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对县大队的行踪了如指掌？干部警醒：有内奸
1939年的冀中平原，抗日战争如火如荼。县大队作为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日军的斗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让县大队的干部们陷入了深深的疑虑。日军似乎总能准确掌握县大队的行踪，多次险些将其包围。最令人心惊的是，在薛庄发生的那场惨案中，县大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一切究竟是偶然，还是另有隐情？干部们开始警觉：难道队伍中混入了内奸？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个可疑的迹象浮出水面。究竟谁是那个出卖组织的叛徒？他们又是如何将情报传递给敌人的？在这场与敌人的隐秘较量中，县大队能否揪出内奸，保护自己的安全？
1939年10月29日，一个注定被载入冀中抗战史的日子。清晨的薛庄，还沉浸在秋日的宁静中。然而，这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日军的突袭来得既迅速又突然。数百名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向薛庄村涌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歼灭驻扎在此的清苑县大队。日军的情报似乎异常准确，他们选择在县大队最不设防的时候发起进攻。
北面的哨兵最先发现了敌情。他果断开枪，打死了一名日军，同时也惊醒了正在熟睡的县大队官兵。枪声如同一记警钟，瞬间打破了薛庄的宁静。
县大队的官兵们迅速集结，准备向外转移。然而，当他们意识到村子已被日伪军团团包围时，局势已经变得异常危急。在优势兵力的包围下，县大队别无选择，只能据守村庄，与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
战斗从村沿打到村里，从房下打到房上。子弹呼啸，炮弹轰鸣，整个薛庄村顷刻间化为一片战场。县大队的战士们奋勇抵抗，誓死不降。即便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用农家的铁锹、镐头、刺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于大队长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表现得尤为英勇。当周围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时，他独自躲进一间被炮火烧塌的房子里，用手枪击毙了9个冲上来的日伪军。最后，当日军冲进屋内时，他毅然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不屈。
政委也带领一批战士用农家的铡刀、铁锹与日伪军展开肉搏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县长则率领一部分人试图突围，却遭到日军的伏击，不幸身亡。
整整一天，薛庄村陷入了血与火的炼狱。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在勇士们的呐喊和高声呼号中，这场惨烈的战斗终于落下帷幕。日伪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后的薛庄村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150多名县大队烈士的遗体散落在村外、街道、院落和屋内。更令人痛心的是，39名无辜的村民也在这场战斗中丧生。这场惨案不仅给县大队造成了重创，也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薛庄惨案震惊了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人们无不为县大队将士的英勇牺牲而感到悲痛，同时也开始反思：为什么日军能够如此精准地掌握县大队的行踪？是否有内奸向日军泄露了情报？
尽管遭受了重创，但抗日斗争的火种并未熄灭。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薛庄惨案发生后不久，上级就任命了新的县大队领导班子。杨振被任命为新任大队长，孙峦峰担任政委。他们肩负起重建县大队的重任，开始召集幸存的队员和突围出来的零散人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新的县大队逐渐恢复了编制。他们吸取了薛庄惨案的教训，在行动中更加谨慎，每晚都会变换宿营地点。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感觉到日伪军似乎在不断追踪他们的行踪。
这种诡异的情况引起了新任县大队领导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怀疑，是否有内奸潜伏在队伍中，不断向日军提供情报。这个可怕的猜测，让整个县大队笼罩在一片不安和疑虑之中。
薛庄惨案的阴霾尚未散去，冀中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层迅速做出反应。1939年11月初，上级任命杨振为新任大队长，孙峦峰为政委，开始着手重建清苑县大队。这个艰巨的任务如同在废墟上重建一座城堡，考验着新任领导班子的智慧和勇气。
杨振和孙峦峰首先着手召集幸存的队员和突围出来的零散人员。他们在各村庄张贴告示，呼吁幸存的县大队成员尽快归队。同时，他们派出小分队深入各地，寻找在混乱中失散的战友。这项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许多幸存者因为担心日军的报复而隐姓埋名，不敢轻易现身。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新的县大队终于初具规模。杨振和孙峦峰根据幸存人员的情况，重新调整了队伍编制，设立了作战、侦察、后勤等部门。他们还从当地青年中挑选了一批新兵，补充了队伍的力量。
新县大队成立后，吸取了薛庄惨案的教训，在行动中更加谨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防范措施：每晚都会变换宿营地点，严格控制对外联系，加强警戒工作。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伍的安全性。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尽管采取了这些precautions，日伪军似乎仍能追踪到县大队的行踪。1939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县大队刚刚在王家庄安顿下来，突然接到村民的紧急报告：日军正从三个方向向村子逼近。幸运的是，杨振当机立断，立即带领队伍撤离，才躲过了这次危机。
