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从长征走来的老红军，在王建安不管是何时，官兵平等的作风都不可以丢掉。因为毛主席曾对她讲过：“共产党部队取胜的法宝之一，便是官兵平等……”
在听完主席的话后，王建安也是深以为然，于是他就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从未曾忘记过，对搞特殊的事，王建安更是痛恨万分。
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村子中，他自幼家境贫困，在他年少时加入了吴佩孚的军队。
可是军阀的作风混乱，让王建安再难忍受，最后他还是选择离开了开吴佩孚的军队，回到了家乡，他在军队里一共待了两年，这段日子里，他是由收获的学到了许多东西，凭借着这些，他在当地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并在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
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合作破裂，许多地方的革命党遭到了国民党迫害。
在此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导，共产党决定在黄安、麻县一带发起武装暴动，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麻起义。
王建安积极响投身到了黄麻起义，自此他也正式的走上了救国救民的红色革命道路。
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六路围攻"战斗中，红三十军第88师的政委是王建安，师长汪烈山则是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于是她就同时担负起了副师长和政委的职责，单独去指挥部队杀敌，他也成功歼灭了川军第一师。从这以后在军队里，王建安就成了公认的"军政双全"的指挥员，他不仅可以带兵打仗，还可以做政治思想工作。
1948年豫东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开始筹划起了攻打济南方案。为尽快拿下济南，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的王建安，来到了西柏坡与众位领导面谈。
在王建安指挥部队取得豫东战役胜利回到西柏坡时，他一看到毛主席便立即迎上前去，然后紧紧的握住了毛主席的手。
看着激动的王建安，毛主席笑道：“建安同志呀，这一次我们想请你杀回老家去，完成一个大举动咯！”
一听到任务艰巨，王建安赶忙询问毛主席是什么任务，随即主席拿出地图，开始给王建安讲述起了即将要交给他的任务。
在当时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解放区连连告捷，仅剩余济南还掌握在敌人的手中：“军委决定先将济南解放了，你要先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在那边担任着司令，你则是去出任副司令，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吗？”
王建安一听主席的话就清楚了言外之意，当初自己与许世友之间有些误会。1937批判张国焘时，许世友就曾准备回四川打游击，可是就在临出发前王建安感到有些不妥，就把事情告诉了党中央，让毛主席来处理。
尽管说到后面许世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他与王建安之间也有了些隔阂。后来在抗战爆发后，尽管他们二人都在山东，可是即便是一同开会，许世友也不会与他讲话，有几次王建安也曾有意去消除掉与许世友的隔阂，不过许世友依旧对他“不理不睬”。
山东战场上，他与许世友被称为“山东双雄”，这一次给许世友当副手，二人能否密切配合？在听完毛主席对自己的安排以后，王建安没有任何犹豫的答应了下来。
之后毛主席就邀请了王建安一同去吃饭，在吃饭时毛主席告诉他，现在许世友还在养伤，那边战役的指挥还是要多靠他：很多人说‘两雄难并立’，我看呀，应该是‘孤掌难鸣’，你们两人要同心协力，我们的战士都会跟着你们赴汤蹈火的！
在离开前，王建安手里多了一个公文包。根据王建安儿子回忆说：父亲从未透露过这个公文包的来历，可是父亲去二是把这个公文包带在身边几十年。
王建安到华东局以后，不久正在蓬莱养伤的许世友就赶到了山东兵团驻地，听闻许世友回来了，王建安觉着自己可以“交差”了。就在这时，许世友上前握住了他的手说：“我刚回来，咱们这边的情况还熟悉，建安同志你还要唱主角呢！”
这时候距离攻城时间还有六天，许世友三人经过研究后决定部队秘密前往济南附近集结。为能让众人同心协力，顺利拿下济南城，许世友请王建安喝起了酒：“自延安一别，这是你我是第一次喝酒。酒到意到，过去的也就让他过去吧，以后谁也不准再提了。”
说完许世友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而王建安也是被许世友的这份真诚所感动，二人冰释前嫌，联手上了战场，仅仅是用了8天时间便把济南城给拿了下来，同时也将王耀武给活捉了。自此以后就有了一句传言：“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后来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是这样说的：“两只虎，一位是廉颇，一位是蔺相如，毛主席让这俩位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
