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油山地处赣粤两省边界。"千峰转不尽，十里万重山。"那高插入云的峰峦，挺立着参天的古树，漫山是青翠的竹林，齐腰深的茅草，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
早在1926年，这个地区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6年和1927年，南康、信丰、赣县、上犹、崇义和南雄等县，先后建立了工会和农民协会。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一部分部队经过这里，给群众留下了部分枪支弹药。到了1928年春天，这几个县的农民，举行了武装暴动，给予国民党的地方当局和地主武装以沉重打击，为创建工农武装和建立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9年1月以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到这里，与赣南党组织一道，创建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年年征战，岁岁烽烟，直至1931年以后，赣粤边区就成为中央苏区的西南屏障。到长征开始时，这里也给予略。而当我们突围部队到达油山之后，它便成为敌人注目的中心了。
在军事上，敌人以超过我们几十倍的兵力，对我们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和封锁。在政治上，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整顿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张贴"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反动布告，妄图切断群众与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在经济上，他们专门制订了"封锁匪区纲要"，颁布了《断匪接济办法》，严格控制墟场集市，限制各种买卖："凡接近匪区最前方各地之商店，其货物只准人民零买，不准整批发卖。"至于粮食、食盐、药品以及汽油、煤油、电料、钢铁、紫铜、白铅、硝磺等，更是"绝对的一律禁止输入匪区"，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因此，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但是，在敌人的内部，也不是无隙可乘的。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是广东军阀，他想利用"剿共"，乘机把赣南变成他的势力范围；而蒋介石既想利用他"剿共"，又暗中防备他再向北扩充势力。因此，余与蒋介石之间，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之间，矛盾重重，经常发生摩擦。我们就在这几种敌人势力的接合处的缝隙间，利用矛盾，穿来穿去，神出鬼没，开展活动。我们在赣粤边先后开辟了五个游击区：
油山区﹣﹣位于江西信丰、大余和广东南雄交界处。这里山岭连绵，形势险峻。山谷里散布着小村庄和稻田，世代居住着劳动人民，这是赣粤边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北山区﹣﹣在南雄西北帽子峰的周围。这里有很大的原始森林，走上几天都看不见边。
信丰、南康、赣县区﹣﹣中心在大龙，大部分丘陵地带，人口相当稠密。
南山区﹣﹣在龙南、全南、定南、信丰和南雄交界处。
上犹、崇义区﹣﹣在赣粤湘三省交界处，大部分是森林地带。
我们这五个游击区，既远离长征的红军主力，又跟南方八省的其他游击区完全隔断，就像大海里的几个"岛屿"一样。
二
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尚未肃清，在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死打硬拚的盲动主义情绪。特别是由于受"等待主力红军回师反攻"的方针影响，在红军游击队中较普遍地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和依赖思想，以为只要熬过几个月，主力红军便可回师，中央苏区便可以恢复。因此，部队仍然集中活动；在工作上照旧是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建立政权，完全沿袭中央苏区的整套工作方法。例如赣粤边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就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拚掉几个算几个。"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不相信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早在我们上油山之前，他就违背"部队要分散"的指示，坚持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把军分区的部队，摆开了队伍，上课下操，吹号集合，点名出发，要和敌人硬碰硬。结果，大队人马一行动，很快就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马上派重兵来"剿"，搞得游击队天天转移，很被动。
当时，也有的同志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存在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主张消极打埋仗，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坐等新形势的到来。他们说："红军主力不派队伍回来，我们就不能和敌人作战，作战就要失败。"
当革命处在低潮的时候，出现这种悲观失望情绪，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一些同志的心目中，这次中央苏区的失败，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失败，把一个好端端的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大家把希望寄托在长征的红军主力，可是，自从红军主力离开遵义以后，现在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我们一点消息也得不到。游击队困顿空山，人少地薄，能否坚持下去？坚持下去究竟有没有前途？
记得当时国民党报纸称陈毅同志为"陈毅股匪"。有的同志就问："'陈毅股'是谁？"陈毅同志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几天，国民党报纸又改称为"陈毅散匪"。那个同志又问："'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同志答："还是我。"那个同志奇怪地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同志笑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标小，少麻烦。"
三
项英、陈毅到达油山后，感到面临的形势险恶，而红军游击队中存在的盲目乐观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如不加以克服，不切实际的工作方法如不加以改变，就会使红军游击队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因此，他们在南雄县的大岭下村，召开了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军分区领导干部汇报会，主要是听取赣粤边特委在油山三个多月来的工作汇报。会上，他们对特委和军分区胜利到达油山，保存了力量，站稳了脚跟，表示赞扬；同时指出：要注意克服盲目乐观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在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上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敌军"清剿"在即，机关要精简，部队要分散，中央苏区建立政权，打正规战的那些做法不能再搬用了。会上，还作出了分兵部署。