这次惊险的经历让县大队领导层警觉起来。他们开始怀疑，是否有内奸潜伏在队伍中，不断向日军提供情报。为了验证这个猜测，杨振和孙峦峰决定进行一次试探。
1940年1月初，他们故意放出假消息，称县大队将在李家村驻扎三天。实际上，他们只在李家村停留了半天，就秘密转移到了10公里外的张家堡。果然，第二天清晨，日军对李家村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这次事件几乎可以确定，队伍中确实存在内奸。
为了进一步确认内奸的存在，县大队领导决定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他们开始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只有少数几个核心成员才知道下一个宿营地点。同时，他们还在队伍中散布各种假消息，希望能够借此找出内奸。
然而，这些措施似乎并未完全奏效。1940年2月下旬，县大队再次险些遭遇日军的包围。当时，队伍正在陈家庄休整。半夜时分，一名侦察兵匆匆赶回，报告说在村外发现了日军的踪迹。杨振立即下令全体戒备，准备突围。就在县大队撤离后不到半个小时，大批日军包围了陈家庄。
这一系列的惊险遭遇，让县大队上下都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内奸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究竟谁是内奸？他是如何将情报传递给日军的？这些问题像一团迷雾，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面对这种情况，杨振和孙峦峰决定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他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商讨如何揪出内奸。会议决定，要对队伍中的每个人进行细致的调查，特别是那些在薛庄惨案中幸存下来的人员。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可能难以查清真相。于是，他们向上级组织请求支援，希望能够得到更专业的调查人员的帮助。
就这样，一场针对内奸的秘密调查悄然展开。每一个县大队成员都成为了调查的对象，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揭露真相的关键。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新县大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940年3月的一个深夜，冀中平原的春寒料峭中，县大队正在李家庄驻扎。值夜的战士王大勇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敲击声。这声音断断续续，似乎来自村子西边的一间老屋。起初，王大勇以为是风吹动了破旧的门窗，但仔细听来，这敲击声有着某种规律，仿佛在传递某种信息。
王大勇立即向杨振大队长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杨振听后，立即召集孙峦峰政委和几名核心干部进行紧急商议。他们一致认为，这很可能是内奸在向日军传递情报的方式。
为了查明真相，杨振决定采取行动。他派出了几组侦察小分队，分别潜伏在村子周围的关键位置。同时，他安排了一名懂得摩斯密码的战士李铁山，专门负责破译这些神秘的敲击声。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到深夜，那奇怪的敲击声都会准时响起。李铁山废寝忘食地记录和分析这些声音，终于在第三天凌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发现，这些敲击声确实是一种经过改良的摩斯密码，内容大致是在传递县大队的人数、武器装备和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这一发现让整个县大队领导层震惊不已。内奸不仅存在，而且已经掌握了如此高明的传递情报的方法。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意味着日军很可能已经在村子附近设立了秘密的情报接收站。
基于这一判断，杨振立即调整了策略。他一方面继续派人监听和记录这些敲击声，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线索；另一方面，他开始在队伍内部散布假情报，试图误导潜在的内奸和日军。
就在县大队全力应对这一危机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为调查带来了新的转机。3月15日晚，一名叫张小川的年轻战士在巡逻时，无意中发现村西头那间老屋的屋顶上有一个奇怪的金属装置。仔细观察后，他惊讶地发现，这个装置看起来像是一个简易的无线电发报机。
张小川立即向杨振报告了这一发现。杨振当即召集核心成员商议对策。经过激烈的讨论，他们决定采取一个冒险的计划：暂时不动那个发报机，而是利用它来反间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县大队的几名技术人员秘密改装了那个发报机，使其能够发送假情报。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看似真实但实际上是误导性的信息，希望能够借此混淆日军的判断，同时也为找出内奸争取时间。
这个计划很快就见到了成效。3月20日，日军突然对距离李家庄20公里的张家沟发动了大规模搜查，恰恰是县大队通过那个发报机发送的假情报中提到的地点。这次行动不仅证实了日军确实在接收这些情报，也为县大队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然而，内奸的身份仍然是个谜。为了进一步缩小嫌疑范围，杨振和孙峦峰决定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他们将整个县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活动和信息都相对独立。同时，他们还在队伍中暗中设立了几个＂蜜罐＂，即故意泄露一些虚假信息，看哪些信息会被传递出去。
