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仲先生讲述“豫章路三号”

陈公仲：南昌大学教授； 原南昌大学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世界华人文学学会副会长 壹号称“第一楼”的豫章路三号，在解放前是熊式辉的公馆，他在这里没有住多久，里面的装修很讲究，也保存得比较好。 刚解放的时候，我正在豫章中学读书。 听人说他在解放前夕匆忙搬家，离开的时候用了几十辆大卡车才把东西运走，当时是从中正桥今八一桥)出南昌城的，运完以后把桥炸了。 解放前夕他担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营主任，但大部分家产在南昌，所以逃跑之前特意回南昌把东西全部运走。这个人大概对琴棋书画都懂一点,家里有很多瓷板画像，主要是他本人各种姿态的画像，还有很多珍贵字画。逃跑的时候，把能拿走的全部拿走了,只留下了一些瓷板画像、瓷器和人参等东西。 南昌城是陈赓大将率二野一部于1949年5月22日解放的，解放军进城的时候，这所公馆作为交通接管委员会的办公房。但陈赓没有住在这里，他住在老一中那个地方。 现在的豫章路三号是省委书记楼，历任省委书记都在这里办公，第一任省委书记是陈正人同志。 此前，陈任吉林省委书记，有一天突然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把他召到北京，住在老北京饭店。据陈的秘书回忆，当时情况紧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先后与他谈了两天两夜，就江西解放后的人事安排、工作部署等事项向陈正人作了详细。 随即，中央任命陈正人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邵式平为省政府主席，陈奇涵任省军区司令员。然后，陈正人一行从北京直接赶到南京。再换“江汉号”大轮船过来。还有一艘军舰护航。杨尚奎、白栋材、刘俊秀等同志也在这时随大军南下。 到达九江以后，陈正人等三人换乘美式吉普车，由老温同志(陈的警卫员,从1938年开始跟随陈，一直跟到北京)开车，车开到永修涂家埠时，发现这里的桥已被国民党军队炸掉了，只得坐船，并用船把吉普车运过河，再从涂家埠开车赶到南昌。 他们于6月6日到达南昌，从陈赓手上接管了南昌城，打出了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主任委员是陈正人，副主任委员是邵式平、陈奇涵。陈赓率军继续往湖南、云贵川方向西进，四野则从南昌往赣州、韶关方向继续南下,在南昌留下了四十八军和三个独立师的兵力。 一开始陈正人等人住在现今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对面的原市人民银行里面。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夏天以后，交通接管委员会腾出了豫章路三号。8月份陈正人正式搬进办公，这一住就是三年。 邵式平则搬到了原来南昌市政府所在地（经济大楼）办公，当时那里全是平房，省政府就设在这里，省军区则在原来胜利路上的市公安局办公。 贰 当时豫章路三号周围还是沙地,里面有一栋主楼，还有游泳池、防空洞，以及很多花草树木。主楼为三层楼，看起来面积很大。一楼住着警卫排、警卫连的连部以及秘书、司机。省委常委会主要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陈正人也住了二楼的一间，摆了一张行军床和办公桌，家属全部住在三楼。 他的生活习惯像毛泽东，晚上通宵工作，别人起床他睡觉，睡到上午十一二点钟，然后吃早饭，他是不与家人在一起吃饭的。 豫章路三号是一个指挥中心，因为一楼驻扎有部队，看起来却像一个兵站，当时警卫排的战士是陈正人从吉林带过来的，大多数是朝鲜人,长得高大威武，身体也都很棒。由于很多战士不懂汉语，有一次让一个特务混了进来,但这个特务搞不清领导人住在哪一栋楼里，就在院子里瞎闯，后来被烧锅炉的赵师傅撞见，问他是什么人，这个人马上掏出凶器，但立刻被战士们抓起来。这批朝鲜兵在大院里驻防了较长时间，后来换防全部调走。 豫章路三号还是一个接待站。当时南昌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宾馆和专门的接待站，这里曾住过很多大人物，像刘少奇、叶剑英等同志都曾在此下榻。 1951年刘少奇带一帮考察人员来南昌拍板决定洪都机械厂这个项目，陈正人就把豫章路三号全部腾出来，自己全家搬到二纬路与别人挤在一起。当时家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声令下就要求立即搬家，并且得一天之内全部搬完，弄得全家的意见都很大……。 解放初期中央任命叶剑英同志为广东省委书记，还兼着解放军总参谋长。1949年叶是以总长的身份到南昌，此时广东还没有全境解放。这次陈正人没有搬家，因为叶帅1937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就和他很熟，他和叶帅共住在二楼，而且住了较长的时间。 1949年底广东全境解放，叶帅从这里赴广州上任。陈正人派兵派车送叶帅直到广州，叶帅还向江西要了一批干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吴南生同志，他原来化名陈南生，任南昌地委宣传部长,到广州后以把名字改回来。“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来成为开发深圳特区的第一任领导。 叁 陈正人在解放初期收容了一大批当年红军指战员长征前留在江西的子女。 井冈山时期以及红军长征以后,因为形势严峻，不允许带着孩子打仗，沿途不断的有红军的后代遗留各地，有些孩子从江西的山沟里找回来时还带着一身病，于是都先接到豫章路三号安顿下来，调养一段时间以后再送到父母身边去。 如果父母已经牺牲的，则送到烈士子弟学校(后来叫工农干部子弟学校)。这些孩子中有邓子恢、林伯渠、萧劲光、曾山、古柏等的儿子以及毛泽覃的儿子贺麓成。 在寻找这些红军后代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故事。 林伯渠和邓子恢的儿子接回来时,工作人员把两个孩子弄反了，把林的儿子林秉苏送给了邓，邓的儿子邓瑞生送给了林，而且林秉苏腿有残疾。后来发现弄错了，邓子恢当时表态说将错就错，他愿收下这个跛脚的孩子。