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9月，安庆失守。

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既失，天京自然就危了。

然而，就当时形势而言，敌人要打到天京，看起来并不容易。

安庆虽失，但从安庆到天京，太平军仍有重要城池关隘数十处。而且，就兵力、装备、物资而言，此时的太平军仍然十分强大，甚至比安庆之战前更为强大！

然而，湘军东征，轻易就直接打到了天京城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安庆到天京，看起来仍是一条凶险的路。

在北岸，巢、含、和三城及铜城闸、雍家镇、裕溪口、西梁山四隘，皆是有险可依且有相当兵力把守的。

中路，太平军经营芜湖以久，以芜湖为中心，以三山峡、狄港、鲁港等险要为外围，也是一个相对可靠的防御体系。

南路，皖南地区的杨辅清部以宁国为中心，防卫十分坚固，拥有极好的战守基础。

因此，湘军要从安庆打到天京，仍然要连闯数关，难度不小。

而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太平天国战场的话，那难度就更大了。

陈玉成兵败后，退守庐州，“请命自守”，企图守住皖北腹地，数万大军仍然威胁着湘军的侧后，而且，当时北方捻军等反清起义十分活跃，陈玉成“广招兵马”的条件也是极好的。

杨辅清、古隆贤部十余万人，则比当时的陈玉成兵团强大得多，同样威胁着南路。

而最头疼的，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

他们已经攻占了江浙广大富庶地区，地方极大，财力亦强，兵马达到“号称百万”，是此时太平军最强大的兵团。

而且，由于李秀成吸收了从石达开处回归的数十万将士后，兵力大增，而且，又在富庶苏南地区获得了大量较好的装备，其装备水平比之前大为改善！

更重要的是：当时，除上海为洋人所据外，李家兄弟在下游没有大敌，随时可以抽兵来救上游！

显然，湘军要进军天京，两侧和前方皆有严重阻碍，而如果李秀成兵团西进，那么，湘军反而是更为弱势的一方了！

可以说，安庆虽失，但不但天京不是指日可下，而且，如果太平天国组织得当，胜负仍未可知！

安庆失守，天京危急，太平天国到了危急时刻。

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自然要整顿人心、调整部署，安定形势。

于是，一直以来深居简出，不理政事的洪秀全，连续做出决断。

1、以洪仁玕、陈玉成为安庆战败的责任人，将他们革爵！

天王不出手，一出手必然地动天摇！

这个决断，直接砸掉了太平天国的中枢指挥系统。

在此之前，太平天国的中枢指挥，是由总理国务的洪仁玕负责的。

虽然洪仁玕在军事上水平一般般，在威望上也不足，但多少是能勉强行使中枢之职的。

然而，洪仁玕被罢免后，中枢权力为王次兄洪仁达所控制。

洪仁达既没有才干又贪婪，名声很臭，既没有才能做出指导，也没有威望来号令各军。

所以，洪秀全的这个调整，等于直接废掉了自己的中枢系统。从此，朝中没有人来协调各处太平军的行动了！

而剥夺陈玉成的爵，则是直接废掉了陈玉成的武功！

陈玉成因失地革爵，“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州”，除消极固守庐州外，不再有什么发挥了！

2、分李秀成等人之权。

天王见我兵多势众，忌我私心，内有奸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李秀成自述》

洪秀全利用陈坤书与李秀成有矛盾，封陈坤书为护王，以分李秀成的势力。

此后，洪秀全又“众建诸侯以分其力”，封了李秀成手下多人为王，进一步分李秀成的势！

其实，李秀成虽然有私心，但他对太平天国的事业还是忠诚的。他所不满的，只是洪仁发、洪仁达这些人以及朝政的腐败！

如此分李秀成的势，不仅使李秀成号令下级不再自如，也寒了忠王的心。

而当李秀成为警醒天王，屡屡上奏，陈请改革内政时，“天王日格不信，俱将天话逼来，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

如此，李秀成自然只能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上游局势不再关心了。

后来，许多人责李秀成不顾上游，是私心作祟，其实，换位思考，如果你是这个时候的李秀成，被天王打压、排挤，怨愤无处可伸，自身难保，你能做得更有大局观吗？

总之，洪秀全的几处处置，既废了自己的中枢指挥系统，又打压掉了陈玉成、李秀成等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此，太平军虽多，自然也就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了！