许世友曾这样评价王建安：“尽管说为门战场上会时常起争执，有时还会拍桌子，可是我们却从不拆对方的台，我们这些部队带的，为的就是打胜仗。”
1955年9月，在那场授衔仪式上，战功赫赫的王建安没能出现在授衔的名单上，这也令许多人感到疑惑。
有关他授衔的传言便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是因为王建安做人太过自满，也有人说王建安本该是中将的军衔，可是有其他考量才会迟迟没有定下来。
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是真正的原因，之所以授衔仪式上没有王建安，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身体出现了问题，没能赶上那一年的授衔仪式。
1956年国防部大楼，彭德怀与黄克诚，亲自为他授予了安上将军衔以及三枚一级勋章。
之后的王建安长期担任副职，他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他的许多领导以前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可是对此他从不抱怨。
叶剑英说他：“建国以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王建安同志很不容易啊！”
1975年，毛主席在看完王建安汇报的材料后，察觉到了对方的变化，他不再像授衔时那般骄傲自满，他做到了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名利。这也让毛主席感到很是慰，决定再给他更大的责任。
8月，中央发布命令：“任命王建安同志为中央军委顾问。”自此王建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的第一个军委顾问。"
接见第一批军委顾问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和王建安时，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说道：“中央叫你们来出任军委顾问，是要你们给军委担任参谋助手，为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
在担任军委顾问后，王建安便按照毛主席与中央军委的指示，充当起了军委的参谋助手，他不久将下部队搞调研，这也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做。
调研那段时间里，王建安始终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实事求的工作作风，他从不弄虚作假，发现调研中的不正之风以后，他也会立即点名批评。就因为这件事，他还得罪了许多人。
那些被王建安得罪过的人，对他自然表现的很不满意，找机会就向上面告状，甚至于有些人还告到了了叶剑英那里。
有次，叶剑英将王建安叫来，让他汇报调研的结果。在看到王建安后，叶剑英说：“有人在告你的状呢！”
在听完叶剑英的话后，王建安也清楚这是什么人在告他状，可他依旧满不在乎地说道：“肯定是那些我批评过的人吧。”
看到王建安猜得不错，叶剑英笑了笑，就表达了他对王建安工作的支持：“你的批评是得对，今天咱们照个相吧！”
1976年6月，王建安去往了天津考察，在晚上吃饭时，他说：这一次为去了两个厂子，发现里面有些机器多是罢工状态，一群人坐在在厂子里可是什么事也没得干，领导们整日里把政治运动挂在嘴边，这样的状态如么行，天津的人民难道都不用吃、不用喝，整天说说话就能把日子过好了？”
听完王建安的话，在场众人都沉默了下来。
后来有次王建安去某师调研，恰巧当天晚上师里放电影，王建安当下就觉得去“凑热闹”，可是等他去以后，却是发现竟给他安排好了“首长专座”：有条桌、藤椅、茶缸、水瓶，可是战士们却坐在背包上。
这让王建安很生气，他愤怒的问道：“你们摆这个做什么？”
对方回答道：方便首长您喝水。
王建安不满的说：“两个小时不喝水，还会渴死呀？你们要坐你们自己坐, 反正我是不坐。”
说完他就拿起一个小凳子，坐到了战士们中间，官兵们见到这一幕，随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还有次王建安去自己以前待过的部队检查，在吃饭时，他看见桌上摆满了好酒好菜，于是她很是生气的说：“不就是吃个便饭吗？这可以叫便饭嘛？中央说不准请客送礼，我们这些高级干部更不能去带头，不然中央的指示就没办法落实到位，赶紧把桌上的酒菜都撤下去吧！”
这时候有位领导为难地说：“您看，现在都准备好了，就下不为例吧！”
可是王建安却说：“不可以去搞下不为例，事情很好办嘛，酒还没有开瓶，收起来；菜的话，你们可以卖给隔壁的干部灶。”
1977年，王建安去往了厦门一支部队视察工作。就在他视察的时候，忽然后面走来了一批部队领导。等看到来人以后，王建安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你们来做什么？”
领导们：“我们来给首长您带带路。”
王建安：“怎么还怕我丢了不成？你们去的话，那我就不去了。”说完这句话，王建安便一个人向前走去，原地留下了一群领导面面相觑，他们也只好乘车离开。
