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在古代通史当中是一个绕不开却又无法言明的政权，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孔子就曾发出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说明，孔子是坚信夏朝的存在的，但同时又不得不感慨夏朝留下来的资料实在太少。在先秦时，有关夏朝的历史记载大多散见于《尚书》《诗经》《左传》等史书当中，缺乏系统的梳理。直到西汉司马迁编撰《史记·夏本纪》，夏朝历史才有了专著。

在此后的2000多年历史长河中，只有《竹书纪年》的意外出土对夏史略有增益，为夏朝的历史拟定了471年的年代框架，这也成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判定夏始年的重要依据。

上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对包括《史记》在内的众多古典文献提出了大量质疑，比如陈梦家认为夏史其实是从商史中分出的，杨宽也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胡适甚至公开做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论断。

但随着殷墟考古的现世，国内“疑古派”和国外学者对于商朝的质疑之声戛然而止，转而开始强调“商朝以前中国没有国家，还未形成文明”。

为了彻底解决夏朝无实证的窘况，徐旭生先生按照《史记》所梳理的夏人活动区域，前往豫西和晋南开启了对夏墟的寻找，并于1959年在河南偃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拉开了夏文化的序幕。

二里头考古发现之初，因为受到《汉书》“（偃师）尸乡，殷汤所都”记载的影响，这处发现有宫殿建筑群的大型都邑遗址，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度被史学界认为是商汤都城西亳。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东北6公里外发现了偃师商城，在文化属性上与1950年发现的郑州商城同属于二里岗商文化系统，印证了汉代以来传闻的汤都在偃师的传闻。

而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洛阳东干沟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之上，而在偃师二里头和郑州洛达庙遗址又发现二里头文化被叠压在二里岗文化之下。

这种考古学上的地层关系充分说明，二里头文化是一种早于二里岗文化但又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考古学遗存。所以，原本被认为是汤都的二里头，就有了两种可能归属：第一种，二里头文化是比二里岗商文化还早的商朝或商族遗存；第二种，也就是考古工作者们最期待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朝遗存。

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呢？

由于二里头遗址始终未能发现自证属性的资料，所以，以邹衡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工作者采取了文化比较法，即拿二里头出土器物去和已明确知道是商文化的器物对比：二里头晚期常见的爵、簋、小口瓮、罐等在二里岗下层文化中少见，而二里岗下层出现的鬲器物在二里头晚期也十分鲜见。

最终得出：在时空框架内，二里头文化是早于二里岗商文化但又不属于商文化序列的遗存，与夏商两个政权前后相继的时空位置吻合；在分布范围上，二里头文化在豫晋陕冀四省均有发现，且主要集中在豫西和晋南一带，与文献记载的夏朝统治区域吻合。

这种文化历史学的考古学研究方式，并非中国考古工作者的“闭门造车”，它最早由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创立，并被包括西方在内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所采纳。

由于有“物证”出土，又延引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所以，二里头姓“夏”，就基本成了中国考古学界的共识。

1990年5月，恰逢美国洛杉矶举办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中国考古学家邹衡带队参会。就在中国学者们带着二里头考古发现信心满满地准备向大会论述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时，大会的议题却诡异的变成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

除了日本学者没有公开否定夏朝外，几乎所有的欧美学者都对夏朝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夏朝不过是神话传说，就连中国学者采用的被西方广泛接受的“柴尔德”文化比较法，也西方学者批驳，认为“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于研究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

这一风向转变，让中国学者们始料未及。也正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间接促成了国家集举国之力科技攻关的决心。

1996年，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17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耗时5年，分别采取考古、天文以及最新的加速器质谱法进行碳14测年等方式，系统论证了夏文化的存在。

但没想到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结论不仅没有打消西方对夏朝存在与否的质疑，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口诛笔伐”。