但林伯渠说不行，孩子再怎么残疾，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还是换回来了。林秉苏后来留在赣南工作，直到退休。 邓瑞生则一直在北京工作，现在两个人都已年过七十了。 曾庆红同志也是陈正人派警卫员到吉安老家接回来的。然后送到豫章路三号住下来。 陈正人、曾山苏区时期他俩长期工作战斗在一起，并都受到毛泽东的信任。邓六金同志生下曾庆红以后，1940年专门把孩子送到吉安老家，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公开活动比较方便，地址也很清楚。 解放以后曾山委托陈正人寻找曾庆红，一下就找到了。 肆 豫章路三号还来过不少知识分子。陈正人对知识分子一贯尊重，也很器重他们。 建筑专家蔡方荫是地道的南昌人，早年留学德国，为建八—大桥，陈正人几次接他来豫章路三号，听取他的建议。后来陈调北京当建工部部长，把他也带走了，请他担任中国建筑工程研究院院长。 还有国际知名植物分类学专家胡先啸，审干时说他有历史向题，所在单位要对他进行审查。胡当时的情绪很低落，陈正人就把他找来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丢掉包袱，安心工作。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陈正人也做得很有人情味。 红军长征以后，苏区留下了一大批地方干部和红军战士。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反了水，大部分人没有反水，但有的人迫于生存，写了“认罪书”，有的被国民党强迫登记过。陈正人要求对这部分人员应该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像早期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尹志敬，红军长征以后一直呆在永新老家，既没有干革命，也没有做坏事。解放以后将其找回来，经审查,恢复了党籍，并担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 在统战工作中有一个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时期担任过保甲长、乡长以及加入了国民党的人员的问题。陈正人说有些人当时加入国民党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上面人为了凑数，帮他填报了一个名字，还有一些人担任保甲长、乡长其实是“白皮红心”，对外应付国民党,实际上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有的还暗中掩护革命，不能一概视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即使是自己搞错了，一经证实，陈正人也会改正。 1952年，吉安地委书记因被人举报做木材生意，陈正人的脾气比较大，当时一听这事就来了火。仓促下令将其抓起来，一个南下的长征干部就这样坐进了大牢。后来经核实，不是他本人做生意，是其亲属做生意，而他本人是持反对态度的。陈正人便亲自到这位同志家里认错，并在省委常委会和全体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公开道歉，承认这是自己工作失误。 陈正人作为一个师范肄业的小知识分子，其脾气很大，既是性格便然，也是权力使然。 他是属于少年得志的人物。 1907年出生在遂川，很小就参加了革命。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与毛泽东、朱德、项英、周以粟、任弼时,曾山等七人一起当选为常务主席，后来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苏区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建国后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年仅42岁。 他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在“邓毛谢古”事件中，他也被定为这个“集团”的一分子，和毛泽东一起受到批判。他和毛两家同住在傅连障开办的福音医院,养病、吃饭、聊天都在一起。 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讲，陈正人在党内11次路线斗争中一直是站在我这边，但在“高饶事件”中没有听我的话，犯了错误。 “文化大革命”时，谢富治的老婆刘湘屏担任八机部办公室主任，她对旁人说，能把部长陈正人搞倒不容易呀，他可是毛泽东的嫡系，他可以在毛主席家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 正因为有这层关系，陈正人比较傲气。 还有一个因素，贺子珍是江西人，他和贺的私交也很好。 贺从苏联治病回来以后，由于江青从中作梗，不能回北京，当时只好住在陈正人家里。 后来李敏坐月子也是在陈家，他几乎成了贺子珍的娘家人。 陈正人发脾气，邵式平的脾气也不小，两人有时会在一些小问题上顶牛，但在大事上两人很一致。1965年邵式平去世，他很痛心，哭得很伤心。 伍 陈正人在江西执政三年，着力抓了三件事。江西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剿匪。 国民党的大部队虽然被消灭，但还有一些残余武装勾结地方的反动土匪武装，躲在深山野林里，经常出来烧杀抢劫，为非作歹，像遂川的萧家璧、吉安的贺赞、上饶的李逢春、宁都的黄镇中、万安的郭明达等几股土匪。 据估计，当时在江西境内散落着15万枝枪左右，所以剿匪缴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陈正人亲自担任剿匪总指挥，并亲自坐镇吉安剿灭萧家璧以及宁都的黄镇中等土匪。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到1951年初剿匪工作基本结束。 其次是土地改革，他尽量吸取东北土改的教训，当年东北的土改搞得很左，他对此是抵制的，他在这一时期曾写过一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批转全国指导土改工作。 