在视察中，王建安从不去搞特殊，他会时常在开饭前半个小时就到部队，下了车他就会前往战士们的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吃饭，聊天，因为大部分都战士们都不认识王建安，这也让他更能了解真实的情况。
当时因为经常在外边视察工作，王建安的衣服也会出现各种破损，于是她就自己随身带着针线包。等到他看到衣服破了以后，就会趁着晚上休息的时候，自己去缝补。第二天继续去视察工作。
1978年3月，徐向前担任了国防部长。
为更好的了解部队的情况，徐向前找到了王建安，他满是担忧的说道：最近为一直在考虑，咱们的军队现在究竟可不可以打仗？现在说的都好，可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呢？建安同志你是指挥打仗的，为希望你可以去了解下真实情况！”
听完徐向前话的王建安，他毫不犹豫的站起身来，坚定地说道“是！徐帅！”
为可以获得更为真实的数据，王建安就按照此前工作经验，他每至一处都不会提前告知，也不会去听军队领导汇报，而是径直的去往了连队，去实地考察，他听说有部队的训练成绩非常好以后，就会去看一看。
在这支部队的营房半里外，王建安与他的秘书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出现了。接着他来到了在这支部队的养猪圈里，这时候的她看见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收拾猪圈，一边收拾，还一边哼着歌。
见到他们到来，这个小伙子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又忙碌了起来。这是的王建安清楚，对方是简单这样的场景许多次，才不会意外。
王建安也没有去责备对方，而是走过去询问道：“小伙子呀，你这养的猪挺肥的嘛，每周可以宰一头吗？”
听到王建安的询问，这个小伙子回答道：不可以的，按照规定，存栏猪必须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我们宰了两头，没达到规定的数量，不过是为应付参观检查，还从其他连队借来三头，猪刚到的时候还挺不合群的，把耳朵都给咬伤了！”
听到这里王建安笑道“是吗？这样也可以？”担心王建安不相信，这个小伙子刚准备要解释，可这会却是响起了起床的号声。
接着王建安察看了战士们的宿舍，他用手摸的时候，却是发现子有些潮湿，于是她就让战士们把被子抱出去晒晒。
听到他的话，战士们摇头道：这可不行，被子一晒就叠不整齐了，今天有首长要来检查。
这一句是王建安听到最多的，几乎是他问话的时候，都会有。
等到他这一次视察结束后，就给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他写道：“搞这样自欺欺人的把戏，平时还可以马虎过去，可要是到了打仗时候，那就得付出血的代价！”
在工作中有着严格要求，生活里他也保持着两袖清风的优良传统，他常常和周围的同志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只可以当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必须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
王建安的几个孩子一直是在外地工作，组织上劝他将几个孩子调回北京，这样也有个照应，可是王建安坚决不同意。有次他的妻子牛玉清听说按规定可以调一个子女在身边工作，于是就试探的询问他。可王建安回答说：
“孩子们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还没死，他们几个人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后来王建安积劳成疾，医生就劝他少吃一些猪油，可当时王建安家里客人多，植物油不够吃，因此秘书就瞒着他购买了10斤花生油，得知消息的王建安很是不高兴，他对秘书说：
“这件事看起来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他超出了规定。假如高级干部都这么做了，那岂不是把党风全给带坏了！”
在王建安离世前不久，他曾与妻子一起看电视，当看到电视里中外国政要离世以后都会举行隆重的葬礼，他就对妻子讲道：我死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送花圈了，把为的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就可以了。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与世长辞，在他离世当天，他的妻子牛玉清就向组织讲述了他生前的遗嘱。
当时王建安病重以后，他的消息在外地的子女都没有一丝获知，等他离世以后，几位子女匆匆赶来，这天牛玉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讨起了王建安的身后事，最后讨论成了五个“不”：
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等到一个后，他的战友与部下们才知道这件事，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王建安离世竟会一点消息都没有，众人互相追问，可结果却是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