这就怪不得曾国藩不客气了！

安庆之战，湘军虽胜，但苦战年余，急需休整和整顿。

然而，如果不能利用安庆取胜的时机，发起战役追击，安庆的胜利果实随时可能丢失。

陈玉成战败后，先去了安庆，赖文光建议他去荆襄招兵，又联合捻军，以图恢复。

显然，此时的陈玉成，纵然不能卷土重来，真的“复皖省”，但仍然有相当的周旋地域和较好的扩军条件，如果给他喘息之机，以后再收拾就很难办了！

因此，曾国藩决心在转入休整前，先发起战役追击，稳定形势。

曾国藩的战役追击，主要选准了两处。

第一处，是湖北的黄州、德安等地，那里是陈玉成在湖北的基地。拔掉了那里，赖文光所谓去荆襄招兵的企图就不能实现了！

第二处，是位置紧要的池州、无为。

池州位置紧要，“内则坚守石隶、太平，阻徽师进兵之路，外则上犯建德、鄱阳，为江西北边之患”。

攻占池州，则可使太平军难以向赣北发展，从而难以威胁湘军后方。

无为，则既是太平军陈玉成兵团与天京方向连接处，又是太平军重要粮食供应地。

而对湘军来说，无为州占江面300余里，下距金陵亦300余里，湘军占此，则其上游两岸根基巩固，进可攻，退可守，掌握了主动！

攻占无为，则既使陈玉成陷入孤立，又使湘军在上游两岸根基巩固。

安庆之战后，陈玉成兵团实力大减，这些地方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守军，但缺乏外援，难以支撑。

因此，湘军攻池州时，刘官芳不敢恋战，弃成城撤走；湘军攻无为时，守军进行微弱抵抗后，深感实力悬殊，也撤走了。

于是，湘军迅速就控制了沿江州线，“安庆百里间无贼垒”，湘军巩固了安庆之胜的成果！

至此，曾国藩才转入休整，下令各军分防各地，又令曾国荃回湖南招兵，多方调整，以准备下一步行动。

这种情况下转入休整，则湘军能够在比较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准备，强化力量。

而相比之下，太平军方面则十分不利。

一则陈玉成兵团形势更为孤绝，无法得到补充，陷入到“要么集中起来消极防御，要想分兵出去发展则守备不足”的尴尬处境；

二则天京方面无法得到皖北之粮，即便有心反击也难以速行···

如此，战事平静的这段时间，湘军能得到休整、充实，太平军则难以施展，形势对湘军就更有利了！

必须承认：经过这么多年的刀山火海，当年的书生曾国藩，如今对战役指导节奏，已经驾轻就熟了！

随即，曾国藩制定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而这个战略部署，则是湘军此后进展胜利的关键所在！

1、三面出击：以“至弱”吸引太平军“至强”。

对湘军来说，此时最主要的对手，自然是李秀成兄弟。

如果李秀成兄弟及时西进，不但可能抵挡住湘军的进军，还能由浙江、皖南威胁湘军腹地江西，阶段湘军后路；而即便李秀成不及时西进，放任其在富庶的江浙安心经营，甚至打下上海，获得巨额军饷，将来也是很难办的。

所以，曾国藩一定牵制住李秀成兄弟！

曾国藩推荐李鸿章为江苏迅速，率领新练淮军6000人，分赴上海、太湖，在洋枪队等武装的配合下，抵挡李秀成对上海的进攻，并与之争夺江苏；

曾国藩又派左宗棠入浙江，在尚存的浙江清军和洋人的支持下，发动反攻。

如此，李鸿章、左宗棠在江苏、浙江开辟战场。

因此，李秀成兄弟的强大兵团，长期被牵制在后方，后来即便救援天京也是心猿意马、动作迟缓。

而且，对湘军来说，李鸿章、左宗棠所带走的兵力数量有限，只是“偏师”！李鸿章、左宗棠两支“偏师”，就使太平军腹背受敌，吸住了太平军中最强大的李秀成兵团，这对湘军加快战争胜利的步伐，起到了关键作用！

2、四路进军：稳步推进，全胜之势。

李秀成兄弟在苏浙地区占地辽阔，兵力雄厚，因此，李鸿章和左宗棠能吸引住他们就不错了，实在不能期待他们进攻金陵。

要直取金陵，彻底灭掉太平天国，还得靠湘军主力！

因此，曾国藩又策划了一个四路进军金陵的计划。

多隆阿先解决掉庐州陈玉成，然后由北岸进兵，攻九袱洲，围逼紫金山一带。

李续宜则自淮甸南下，会合镇冯子才，然后等待与鲍超的会合。

曾国荃则先攻北岸巢湖、和州，然后渡江南进，会合水师攻金柱关，攻取芜湖、太平后，进逼雨花台。

鲍超则在攻克宁国后，盘旋至句容、高淳，在金陵东北，与曾国荃互为犄角。

可以说，这个进军方案，稳妥严谨，确保后方的巩固，先处于不败之地，而且，立足于包围天京，切断天京外援，充分发挥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传统。

平心而论：曾国藩这个”三面出击，四路进军“的方略，”三面出击“实在是高招，但”四路进军“的方略则难称高明。

”四路出击“，虽然能够保证侧后的安全，是立足于“稳慎”，但实际上兵力分散于广大战线，彼此救应不易。

虽然湘军此时兵力已盛，但比之太平军并无优势，兵力分散于宽广的战线，彼此救应不灵，力量分散，而且，立足于围攻天京的想法虽好，但各路进军速度必然有快有慢，一旦有一路进军受阻，则合围的设想也很难实现！