但当时整个大政治环境远远强于他个人的见解。 再就是恢复经济。 当时的江西破旧得一塌糊涂。除了南昌、九江有些作坊式的小厂外工业上可谓一片空白。 陈正人急着在自己手里为江西的工业化奠基——组建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洪都机械厂。 从在北京洽谈到上马投产的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抓落实。 那时候江西有几个老飞机场，抗战时期陈纳德的飞虎队就驻场在南昌和遂川，现在的八一礼原来就是一个飞机库。但仅凭这点基础，没有他的努力，苏联援建的这么一个重要项目到不了江西。这才有了共和国第一架飞机从南昌起飞。此外南昌柴油机厂、江西造纸厂、江西纺织厂也是在他手上一个接一个搞起来的。 陈正人身上鲜明地保持着早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传统。 他下基层没有什么架子,生活非常简单。有一次到上饶搞调研，就住在老乡的小木房里，在地上铺稻草睡觉，旁边还放着一个尿桶，在这里住了七天。饮食也很简单，饿了就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吃一碗辣椒米粉。 建国初期军政及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干头万绪，相当繁重，他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关心，很少要他们加班，还经常提醒他们要休息好。 秘书每天下班之前把当天要处理的一大摞电报、信件、文件全部放到他桌上，他一个晚上全部批阅，起草好，第二天秘书—上班拿去再发出。 他所有的文件都是自己动手起草，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自己动手好处说不完”，连誊写稿子都不要秘书代劳。项南同志曾经担任过他的办公室主任，以后向我提到过他这个特点，说他写材料很认真，改稿很仔细，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他写的材料多次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在井冈山时期人们都喜欢称他为“秀才”。 他对家人的要求亦很严格。当时实行供给制，他是正省级的五级干部，按规定可以吃小灶。夫人彭儒当时担任省总工会副主席、组织部长，按级别只能吃中灶。 他的子女按照规定，一律去—公里路以外的省委机关食堂，一家人长年分成三处吃饭。 用车也是严格执行规定，从不让子女揩油。子女在学校读书，不准谈家里的情况，不能显耀自己是干部子弟。 我和彭广丽认识的时候，她人很朴实，一看就像个乡下妹子，事实上她也是从农村出来不久,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1959年开始，中央连续四年在庐山开会，陈正人每次开完会都会在南昌停留几日，我们到住去看他，他待我们非常和蔼，总想多听听地方上的事情。 他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但从不提及，也不作评价。 1965年他又来南昌，这一年，陈正人发起倡议，约请五位部长次年一同来江西，看望江西的父老，并为江西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他们是外交部长陈毅、内务部长曾山、石油部长余秋里,化工部长彭涛，都是江西老表或者曾在这块红土地上战斗过，对江西有着特殊的感情。 但不久,彭涛去世,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大会、小会批斗,挂牌子游街示众。他都泰然处之,每天批斗完毕,摘下牌子，拍拍身上灰尘,照样又去上班。 一度江西的群众组织把省委书记押到北京去了，要炮打江西省委。他得知。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跑到江西群众组织住处，再三劝阻,为江西省委和几位书记评功摆好，结果自己招来“炮打火烧”。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家开始出现转机，陈正人从正在劳动的“五七”农场回到北京治病。次年1月，陈毅不幸去世。事后陈正人多次去看望张茜，帮助张茜整理陈毅有关井冈山时期的历史材料。 此时，中央内定“解放”他和谷牧同志出来工作，之前需各自给毛主席写份检查交代就算过关。许多老同志听说他就要解放出来工作，前来看望拜访的特别多。他白天忙于接待，料理家务，帮助不少老干部解决困难等问题。晚上，又忙于写检查材料。 由于过度疲劳，他自感心脏不支。4月5日，他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叮嘱说可能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必须立即住院治疗，而且身边不能离人。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陈正人住院治疗竟然成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他默默无语，回到家中。就在当日深夜,仍趴在桌上写检查的他，心肌梗塞突发,剧烈绞痛，4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 心肌梗塞突发,剧烈绞痛,4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接着曾山在为陈正人致悼词后三天也突然不幸逝世,在中央引起很大震动。 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不顾“四人帮”的阻挠，指示全国各地，对所有老干部，不论是否“解放”了的或尚待“解放”的，一律立即接回城市检查身体，凡有病患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 后来不少老干部说,他们正是由于这次机会保住了性命。陈正人在九泉之下若能有知，也会因自己的突然病故换来那么多老同志的宝贵生命而感到欣慰……。 资料来源：胡平编著【第三只眼睛看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