这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奸的活动，但也给县大队的日常运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队员们之间的信任度明显下降，一些原本简单的协作变得复杂起来。
就在县大队上下都陷入紧张和怀疑的氛围中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打破了这种僵局。3月底的一天，一名自称是国民党特工的神秘人找到了杨振，声称掌握了关于内奸的重要线索。
这名特工告诉杨振，他们在日军的一个情报站中截获了一份文件，上面记载了一个代号为＂白杨＂的间谍在县大队中的活动。虽然文件中没有直接提到这个间谍的真实身份，但给出了一些模糊的描述，比如这个人在1938年加入县大队，曾参与过几次重要行动。
这个消息给调查带来了新的转机。杨振和孙峦峰立即开始对照这些信息，试图找出可能的嫌疑人。然而，符合这些条件的队员不在少数，要在短时间内确定谁是真正的内奸仍然困难重重。
就在县大队领导为这个难题绞尽脑汁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日军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反间谍行动，正在秘密筹划一次大规模的＂围剿＂。县大队能否在日军的致命一击到来之前揪出内奸，保住来之不易的抗日力量？这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正进入最关键的阶段。
1940年4月初，冀中平原上的春意渐浓，但县大队的处境却愈发严峻。日军的＂围剿＂计划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杨振和孙峦峰深知，找出内奸已经成为关乎全队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这紧要关头，一个意外的发现为调查带来了转机。4月5日晚，县大队的通讯员老李在整理一批缴获的日军文件时，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与县大队此前截获的其他日军密码本有所不同，其中包含了一些奇怪的符号和数字组合。
老李立即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杨振。杨振召集了几名核心成员，包括曾经破译过敲击声的李铁山，一起研究这份密码本。经过整夜的努力，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奇怪的符号竟然与之前的敲击声密码有着某种联系。
这个发现让调查出现了突破性进展。李铁山根据这个新发现的密码本，重新解读了之前记录的敲击声。这一次，他不仅确认了更多的情报内容，还发现了一些此前被忽视的细节。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每次传递的信息结尾，都有一个固定的符号组合，很可能是内奸的代号。
根据这个线索，杨振和孙峦峰立即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调查。他们仔细比对了每个队员的背景资料，特别关注了那些在关键时刻总能＂幸运＂躲过日军搜查的人。经过几天的筛选，最终将嫌疑对象缩小到了三个人：王大力、张明和李四。
为了进一步确认内奸的身份，杨振决定设置一个圈套。他故意向这三人分别透露了不同版本的行动计划，然后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同时，他还安排了可靠的战士秘密跟踪这三人，希望能抓住他们传递情报的证据。
就在这个计划实施的第三天，意外发生了。4月10日深夜，跟踪张明的战士小刘突然发现，张明趁着夜色偷偷溜出了驻地。小刘谨慎地跟了上去，看到张明鬼鬼祟祟地来到村后的一个废弃水井旁，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裹，丢进了井里。
小刘立即向杨振报告了这一情况。杨振当机立断，立即组织人手包围了水井，同时派人下井搜查。果然，在井底发现了一个防水的金属盒子，里面装有一份详细记录县大队近期活动的报告，以及一台微型无线电发报机。
证据确凿，张明很快就被抓获。在严密的审讯下，张明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被日军策反，利用自己在县大队中的位置不断向日军传递情报。为了避免被发现，他采用了多种方式传递信息，包括之前的敲击声和这次的井底暗箱。
张明的供述还揭露了更多惊人的内幕。原来，日军在县大队周围布置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不仅有像张明这样的内部奸细，还有不少被收买的当地村民。这个情报网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日军总能准确掌握县大队的行踪。
在确认张明就是内奸后，杨振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命令全面清查队伍，彻底肃清可能存在的其他内奸。其次，他改变了此前的活动方式，采取更加灵活多变的战术，以避免再次落入日军的圈套。
然而，张明的被捕并没有立即缓解县大队面临的危机。相反，日军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情报来源可能已经暴露，开始加快了＂围剿＂的步伐。4月15日，大批日军开始向县大队所在的区域集结，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危局，杨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利用张明这个已经暴露的棋子，反过来误导日军。在杨振的指挥下，县大队通过张明的联络渠道，向日军传递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假情报，目的是引导日军进入一个早已设置好的伏击圈。
这个计划充满了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然而，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冀中地区广大群众再次展现了他们对抗日力量的支持。在县大队的号召下，周边村庄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配合县大队布置了一系列的疑兵之计，成功地迷惑了日军的耳目。
