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08年七月，英国以帮助葡萄牙防御法国侵占澳门，保护英国贸易为由，悍然派遣九艘军舰入侵广东香山鸡颈洋面，随后英军三百人公然登岸，占据澳门三巴寺、东西炮台等处，要求在澳门居住。

此时的大英帝国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家实力突飞猛进，为了满足工业资本对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巨大需求，开启大规模海外殖民扩张。

18世纪末，英国已先后击败法国、荷兰，夺取北美大部、印度沿海、苏门答腊以及马六甲等殖民地。

面对来势汹汹的英国炮舰，清朝嘉庆皇帝强硬回击，立即谕示两广总督吴熊光与英军交涉，要求立即无条件驶离。

在英军无视警告后，嘉庆调集清军封锁水路，断绝其粮食供应，由于英军长途跋涉，且在西太平洋地区殖民力量薄弱，到十月份因后勤补给短缺，只能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以吴熊光在英军侵占澳门时表现怯懦为由，罢免其总督职务，并谕示加强澳门炮台管理。

这次短暂的交锋以清军的胜利告终，同时也为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不过从深层次来说，英国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触角已伸向东方，不久古老的大清帝国将不可避免的被席卷至全球化浪潮当中。

19世纪初，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通过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工厂生产出的大量产品以及实现扩大再生产，需要庞大的消费市场去消化。

拥有四亿人口、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成为英国资本进军的目标。

另外，随着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败北，拿破仑时代宣告彻底终结，英国扫除了海外殖民和贸易最大障碍，再不必担心法国会通过抢占澳门，动摇其在远东的贸易地位。

而当时清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口通商，严重阻碍了英国扩大对华贸易，英国资产阶级扩大中国市场的呼声愈来愈高。

这一系列因素促使英国外交使团访华提上日程，而这一任务落到了精通外交事务的阿美士德肩上。

1773年阿美士德出生于英国一个贵族家庭，父亲、叔父均担任帝国陆军中将、北美殖民地总督。

家境优渥的阿美士德早年曾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学习，于1793年取得文学士学位，1797年以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并继承勋爵爵位。

从1804年至1815年，阿美士德先后出任寝宫侍臣、那不勒斯大使、枢密院顾问官等职。

1816年阿美士德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任务主要是敦请清朝废除一口通商，增加对外商埠以及进行自由贸易。

鉴于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以及澳门、尼泊尔等边境军事冲突事件，英国对此次访华十分重视，除了阿美士德，还选派很多熟悉亚洲和中国事务的外交官员。

副使斯当东十二岁时曾经跟随马戛尔尼到访过中国，从1800年起在广东生活，对汉语翻译研究颇深，现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选委员会主席。

另一位副使埃利斯也曾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后来担任驻伊朗、土耳其的外交官。

使团其余成员中除了六名精通汉语的翻译，大部分是在中国生活的传教士、东印度公司高管，另外在出访前，英国外交大臣告诉阿美士德:

“只要能达成出使的目的，尽可以顺从中国的要求。”

这也可以看出英国对开通清朝门户、发展商业贸易的迫切需求。

公元1816年二月，阿美士德使团从英国出发，经过六个月的航行抵达天津，工部尚书苏楞额受嘉庆指派前去迎接。

此前阿美士德已接受英国政府指示，需与清廷达成以下内容:

一是准许英国商人在广州和当地商人自由贸易，不必再通过十三行中介；二是清朝官员不得任意闯入英国商馆；三是英国人有权雇佣华人为仆役；四是英国商人有权用中文直接向清廷官员陈述意见；五是准许英国政府派遣特使入驻北京，根据对等原则，中国政府也可以派遣特使入驻伦敦。

清廷方面，鉴于马戛尔尼访华的不愉快经历以及澳门军事摩擦，嘉庆对英国使团的到访表现出强烈的防御心理。

他一方面命令官员对使团进行招待，另一方面严格监视其一举一动，甚至指示接待官员，如果英国使团开放通商口岸，就直接拒绝，如果态度恭顺就可以觐见，否则将之驱逐。

对于礼仪问题，清廷十分看重，阿美士德自然遇到和马戛尔尼同样的问题，清朝官员要求阿美士德向嘉庆行三跪九叩礼，但遭到拒绝，坚持以单膝下跪礼仪对待。

经过一段时间的据理力争，使团做出让步，愿以“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代替，苏楞额勉强同意并向嘉庆奏报。

结果嘉庆大怒，认为天朝礼法不可私废，并革去苏楞额职务，命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往交涉。

由于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使阿美士德使团未能入京，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同时使团内部也发生分歧，副使埃利斯认为可以跪拜，但斯当东却以有损英国威严为由坚持反对。

由于斯当东更加了解清朝情况，因此阿美士德选择接受斯当东的建议，最终决定以“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覆动作三次”代替三跪九叩。

见英国使团坚持己见，和世泰等人为了向嘉庆交差，秘密商定:

先假意同意使团请求，并禀告嘉庆，使团同意三拜九叩，待使团进京面圣后，强行按到地上下跪。

随后他们向嘉庆奏报指阿美士德“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并称他演习叩头多次，已有长进。

嘉庆闻奏后，决定在八月二十九日于颐和园接见阿美士德使团。阿美士德从通州启程于二十九日凌晨抵达北京。

然而由于载有官服与国书的车辆仍未抵达，加上一路颠簸疲惫不堪，他要求稍作休息等待一切准备就绪再前往觐见。

但接待官员未能理解，到嘉庆那里变成“生病拒绝觐见”，这导致嘉庆以为使团傲慢无礼，大为恼火，当即取消觐见，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就这样，阿美士德还未坐稳就被清廷官员赶出驿站，匆匆忙忙离开北京。

到第二天，嘉庆了解实情怒气消去，但对觐见一事已无兴致，只赏赐一些珍玩予使团，并准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返回广州。

同时给英国国王带去一封国书，大致内容除了外交客套寒暄，即“中英两国相隔遥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以后不必再遣使来。”

而阿美士德在回国的船上的笔记中写道:

“也许，真正能够为我们打开中国贸易大门的，只有皇家海军，下一次派到中国来的最好使团，我想应该是一支舰队。”

最后阿美士德经由广州至1817年一月末在澳门登船返国。

对于英国来说，相较于马戛尔尼访华，这次阿美士德使团由于礼仪之争，连当面表达诉求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说收获，那就是阿美士德在途中“深入渤海沿岸测绘这一禁区的水道，取得山东到辽东一线的沿海航道详图，又测量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

同时由于贸易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开拓，使英商的走私活动与日俱增，鸦片贸易更是在此后成为走私贸易的大宗，为英国带来大量经济利益。

对于清朝来说，中国失去最后一次对外通商，追赶世界潮流的机会，鸦片贸易的猖獗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极大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国力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