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德怀视角看粟裕:建国后屡次违令行事,虽无私心,但风险过大

新新史界 2024-09-01 11:10:44

彭德怀和粟裕,在战争年代仅有过几面之缘,但建国之后,两人却在一起合作了6年。

一个是国防部长,兼顾主持军委日常,一个担任总参谋长,负责军队的全面工作。这两个岗位也是全军最顶层、最重要的中枢机关,联系密切,甚至连办公地点都紧挨着。

对于这两位老上级,干了12年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曾说过一句公道话: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他对我们很信任,很放手,也很讲原则。彭老总负责军委工作,只要是正确意见,都可以向他提出来。”

彭德怀统筹全局,粟裕坐镇总参,张爱萍、陈赓、李克农等副总长分工协作,大家办事都讲民主,虽然也常有争论,但都是谁有理就听谁的,从不伤及友谊,下班了还一起下馆子,轮流坐庄。

每每谈及这段时期,张爱萍都叹息不已,说这是新中国军队建设最好的一个阶段,但自从粟裕1958年卸任总参谋长后,那种和谐交心的氛围就再也没有了。

在粟裕最后留在总参的那段日子,张爱萍也去劝过,并说了这么一段话:

“别老觉得委屈,干脆,开诚布公、直截了当找他谈一谈嘛!”

张爱萍口中的这个“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在军事领域,彭德怀和粟裕有着天生默契,他们眼界超前,都着眼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两人之间也确实存在理念上分歧。也正是这种分歧,最终让粟裕无奈退居二线。

那么到底是哪几件事,让彭、粟之间有了不同的想法?原因又来自哪些方面?是个人性格,观念的差异,还是时代的局限性?

一、四个字的误会,竟引得三军震动

事情的起因,是1955年6月20日深夜,从南京军区发出的一封急电。

电报直接呈送国防部,由彭德怀亲自接收,其大致内容如下:

“限今年内完成解放马祖列岛的作战任务,我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同时攻击三岛困难很大,没有一年半以上的准备,无法实施。”

按理说下级军区执行任务有困难,来电要求宽限时间,算不得什么大事。但看完电报的彭德怀,却差点气得拍了桌子。

彭德怀为何会发火?

第一、国防部并未下达过要进攻马祖列岛的命令。

第二、当月月初,毛主席曾作过最高指示,提出万隆会议后因为国际形势变化,基于外交需要,攻打马祖的事情以后再定,台海局势要以平静为好。

第三、关于东海沿海作战方案,国防部曾明确规定每次只能选定一个最小最弱的敌占岛屿攻击,以求必胜,并避免多岛同时攻击,这项方案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也就是说,南京军区不仅没接到命令就进入了战备状态,还连着违背了毛主席两项最高指示。擅作主张,私自调兵,南京军区这是想把天捅漏了?

但从接收到的电报上,彭德怀又很敏感的注意到了一个词—“作战任务”。谁布置的任务?如果不是国防部,那问题就可能出现在总参谋部。

为了搞清楚真相,彭德怀让人叫来分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问他是不是绕过国防部直接给南京方面下了命令。

陈赓了解完情况,第一反应也是惊讶,赶忙解释说总参一直严格遵守工作原则,重大军事命令都会呈送国防部审批后再下发各单位,不可能直接给哪个军区下达作战任务。

不过稍缓一会后,陈赓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补充说了一句:

“关于打马祖的问题,总参确实开过会,我和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以及福建军区副司令皮定均研究过,认为可筹备攻打马祖,并加紧全面准备,能三个岛同时攻击有利于速战速决,但应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研究后再定。”

陈赓毕竟脑子灵活,到这里,他其实已经猜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前一段时间福建军区副司令皮定均来北京,粟裕因为担忧沿海战备过于松懈,曾代表总参特意找他谈过话,建议让福建军区及南京军区“加紧全面准备”,为解放马祖等沿海诸岛积蓄力量,有备无患。

因为只是建议,所以总参并没有下达正式文件,而是让皮定均回去之后口头传达。现在看来,南京军区之所以在火急火燎准备打马祖,大概率就是传达过程中出了问题。

而之后的调查也证明了陈赓的判断。

第一、南京军区确实把“全面准备”理解成了“全面进攻”,把总参的“建议”理解成了“作战任务”。

第二、粟裕说要考虑多岛进攻的方案,并不是否定毛主席逐岛进攻的方案,而是希望前线指挥员要预留备选方案,避免国际形势再度变化,或出现意外情况时,来不及反应,但南京军区却误以为是要把多岛进攻定为首选方案。

说到底,整件事情只是个误会。而造成误会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刚建国不久,很多中枢部门的权责还未明确。比如国防部、总参谋部下命令的模式是什么?是和战争年代一样,口头指示也算命令,还是说一切都必须以正式文件为准?国防部和总参,军事上又到底该以谁为主,听谁的命令?

