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路费备足，愿意走的送他们到罗湖桥。”1975年3月23日，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用铅笔在特赦文件上重重划了道横线。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就此落定——293名在押战犯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其中就包括原国民党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
这个春天的特赦不同以往。自1959年首批特赦以来，战犯释放多带着 “立功赎罪”的附加条件。而这次，国务院会议记录里赫然写着 “无差别特赦”四个字。有意思的是，名单里既有参与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兵团级将领，也有1949年后空投大陆被俘的 “黑蝙蝠”中队成员。监狱管理员老张记得，当宣布 “去留自便”政策时，几个白公馆出身的军统特务当场打翻了搪瓷碗，他们原以为这辈子都走不出秦城监狱的高墙。
释放仪式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举行。原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领到崭新中山装时，发现左胸口袋别着枚毛主席像章。 “这是改造期间劳动所得？”他疑惑地问管教干部。对方笑着摇头： “新发的，每人两枚。”在场战犯们不知道，周恩来特意叮嘱后勤部门： “衣服要量体裁衣，像章要擦得锃亮。”这种细节处的尊重，让不少人在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时红了眼眶。
10名申请赴台人员的故事最具戏剧性。原保密局少将段克文在香港启德机场给台北发电报，落款是 “效忠党国之老兵”。谁料台湾当局派来的《中央日报》记者劈头就问： “带回来多少潜伏名单？”更荒唐的是，当段克文等人滞留香港三月后，台 “国防部”竟在记者会上宣称： “共谍伪装投诚者，格杀勿论。”原中统特务周养浩气得撕碎 “中华民国护照”，转头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招待所。
大陆这边倒是显出十足诚意。统战部给赴台人员每人发10张侨汇券——这在计划经济时代能换到紧俏的凤凰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更绝的是安排他们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看着流水线上驶下的解放牌卡车，原国民党东北 “剿总”高参文强喃喃自语： “当年要是有这些铁家伙，辽沈战役未必输得那么惨。”这话被随行记者记在本子上，成了统战工作的活教材。
特赦浪潮在毛泽东逝世后达到高峰。1976年10月释放的144名武装特务里，有个叫林毅夫的年轻人。没人想到，这个曾驾渔船横渡金厦海峡的台军连长，二十年后会成为北京大学教授。而选择留在大陆的原军统少将沈醉，则在政协文史专员任上写出了《我这三十年》——书中披露戴笠坠机细节时，连台湾情报部门都托人求购港版书籍。
不得不说的是，这次特赦埋下了诸多历史伏笔。1979年元旦，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当年赴美定居的原国民党中将李以劻，正在纽约唐人街教人打太极拳。听说 “三通”倡议后，他给大陆亲属写信： “若真能直航，我想带弟子们回黄埔旧址练趟拳。”可惜这个愿望，直到他2004年病逝都未能实现。
北京饭店的送别宴上，红烧狮子头冒着热气。原国民党徐州 “剿总”副参谋长文强端着茅台敬酒： “这杯敬活着的，也敬死在战犯管理所的。”他仰脖饮尽杯中酒，突然拍桌喊道： “早二十年这么搞，老子何至于当十年战犯！”满座皆惊之际，坐在主桌的华国锋却笑着举杯： “文老这话，该记在统战工作备忘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