为了摆脱敌人对油山的包围，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从油山转移到北山。到达北山后，即在大余县帽子峰脚下的长岭村继续召开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长岭会议"，有近七十人参加。会议学习了中央早先给留下部队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具体研究和部署了在赣粤边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项英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指出："中央苏区虽然丧失了，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强调说："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策。"陈毅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日益加深了，我们红军还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现在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十个人的队伍，几十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个人的队伍，几百个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队伍。那时，只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才是抗日的主干。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和发展了，与北方的红军主力配合，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就能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他还风趣地说："现在我们还不能下山，总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但他也提醒我们："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的。"
陈毅在讲话中同时也反对盲动主义情绪，不赞成同敌人死打硬拚。他说："如果跟敌人硬拚，拚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并强调说："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陈毅同志还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的精神，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的问题，以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项英、陈毅同志的讲话，像是拨开了油山的云雾，使我们在众说纷纭之中看清了光明的前途。我们看到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感到心胸开阔，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也大大加强了。
长岭会议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分析了形势，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今后的任务，提出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即以油山、北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在斗争策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以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游击主义，防止死打硬拚和消极隐蔽的倾向。会议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康赣和南雄两个县委；县委以下根据实际情况，成立区委、工委和支部。共青团组织，也按党的系统逐步建立起来。
长岭会议的工作方针是在反对盲动主义和反对悲观失望情绪的基础上制订的，在贯彻执行中间继续遇到来自这两个方面的阻力也并不奇怪。记得有一天晚上，项英、陈毅同志在一间老百姓的堂屋里，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到会的二十多个同志，在一盏微弱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听着项英、陈毅的发言。他们根据长岭会议的方针提出了调整部署、分散打游击的意见。可是，他们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以极"左"面孔出现的向湘林，霍地站了起来，说他不赞成把军事力量分散，并再次搬出他那套"拚掉几个算几个"的主张，重弹"现在革命不是低潮"的老调。但这套货色很少有人赏识了。大家纷纷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又是集中，又是正规，算了吧，我们吃够了这个苦！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按照长岭会议的方针办。向湘林只好把他那套货色收起来。然而正是这个向湘林，在敌人的一次"清剿"中被俘后，就可耻地叛变了。他带领敌人在南雄县城门口，指认行人：谁是化了装的游击队员，谁是支持过游击队的革命群众；他带领敌人搜山，寻找游击队，还扬言要捉拿项英、陈毅同志。这个原来极"左"的向湘林，摇身一变而为粤军的忠实鹰犬。
长岭会议根据"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调整了游击队的部署。
由蔡会文同志率两个大队，到崇义、上犹边境，向湘东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红七十一团和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
由李国兴同志率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使北山与蔡会文部联成一片，并派一支游击队到大余的洪水寨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由曹水清、曹耀全同志和肖国稠（后叛变）率领的游击队，向信丰、崇仙、三南（全南、龙南、定南）、安远一带发展，并设法与中央苏区取得联系。
由黄成则（队长）、张日清（政委）同志率一部分队伍，向三南发展，同时加强大龙地区的工作。
派曾彪同志率一个小队在大余、南雄之间的梅山地区活动，再派一个小队留在北山当地打游击，保护地方工作；并将贺敏学同志所率的连队编入赣粤边游击队，随特委活动。
项英、陈毅则坐镇北山，直接领导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开展游击战争，我留下来，随他们一起活动。从此，我就同患难与共的蔡会文司令员及由他率领的部队分开了。
长岭会议确定的工作方针和措施，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的具体运用。长岭会议成了我们由正规战争转入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