这里头的细节,莫说皮定均、许世友这些军区司令们把握不准,就连彭德怀和粟裕其实也说不好。建国初期各部门都是刚刚搭好架子,很多事情根本没有明确规定,所以令出多门,命令传达不准确这样的误会屡见不鲜。

但这一次的事件,毕竟牵扯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影响很大。更何况这里还涉及到一些需要避嫌的方面,南京、福建这两个军区,干部大多都是三野出身,而粟裕原来就是三野的代司令。

老首长凭几句话就能调动两个军区同时行动,这种先例可万不能开。

7月初, 在和毛主席做过具体报告后,彭德怀专门召开了一场专门关于福建沿海的作战会议。总参谋部由粟裕、陈赓、王尚荣代表出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海军副司令罗舜初,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人悉数到场。

华东海陆空的指挥班子,几乎都来了。

彭德怀做事向来严谨,虽然他够理解粟裕是无心之失,但这次毕竟因为“准备”和“进攻”四个字的误会,就引得三军震动,所以该严厉还是得严厉,该有的告诫也不可少。

会上,粟裕、陈赓都做了详细说明,有误会就澄清,有疏忽就检讨,也算是把事情妥善地了结了。

但谁又能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二、彭德怀和粟裕,都有苦衷

其实早在马祖事件之前,粟裕就考虑过国防部和总参的权责划分问题。

从时间上来讲,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总参谋部就搭好了班子开始办公,而国防部直到1954年才正式设立。但从关系上来讲,总参又隶属于国防部。

这一来二去,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按规定,国防部成立后,总参就需要在其监管下运行,重要工作的决策和执行都要上报审批。但什么才算重要工作,谁也说不准。如果事事都上报请示,国防部根本应付不来,但如果哪件事没有请示,之后又造成了过大的影响,总参又有越权嫌弃。

就拿马祖事件来说,粟裕代表总参让下级军区加紧备战,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建议,如果上报国防部,肯定是小题大做。但南京军区先是误解了传达内容,后来又把回电直接送到了国防部,让彭德怀误以为总参在绕过国防部擅自指挥军队,查来查去,事情的性质就严重了。

哪怕南京军区这封回电是直接发到总参的,两个部门也会第一时间发现误会,澄清也就好了,但中间加上一个“不明真相”的国防部,有理也扯不清。

国防部和总参,都是负责军队相关的工作,两个部门职能存在重叠与交叉,这就容易导致令出多门和沟通不畅的情况。而在国家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出现这种失误,属于兵家大忌。

对此,彭德怀无不担忧:

“我们各机关部门,大部分是临时感到需要,就临时增加。因此有的事情还无人管,而有的事情两个部门都管,这种现象必须根除”。

而在就任总参谋长半年后,粟裕也提出要划分国防部与总参职权,并制定好方案呈送国防部,但最后据说是五易其稿,始终未批准。

既然想法一致,又为何迟迟不予批准?

其实彭德怀也有苦衷。

裁撤一些部门和人员,或是缩减一些机构的职权,这里都牵扯了太多人情世故。彭德怀刚正不阿,做事从不徇私,但毕竟也要考虑照顾多数同志的情绪。更何况此事涉及的核心部门过多,牵一发而动全身,万事都需谨慎。

一来二去,也拿不出一个完美的办法。彭德怀着急,粟裕也着急。

直到1957年11月,彭德怀和粟裕带领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其中有一个日程就是两国的总参谋长进行礼节性的会谈。

在见到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后,粟裕请教了很多过于军队建设的问题,感触颇深,但因为时间有限,很多话题都来不及详谈。为了借鉴更多的经验,粟裕试探性得提出,能不能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

索科洛夫斯基答应了,事情也进行的很顺利,几个月之后, 苏军就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

