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是我在武警某中队服役的第三个年头。那一年，我被调到县看守所执行勤务，主要任务是看守重刑犯。尽管已经见过许多罪大恶极之人，但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一个死刑犯行刑前后的点点滴滴。

那是初冬的一个早晨，北风刮过看守所的高墙，吹得人脸生疼。天还没亮，我们中队接到了指令：“今天上午执行死刑，你们负责押解任务。”我闻言愣了一下，尽管入伍后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时，还是感到莫名的沉重。

这次执行死刑的是一个叫刘建军的犯人，他因为抢劫杀人被判处极刑。听老队长说，他原本是个普通的泥瓦匠，因为赌博欠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抓捕他的时候，他还在出租屋里陪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今天我们押解刘建军，他的案子你们都清楚，整个过程必须高度警惕。”指导员的声音在寒风中尤为低沉，“还有，不要和犯人有任何情绪上的牵扯。”

我们一一检查了装备，穿上厚重的冬衣，列队走向关押刘建军的监舍。

押解前，刘建军在监舍里吃了最后一顿早餐。他低头坐在墙角，脸色苍白，双手微微发抖。铁饭盒里是两片馒头和一小碟榨菜，他吃得很慢，像在品味人生的最后滋味。

“家里的孩子怎么样了？”他突然抬起头问值班的老张，声音有些颤抖。老张没有回答，只是低声说：“吃完吧，别多想了。”

其实，刘建军的孩子早被送到福利院。他妻子在案发后离开了家，至今杳无音讯。没人回答他这个问题，他也没再问，只是低头咬了一口馒头，眼中浮现一丝复杂的神情。

行刑队伍准时出发，刘建军被戴上手铐和脚镣，走在队伍的最中间。路上，他一言不发，只是低头盯着脚下的地面。他走得很慢，脚镣的叮当声在寒风中清晰可闻。

“刘建军，有什么要说的，到了地方会给你时间。”老张走在一旁，声音比平时柔和了几分。

“没什么可说的，”刘建军低声回了一句，停顿片刻后又补充道，“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两个孩子，他们爸爸对不起他们。”

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紧。虽然他的罪行令人发指，但此刻他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我的同伴们也都沉默了，没有人再开口。

到了刑场，执行人员向刘建军宣读了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令。他默默地听着，面无表情，双手却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我有话要说。”宣读结束后，他突然开口。

他环顾四周，像是寻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我这辈子对不起太多人，对不起被我害死的那家人，对不起我的妻子和孩子。如果有下辈子，我只想做个普通的好人。”

说完，他眼眶微红，但很快低下头，安静地等待最后的安排。执行人员给他戴上黑布罩，他没有挣扎，只有轻微的叹息。

所有人退到安全距离后，枪声响起。那一刻，我感到心头一震，仿佛有一块巨石压着我的胸口。刘建军的身影倒下了，黑布罩随着他的身体滑落在地。

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但对我来说，却像过了一个世纪。周围出奇地安静，除了寒风夹杂着枯叶的簌簌声，什么也听不到。

回程的路上，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神情都很复杂，既有对法律公正的认同，也有对生命逝去的感慨。

我不由得想起刘建军说的那句话：“如果有下辈子，我只想做个普通的好人。”我不禁反问自己，是什么让他从一个普通的泥瓦匠，变成了抢劫杀人的罪犯？是环境，是贪念，还是某个不经意的选择？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这世上再没有刘建军这个人了。法律执行了它的威严，而他的生命也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后来，我退伍回到地方，每当冬天的风吹过，我总会想起那个初冬的清晨和那一声枪响。尽管我见过许多犯人，但刘建军的故事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希望那些挣扎在边缘的人，能多想想脚下的路，莫要重蹈覆辙。每一个错误的选择，或许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代价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无数家庭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