就在专家组公布阶段性成果的第二天，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和《纽约时报》就分别刊登了西方学者的评论，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项目似乎并没有结束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反而因为带有推动民族主义的企图，令发现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夏含夷批评的更直白：“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纪，把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

由于断代工程是由国家主持推动的，这让西方学者感到不可理解，指斥是有“干部”先设定了结论，然后再按照设定的结论去寻找证据。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席文说：“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虽然国内学者罗列了大量考古发现证据来证明二里头遗址的都邑属性以及它与文献记载当中的夏朝中心的高度吻合，但这些原本属于学术范畴的辩驳，却都被扣上了“政治”帽子。

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曾发表一篇书评，说“中国考古学家坚持认为二里头文化代表夏的原因是害怕被戴上不爱国的帽子”。

显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并没有打消西方对夏朝存在的质疑。山东大学教授田昌五出于愤慨，主张“个别外国学者认为夏文化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也只好由她去，是无碍于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研究的，我们用不着因为她来确定中国古史中的年代问题。”

如今距二里头考古发现已经过去了74年，在断代工程结项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不仅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且有了新的一系列更大的考古成果。

首先是延宕20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完整版）于2022年正式公布，基本回应了当初阶段性成果报告发布时因过于简略而引发的质疑之声；

其次是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众多史前超大规模城址的现世，碳14测年测定的绝对年代已经远超夏纪年框架，特别是浙江良渚遗址，于2019年经第43届世界遗产理事会表决，认为良渚具备了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而文明不曾有过中断的国家，既然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被考古印证有着成熟的文明体制和早期区域国家，那么距今4000年中国存在一个叫“夏”的国家政权，完全具备文明存在的一切条件。

但遗憾的是，西方学者面对众多全新的证据，依然对夏朝持否定态度，坚持用“神话传说”来概述这段时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方面，是部分西方学者的偏见导致的，他们把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历史文献材料浩如烟海的中国与立国时间甚短、几乎没有什么古代历史文献的国家相提并论，要求其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否则就认定为是研究方法落后。

另一方面，则是夏朝本身所呈现出的奇特面貌让西方学者“蒙圈”。事实上，就连国内学者在论证究竟什么是夏文化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即：夏文化究竟是夏后氏族群创造的文化，还是夏朝统治区域内所有不同文化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这是因为夏朝既不同于汉唐一样的大一统政权，能够依托中央集权来强制实现文化面貌上的一致，同时又没有所谓疆域概念。

中国历史上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完全接壤，已经是战国以后的事，而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所谓的“天下”其实是一个个大城邑和臣服于自已的多个诸侯据点。这也是为什么夏商周时期的灭国大战，往往上来就直接攻打对方都城的原因。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古克礼据此在2000年11月18日提出一个神奇假设。

古克礼说：“能否有另外一种假设，即‘夏’就像Hellas一词对古代希腊人那样，只是一个用来表示主要聚落之间人们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的标签，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把大家联结为一体的政治实体？”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20多年前古克礼的神论被一步步证实。

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将二里头遗址定义为夏朝晚期都邑，但同时也指出，早期夏文化还需要到河南龙山文化中的诸多遗址中去寻找。

但事实上，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呈现出的众星捧月不同，它只是众多考古学遗存的一个统称，其内部不仅散布着诸多互不统属的大大小小聚落城邑，且文化差异也十分显著。

比如同在崇山一带，共同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贡献遗传基因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以深腹罐为主同时有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

直到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河南一带的政治结构才从一群相互竞争的小型政体发展为在广大地区内由一个大中心 主宰许多小中心和村庄的模式。在二里头考古工作多年的许宏教授，也总结出二里头时期和早于二里头一二百年的时间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象，前者可以称之为“王都”，而后者却根本见不到“王朝气象”。

这恰恰说明，夏朝直到二里头文化形成的公元前1750年，才真正形成了与商朝类似的单一的国家文明，而在夏朝的前半段，更多的是像“古希腊”一样，是对所有有着共同文化标签的族群的总称，而非国家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