应该说,粟裕这个思路是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军队建设基本上“照搬”苏军模式,有了这样一份得到过实践的材料,对解决眼前权责的难题是有决定性帮助的。况且用老大哥的方案,说服力也强,谁也不好再拿人情世故当由头了。

但这里,粟裕只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向索科洛夫斯基借鉴材料,符合情理,但不符合标准。因为按规定,两国之间进行官方性的文件交换,是需要报备的。

粟裕低估了整件事情的影响。

这件事在1958年最终被定性为“告洋状”、“争权夺利, 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甚至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

站在粟裕的角度,他之所以没有报备,一来是因为临时起意,事先没有预料到,所以选择事急从权;二来他找苏军参谋长要的材料,只是简单的参考性文件,还达不到需要报备的标准。

其实真要公正来看,对于粟裕的指责,没有一项是站得住脚的。他和索科洛夫斯基是第一次见面,以前根本不认识,两人的谈话加上翻译时间总共才20分钟,哪里来的“告洋状”。而且粟裕要材料借鉴,也是为了国防部和总参的工作需要,是彭德怀下达的任务需要,哪里又来的”“争权夺利”。

但一切,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其中就包括彭德怀。

三、从彭德怀视角看粟裕

1928年的12月11日,平江起义和井冈山的队伍在江西砻市顺利会师,两军召开了一场盛大的联欢会,彭德怀作为红5军代表发言,而粟裕当时刚调任红4军28团3连连长,在台下当观众,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彭德怀。

1934年的7月,粟裕调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跟随红七军团转战闽浙赣皖。3个月后,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开始长征。

红军时期,彭德怀和粟裕分属不同部队,且职务相差太大,都没有机会说上一句话,而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一个征战西北,一个纵横华东,相距了大半个中国。正因如此,彭德怀对粟裕的印象并不深,甚至可以说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不同的战争环境,对两人性格的塑造也影响很大。

粟裕长期在敌人心腹地带指挥作战,不冒险就无法生存,不临机决断就会错失战机,因此他打仗向来以“险”著称,擅打神仙仗,也敢于向上级范言直谏,敢于提意见,按自己的想法去指挥。

包括在担任总长期间,粟裕也从不独断专行,敢于放手让副总长去牵头抓工作,从不施加干预和影响。正因如此,总参才被张爱萍誉为氛围极好,工作效率远高于其他部门。

但在这方面,彭德怀的习惯又和粟裕大有不同。

彭德怀原则性很强,他常年坐镇中枢,从红三军团到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基本承担的都是保卫中央的工作,最忌讳的就是手下将领擅作主张,因为一旦出现失误,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

一个是“兵无常势”,善用奇招、险招的冒险家,一个是横刀立马,以稳重见长的彭大将军。如果两人是在战争年代搭档,可能会取长补短,碰撞出激烈火花。但在和平年代,不同的处事风格,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磨合,甚至是难以磨合。

从彭德怀的视角去看建国后的粟裕,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总参谋长,在军事领域的判断力和决断力都是一流的。

但在另一面,粟裕又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他不像一些干部,宁愿没有成绩,也不去主动做事,因为事做的越多,越容易犯错。粟裕是敢想、敢干,而且往往因为眼光过于超前,粟裕的观点很难被常人所理解。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粟裕曾建议组建战略预备队,认为应该从各大军区抽调出几个军,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一旦发生战争,国家可以不通过军区,直接指挥这些部队,进行最快速的战争反应。但粟裕这个意见提上去后,却被人误会,说他是有“争夺这几个军的想法”。

但若干年后,国家又从战略层面考虑,成立了粟裕所说的战略预备部队,一直沿用至今。

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提出的绝大部分想法,最终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这些想法一开始又难以被人所理解。包括在彭德怀看来,粟裕的一些行为虽然没有私心,但往往不合规矩,且过于冒险,一旦开了先例,被后人效仿又该如何收场?

彭德怀和粟裕,性格不同,处事风格不同,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的理解也不同。加上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切工作都是以快为第一标准,部门之间又存在权责不明等诸多掣肘,所以两人虽然搭档了6年,却没有太多机会进行磨合,对彼此缺乏深入的了解和信赖。

只能说,两位天才的军事家,内心都是极为纯粹的,如果真的像张爱萍所说的那样,两个人当时能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谈一谈,可能误会终会化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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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半路出家的中国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