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在中外政治史上，虽不乏两人并称的例子，但与“毛、周”相比，其逊色之处便不难立见。

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是高于毛泽东的。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政治助手。

在残酷的革命战争时期，领导者的军事才能决定革命队伍的生死，在遵义会议之前一段时间，周恩来是中央苏区主要负责者，同时也是最高军事指挥者，几年时间他也指挥了几次战役，有胜利也有失败，不过，总体来说，是失败居多。在与毛泽东并肩作战过程中，他一步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意识自己在军事上不如毛泽东。

那他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军事才不比不上毛泽东的呢？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周恩来与毛泽东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合作关系，此后，两人若干共同的经历对党的历史发展也有不少共同的影响。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商讨对策时都主张进行反击。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举起枪杆子，领导武装暴动。先是周恩来领导八一南昌起义，40天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

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人都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给予的错误处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天各一方，一个隐蔽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上海，一个转战于偏远的湘赣闽粤深山。

在党的六大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是党领导的一支最大的、也最有影响的革命武装，周恩来更是关注。但遗憾的是，他对红四军的最初指示，即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由于对形势的估计比较悲观，对红四军状况缺乏具体了解，提出让朱、毛二人离开队伍、部队分散活动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对于此事，两人后来很少提及，但无疑使彼此间多了一些了解。

周恩来没有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而且承认“二月来信”所谈分散问题确有毛病。

为解决红四军的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周恩来提出让红四军派得力干部到中央汇报。这才有了陈毅到上海向中央的全面报告，并带回主要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精神起草和经他审定的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给予充分支持和维护，以此为基础召开的古田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

在1930年10月罗坊会议之后到1931年10月赣南会议之前的一年间。尽管项英代理过近9个月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不大懂得军事，缺乏对敌作战经验，因此，那时的军事决策基本上还是由毛泽东决断的。

那段时间与他在井冈山时起主导作用的情况大体相似，因而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的两首词作《渔家傲》所填的“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讴歌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痛快淋漓消灭敌人的胜利场景，也反映了他运筹帷幄、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的欢愉心态。

而此时在上海的周恩来情况有些不妙。1931年底，由于党内大叛徒顾顺章的叛变，党中央在上海遭到了近乎毁灭性打击，当时负责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也成了敌人抓捕的重要对象，在此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来到江西中央苏区。

来苏区后，周恩来从毛泽东手中接过苏区中央局一把手的职务，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主要负责军事领导，也就是说，此时的他，是毛泽东的上级，负责指导毛泽东打仗。

接下来发生的一场战役，是周恩来来中央苏区后领导的第一场战役，但正是这场战役，因为他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阻，导致惨败，让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这是哪场战役呢？

这场战役就是1932年2月发生的赣州战役。

当时周恩来初来乍到，对苏区的地理形势和敌我状况并不十分了解，但肩负着临时中央交代的“进攻中心城市”的使命。他很尊重毛泽东，首先向他征求能否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

但临时中央命令周恩来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于是，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攻打赣州。

但毛泽东反对，他说：“赣州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曾五打赣州都没有成功，现在赣州守军虽然不足，但它的南北方向都聚集着敌人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

但周恩来最后却采纳多数人意见，决定攻打赣州。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结果不出毛泽东所料，红军攻城33天，城未攻下，伤亡却达三千多人。

最后时刻，周恩来是急请毛泽东献策，毛泽东说，“赶紧让红五军团上！”

于是，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快马加鞭地赶去救援，这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

这次战役失败，让苏区丧失了扩大红军、巩固与发展苏区的宝贵时间。

红军兵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周恩来心理深感内疚。他也第一次认识到，毛泽东在苏区坚持斗争这么多年，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开始认真听取他的意见。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漳州战役。

红军从赣州撤围后，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会议上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两路向北发展。

毛泽东了解到闽西的国民党兵力薄弱，主张所率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攻龙岩，直下漳、泉。

周恩来这一次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远离根据地，向闽西进军。

毛泽东判断正确，敌军弱势，4月10日，他和林彪、聂荣臻指挥东路军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了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攻占龙岩城，取得了东征漳州的首战胜利。

10天后攻克漳州，取得比预期大得多的胜利，战果辉煌。

红军在漳州还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也是红军的第一架飞机。

毛泽东非常兴奋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毛泽东陈明情况后才拍板赞同的。

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

但半年后，随着博古、李德等人来到中央苏区，他们开始夺权，要撤毛泽东的军职，而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申诉，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他的意见临时中央并没有接受，毛泽东被解除一切军权，回到了后方，时间长达两年九个月。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指挥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大失败，红军不得不被迫长征。

这次大失败也让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红军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后来在遵义会议上，他率先推举毛泽东出山领导红军。虽然遵义会议的决议结果仍然是“周负责、毛帮助”的格局，但周恩来主动让贤，处处支持毛泽东充分施展无人能及的军事天才。

尤其是四渡赤水所创造的军事奇迹，让周恩来更是心服口服。

毛泽东的四渡赤水，是一次非常复杂和精妙的军事行动，它不是提前就设计好的，而是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一渡赤水。这是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制定的原定计划，也就是从遵义出发，向北渡过赤水河，然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遭到了川军的阻挠，川军调动了12个旅，36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赤水县城，阻击了红军的北上。红军在土城峡谷之战中遭到了重创，被迫改变计划，向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避开川军的压力。这就是一渡赤水。

第二阶段，二渡赤水。这是毛泽东在扎西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大胆的计划，也就是利用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地挥师东进，杀他个回马枪，然后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

红军随即兵分两路向东，于2月19日至21日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后，红军连下黔北的桐梓、遵义等城，击溃了黔军的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就是二渡赤水。

第三阶段，三渡赤水。这是毛泽东在二渡赤水后又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也就是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寻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干脆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然后派出一个团伪装主力进攻古蔺，然后想要北上的样子。

蒋介石果然上当，和毛泽东设想的一样，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这就是三渡赤水。

第四阶段，四渡赤水。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击，也是最精彩的一击，也就是在国民党大军集中于川南的时候，红军突然从古蔺四渡赤水河，向西北方向突围，打开了长征的通道。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了国民党的意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放弃北渡长江的机会，而是选择了向西北进军。

红军在四渡赤水后，迅速攻占了川西北的宜宾、泸州等城，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击，成功地完成了长征的第一阶段。

四渡赤水的辉煌胜利，让周恩来意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确实不如毛泽东，毛泽东必须要成为党和红军领导者，不然，红军很难走出困境。为此，他特意找到了不肯交权的博古，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次“周博长谈”，他充分阐述了毛泽东之于党和红军的作用。

他对博古敞开心扉地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必须找一个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军事统帅。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

周恩来接着又说：“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

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中央政权的交替。

遵义会议后，之所以说毛泽东成为实际的领导核心，也如周恩来对博古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

周恩来尽管在遵义会议上被确定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代表政治局行使最后决策权；随后在苟坝会议上又是新成立的“三人团”负责人，但他不揽权，在最后决策时都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因为他知道，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远在自己之上。

此后的娄山关大捷、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直至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一过程也凸显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