所以，曾国藩的战略虽然有高明之处，但也有不足之地，如果太平军指挥得当，胜负仍然难知！

湘军在安庆动员，逐步开始进军。

此时，太平天国，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击。

1862年3月，护王陈坤书、对王洪春元，从天京出发，对江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太平军之所以发动此次反击，着眼点是两个。

1、天长、六合、江浦、浦口刚刚陷落，天京江北门户已失，威胁极大，这是眼前最大的威胁；

2、陈玉成孤守庐州，派人求救，天京方面唯有先收复江北门户，然后才可能派兵解救陈玉成。

显然，太平军的反击，着眼点是眼前看到的威胁，似乎对湘军在上游正在开始的庞大攻势并无察觉！

此次反击的规模比较大，“贼势遍地”，给江北的清军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此时，湘军即将从上游攻过来呀！大家方向都不一样呀！

如果太平军投入了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比如李秀成兵团，那么，或许可能从战略上改变局面，破坏湘军的企图。

但是，仅仅是陈坤书兵团，虽然能给江北清军带来一些冲击，但绝不足以起到将湘军主力吸引过来，从而改变战略态势的目的。

陈坤书兵团这支宝贵的主战兵团，陷入江北战场，虽然在局部形成了声势，但却使上游守军更加孤立无援了！

如此，这招主动出击，反而使太平军的形势更加不利了！

果然，随后的战事，既证明了曾国藩计划的高明，又证明了曾国藩计划的不足。

1、总体上十分有利。

李秀成在苏南，李世贤在浙江，皆被李鸿章、左宗棠所牵制，自顾不暇，对上游战事没有任何反应。

而在整个作战期间，太平军已经没有调遣强大主力兵团上援，也没有派出大将在前方统一指挥，因此，上游守军士气不佳、军威不振，始终处于明显劣势。

这是湘军能迅速逼近天京的主要原因。

其中，既是因为曾国藩“三面出击”之策得当，左宗棠、李鸿章牵制了李秀成兄弟，也是因为天京洪仁达领导的中枢愚蠢而没有威望，无法进行协调！

2、进度不一。

曾国荃一路进展最为顺利。

在水师的配合下，湘军很快就攻陷了芜湖等处，迅速逼近天京城下。

多隆阿一路效率也不错，攻陷了庐州，解决了陈玉成，但在曾国荃逼近天京时仍然没有抵达预定战场。

鲍超所部则在杨辅清的抵抗下，进军迟滞，迟迟不能靠近天京。

李继宜部则因军势阻滞，一直滞留在后方，后来曾国藩干脆改命镇江的冯子材部，等待鲍超攻克宁国后“出兵会之”。

总之，此时，湘军四路进击，实际上多路不顺，以至于曾国荃有孤军而进的样子。

这再次表明：湘军的实力并不占绝对优势，如果太平军指挥得当，是可能给湘军沉重打击的！

曾国荃部进展顺利，很快就打到了雨花台，开始进攻天京。

然而，由于进度不一，此时，曾国荃部已成孤军。

此时，如果太平军集中力量，迅速对立足未稳的曾国荃展开围攻，是可能先歼其一路，取得重大胜利的！

这个时候，洪秀全终于想到了李秀成，急招李秀成来援。

然而，一来，李秀成及他的部下，正陷于与李鸿章、左宗棠的鏖战，很难迅速脱身！

二来，李秀成对解天京之围有自己的见解，认为不如先加强天京的粮食和兵力，自己在江浙发展，等到湘军在天京城下顿兵日久，兵疲将懈，再实施解围作战。

结果，一来二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等到李秀成招集大军来战时，已经是9月了！

此时，距离曾国荃5月抵达天京城下，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了！

这时，虽然曾国藩原先拟定的其他几路大军仍然没有抵达（可见曾国藩的四路进攻之策问题之严重），但曾国荃已经站稳了脚跟。

雨花台大战，李秀成以绝对优势兵力进攻，无果后撤退。

天京城，如此就陷入绝境了！

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其实仍然有相当强的实力和一定的险要纵深，并没有必败的道理。

曾国藩的“三面进击”之法，虽然高明，但实际上，在早期，李鸿章、左宗棠够施加的压力，比当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还是小得多，如果太平天国仍如杨秀清时期一样指挥如一，仍然能够争取主动。

曾国藩的“四路进击”之法，看似确保了侧翼和后路，十分稳重，但其实兵力分散，并不高明。如果太平军仍然能保持三河镇大捷时的团结一致，是完全有能力集中力量歼其一路，打开局面的。

然而，此时的太平天国中枢愚蠢短见，地方各自为战，上下相疑，早已是一盘散沙了！

如此，虽有庞大的军队，虽有一定的纵深，到底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