4月20日，日军果然按照假情报中的路线发动了进攻。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县大队和当地群众早已布置好的天罗地网。在这场激烈的遭遇战中，县大队不仅成功挫败了日军的＂围剿＂企图，还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粉碎了日军的阴谋，也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县大队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更多的爱国青年纷纷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来。
然而，杨振和孙峦峰深知，这次危机的解除并不意味着战斗的结束。日军仍然虎视眈眈，新的挑战随时可能出现。如何巩固胜利成果，进一步扩大抗日力量，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新课题。
1940年5月，冀中平原上的麦田已经泛起金黄，县大队在击退日军＂围剿＂后，迎来了短暂的喘息时期。然而，杨振和孙峦峰深知，这只是漫长抗战中的一个小插曲，更艰巨的挑战仍在前方。
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扩大抗日力量，县大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们加强了与当地群众的联系。杨振派出多个小组，深入到周边村庄，宣传抗日理念，组织群众参与到抗日活动中来。这些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成效，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到县大队的队伍中，使得部队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其次，县大队加强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杨振深知，只有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政治觉悟，才能在未来的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亲自制定了一套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包括游击战术、爆破技术以及简单的医疗救护等内容。同时，孙峦峰也加大了政治教育的力度，定期组织队员学习抗日理论，讨论时局，坚定抗战信念。
在内部建设的同时，县大队也没有放松对敌情的警惕。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当地群众组成的情报网，及时掌握日军的动向。这个情报网不仅帮助县大队躲避了多次日军的突袭，还为他们提供了许多valuable的军事目标。
5月中旬，县大队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军计划在月底向冀中地区增派一个联队的兵力，企图再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杨振召集核心成员紧急商议对策。
经过激烈讨论，县大队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他们计划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对当地的几个日军据点发动突袭，削弱敌人的力量，同时打乱日军的部署。
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杨振亲自带领一支精锐小队，潜入敌后进行侦察。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他们成功获取了日军据点的详细情报，包括兵力部署、防御工事等关键信息。
根据这些情报，县大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首先攻击位于李家庄的一个日军小队部，这个据点虽然防御较为薄弱，但地理位置重要，是日军控制当地的关键点。
5月25日夜，在新月的掩护下，县大队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李家庄。杨振亲自带领突击队，利用事先准备的土梯，迅速翻越了据点的围墙。守备的日军显然没有料到会遭到夜袭，仓促应战，很快就陷入了混乱。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在据点内展开了巷战。县大队的战士们发挥了游击战术的优势，灵活多变，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据点终于被攻破，大量武器弹药落入县大队手中。
这次突袭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县大队的士气。趁着胜利的东风，他们连续发动了几次小规模袭击，成功摧毁了日军的几个哨所和补给站，有效地打乱了日军的部署。
然而，这些胜利并没有让县大队放松警惕。相反，他们更加谨慎地评估形势，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斗做准备。杨振深知，日军不会轻易放弃对根据地的＂扫荡＂，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县大队开始在根据地内构筑防御工事。他们利用当地的地形优势，在关键位置设置了多道防线。同时，他们还组织群众挖掘地道，为长期游击战做准备。
6月初，日军增援部队如期而至。然而，他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准备充分、斗志昂扬的敌人。县大队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时而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时而分散游击，消耗敌人的实力。
这场持续了近一个月的战斗，成为了冀中抗日战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县大队不仅成功地挫败了日军的＂扫荡＂企图，还极大地提升了自身的战斗力和威望。
战斗结束后，杨振站在一个小山丘上，眺望着远处硝烟未散的战场。虽然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但他深知，要彻底驱逐日本侵略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县大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将继续为这个崇高的目标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