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16日发生的“陈炯明事变”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大事件。
当时孙中山正集结军队准备北伐，陈炯明突然在广东发动叛乱，导致孙中山一年多的北伐准备再度付诸东流，并且再一次被迫从广东去了上海。孙中山去世于1925年，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去世前的3年，它带给孙中山的震动非常之大，最终推动了孙中山下决心和苏联结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即所谓“联俄联共”。陈炯明发动的事变，阻滞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此后他成为历史书上的负面人物，长期被认为是“逆党”、“叛军”、“叛徒”。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陈炯明颇受赞誉的私人形象。章太炎曾说陈炯明“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申报》说：“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刘仲敬说：“不受外援，不卖国土，唯陈炯明足以当之。陈炯明历任方面大员，毫无贪污，家无恒产，病危不能支付房租，死无买棺之费。”就连孙中山都称赞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陈炯明晚年生活解决，三餐不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日本人给他送来8万元的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回。死后，他竟然没有买棺材的钱，用的还是他给母亲备用的棺材。而得知他的死讯，社会各界送到陈家的挽联有3000多幅，包含了社会各界的名流，甚至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都为陈炯明捐款。同样一个陈炯明，为什么他私人形象和政治形象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这要从陈炯明不同于时人的政治理念说起。陈炯明1878年出生于广东海丰，20岁中秀才，28岁入读广东政法学堂，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老家，创办海丰自治会，成为中国第一批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09年，陈炯明当选广东谘议局议员，积极推行各种改革社会的议案。1911年后，他成为广东省代理都督、都督、广东省省长等职务。外界比较熟知的，是陈炯明作为一个军事强人的身份，但实际上，陈炯明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在主政广东、闽南期间，他严禁烟赌，开创了广州市面上没有一家赌博馆的局面，当时广东市民曾为他铸铜像、修“陈公禁赌纪念桥”；他禁绝鸦片，曾在广州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
他大搞市政，裁兵简政，设置地方法院，实行地方选举，起草省宪，发展经济，兴办实业，还以广东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开办免费的公立学校、工人夜校，同时资助学生出国留学，被誉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先导者”的彭湃，就是受他资助去的日本留学，回国后陈炯明任命他为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如果单看这些，陈炯明无疑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优秀政治家，无论是私人品德还是施政纲领，他在时人中都堪称翘楚。但为什么在后来的历史上，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却如此负面呢？因为在陈炯明不仅支持地方自治，还相信“联省自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联省自治”的理念，最早出自梁启超的文章，简单来说就是效仿美国的联邦制，将全国按照省份给予其自治权，分而不烈，和而不同。在纷乱的民国，联省自治的理念一度非常流行，就连陈独秀都一度相信这个理论，并参加了陈炯明的广东省自治政府，主管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在南北谁也无法完成祖国统一的情况下，只能“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在“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办法下，逐步形成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曾这样概括他父亲的理念：“先父主张‘联省自治’，企图建立与欧美国家相彷的联邦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统一。”联省自治乍一看非常美好光明，但在当时的中国，却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原因很简单，在军阀割据的北洋时代，“联省自治”的办法不过是为割据各地的军阀们提供了分疆裂土的理论依据。据统计，当时南方六省的“联省自治运动”，所有的倡导者都是军人，且这些军人都和北洋军阀有关联。比如湖南督军张敬尧就曾高呼“湘人自决”，四川军阀刘湘也是联省自治最热心的支持者。这些军阀之所以支持联省自治，只不过是想借此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垄断化。试问：“湘人自决”权力会归于湘人，还是会归于湘军军阀？如果南方各省都联省自治，北方也割据分裂起来，全国的局面如何收拾？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与坚持北伐统一的孙中山政见相左，“陈炯明事变”即由此导致。本文无意贬低陈炯明的私德和官德，对他的各种成绩也是非常认可的。但是，陈炯明坚持“联省自治”，拥兵起事，客观上确实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对于陈炯明来说，这是他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