成为周总理的贴身医生后，张佐良才意识到为什么周总理是的身边需要他，不仅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更是周总理需要有人来监督着照顾自己的身体。

年纪本就大了的总理，年轻时奔波劳碌的后果。身体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加上现在又不注重身体，张佐良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身为医生的张佐良，十分清楚过于劳累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损害，所以刚到总理身边的他，总是积极的劝总理道：“休息一会吧”。

周总理对身边人的关心，一向都是温和的回到“这个结束，我就过去”，态度非常好，但摞了一大堆的文件，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处理，容不得休息片刻。

没办法的张佐良，在周总理的办公室门口贴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注意睡眠，保重身体”。

而幽默亲切的周总理，在纸条上回复道：“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后来张佐良只能看在眼里，拼命给周总理调配药膳，安排更合适的饮食，尽可能的为总理的身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7年2月，周总理被查出患有心脏病，1972年9月，两次发生心绞痛，医疗组给出的结论是情况严重，注意休息。

张佐良拿到确诊单后，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周总理的身体，一个见惯生死的医生，哭的像个孩子。

他对总理的身体更为上心，也暗暗祈求总理可以对身体上点心。

周总理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工作强度会压垮自己呢？但是他愿意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他也不忍心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熬夜工作。

他曾说过：“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为国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是周总理的至高追求，确诊了心脏病的总理还是每天忙碌地工作着，甚至因为自己时间不多了，更加迫切的处理问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时周总理的身体可以说千疮百孔，但他还是强撑着得体的到机场迎接，两人微笑着握手这一幕，更是被媒体拍下，大肆报道。

周总理忍受着病痛，为国家争取来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从1971年6月开始，张佐良就发现周总理的便有潜血。但周总理并不重视，还是以工作为先,拒绝了去医院检查的建议。

1972年5月11日，张佐良医生给总理做日常尿检的时候，发现总理的尿检里出现了4个红细胞，这有可能是癌症的先兆。于是在总理空闲的时候，又采集了几次尿液进行化验。

担心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况，张佐良特意把样本拿到了北京解放军医院进行检测，认真对比后，发现周总理已经患上了膀胱癌。

这时还不知道病情的周总理，还是像往常那样拼命的工作，1973年1月5日，周恩来发生大量便血，2月5日又开始出现肉眼血尿，周总理的病情加重了。

张树迎是第一个发现周总理开始尿血的，他端着满壶的血尿，跑到张佐良身边，慌张的呼喊着：“张大夫，你快看看啊，你看这里面全部是血”。

张佐良看到情况后，想立马安排手术，但周总理拒绝了“现在国家还离不开我”。

在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工作完成后，周总理才像向政治局请假治疗，经过这次治疗，病情得以控制。

但刚做完手术不到半年的周总理，病情再度复发，到医院检查后，医生面面相觑，周总理的病情变的棘手了，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必须立马进行手术治疗。

但周总理还是选择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拖到的第二年的3月份，才进行电灼术治疗。

可到4月过度劳累的周总理，病情再度复发。因为过于严重，不得不进行切除治疗。

这时候周总理膀胱里，已经淤积了大量的血块，排尿十分痛苦，每次都需要晃动身体、甚至跳动等方式才能把尿液排出，而每次结束“战斗”，周总理都因痛苦需要缓片刻，然后投入到工作中去。

吴阶平医生说：“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

周总理现在的身体状况，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不久，就必须进行第二次大的手术，来控制病情。

而第一次手术时还安慰他人的周总理，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折磨中，状态越来越差，在进行第4次手术前，他得知病情无法治疗了，担忧自己下不了手术台，就在术前一直工作，安排身后事。

周总理忍受着巨大痛苦，还是不肯放松，他总是尽善尽美的完成工作任务，担心他走后，因为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国家乱了。他说：“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就要完成任务。”

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声的哼哼国际歌。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场治疗手术，术后，周总理的生命完全依赖吸氧和鼻饲。

周总理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病就这样了，让我回家吧，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1976年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与世长辞。1月15日，张佐良在追悼会上嚎啕大哭：总理，你要是放一下工作，就不会离开我们了啊，总理。

追悼会后，邓颖超按照约定，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

周总理说：“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现在周总理化作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守护着中华儿女。

愿此盛世，如总理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