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抗战与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差异巨大。

抗战正面战争败仗固然很多，但以军为单位被全歼的战例其实并不多，国军的五大主力都是在作战中锻炼出来的，没有任何一支被日军全歼过。

相反，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将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炮击重伤而死。

为什么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束手束脚，完全发挥不出抗战时的水平了呢？

我们抛开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只从军事角度略作观察。为了便于对比，我们截取徐州会战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两个历史断面，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方位作比较。

一、战术理念不同

日军侵略作战，多以攻城夺地为首要目标。

徐州会战的背景，日军在攻取济南、泰安、兖州等山东重镇后，计划从北、东两方向夹击徐州，夺取徐州这个战略要地。

我们从后来者视角看，日军完全拥有整建制歼灭国军一个或者数个军级单位的能力和条件。

第一，国军部署分散。基本上依托胶济线和徐州外围、鲁南诸城部署，一副据城死守的架势。如果日军瞄准某一个重要城市驻扎的部队合力杀过去，以国军当时笨拙的调动能力，抓住并打掉一两个军问题不大。

第二，参战国军部队系统复杂，指挥不统一，缺乏有效协同，有条件实施各个击破。

国军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该区序列部队，计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西北军孙连仲部、庞炳勋部、东北军于学忠部、川军、桂军、滇军等等，互相之间素有龃龉，一军被围，各顾己身，就算不会作鸟兽散，要他们互相出死力救援恐怕也是大打折扣。

第三，日军装备优势和士兵素质远远优于国民党军，具备在一个点上实施高强度突破和围歼的能力。

但多种条件并未造成日军整建制歼灭一支国民党军的战果。什么原因呢？

日军战略计划中，原本也有在徐州大平原上聚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设想，但日军所谓的聚歼，与我军奉行的聚歼理念并不一致。

日军所谓的聚歼，大概是击破国军主力，使其丧失在徐州大规模抵抗的能力，而非我军的四面包围、不使一人漏网、彻底打掉番号，最终目的是消灭一支部队历史传承、丧失恢复战斗力的一切基础。

日军的终极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城，控制战略枢纽要地，在这个大目标之下，攻打并消灭某地国民党军。

所以我们能观察到，整个徐州会战过程中，虽有个别国军师级单位全军覆没、有的军级单位受重创，但都是在守城战斗中坚持到最后时刻导致重大伤亡，而不是因为没有突围机会而覆没。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底气十足要和日军决战，误判了形势，结果反胜为败被日军击败。即使这样，战败后国军也没有陷入日军包围而致整建制单位被消灭。

一是因为日军兵力有限，以其20万的规模难以包围国军60余万兵力。二是日军志不在消灭有生力量而在攻城略地，并没有下血本阻击和包围溃逃的国民党军。

二、战争本质是双盲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地理位置与当年大致一样，在战役设计上，我军统帅部就制定了不一样的策略，不管是1948年11月6日之前筹划的小淮海战役，还是此后的大淮海战役，都是围绕消灭国军主力部队来设计的，而非夺取徐州城。

实际战役进程亦如是。我军设计主力决战的场地基本都在野外，没有坚城。黄百韬兵团被灭于碾庄圩（江苏邳州），黄维兵团被全歼于双堆集（安徽濉溪），杜聿明亲自率领的邱、李、孙三个兵团被歼灭于陈官庄（河南永城），徐州、蚌埠等战略枢纽城市反而没有太激烈的战斗。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军不像我军一样设计战役计划呢？打有生力量明显更易操作，可大大降低攻城中的伤亡，野战中消灭了有生力量，大城市战略要地就会瓜熟蒂落。

笔者以为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我们先讲客观原因。

战争有一个基本规律，交战双方的状态是双盲的。

我方的战役目的、投入兵力、攻守方向、持续供应能力等等情况，对方无法全部、准确地获知。兵法上讲究追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完全知彼知己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依靠各种信息情报，尽可能地多掌握敌之情况，进而制定针对性策略和手段。

日军侵华准备工作做得很足，比如对中国各地地理进行了测绘，日本制作的军用地图比中国自己制作的还要精准。

尤其前些年公知风弥漫时，过高评价日本精细做事之风，吹嘘日本军用地图也是惯常论据之一。

不过此事经不起推敲。纵使日本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好，地图作为战争准备众多条件之一，日军指挥机关因此制定更精准的作战计划，并不会必然导致日军作战胜利。日军对此显然有清醒的认知。当面中国军队到底是什么状态，除了部署位置和大致兵力情况，其他知之甚少，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当面国民党军将领的指挥风格和士兵抵抗精神。

日军打滕县，严重低估了川军王铭章师的战斗力，国军以一师之力死战的表现，迟滞了日军向台儿庄推进的速度。日军战后才摸清这部分国军的特点。

这种涉及中国军阀分野、各地部队特点的情况，只靠日本人严谨细密的工匠作风无法战前获知。

我军则不然，国共许多高级将领或是同学同乡，或是长年作战互相了解，彼此情况很熟悉。粟裕曾评价蒋介石的指挥特点，如果围住他的少量部队，他势必要指挥大军去救，一个师都不肯丢掉。如果围住他的兵团，他反而大方的很，什么都不要了。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就是这样设计战役计划的，不顾一切抓住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反客为主，把国军所谓徐州会战原来定在徐蚌的作战重心，调动到碾庄圩，就是抓住了国军高层混乱不明的指挥作风。

对于日军来说，客军作战，不了解不掌握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不如就退而求其次，以攻城夺地为核心来设计作战，至少不会有太大出入。这也是大多数侵略异国战争的通行手段。

三、上下颠倒的日军

主观方面原因有什么呢？

可以观察一下参与战争指挥的人。我军统帅部是制定围歼战术的指导者，一线将领是具体组织和实施者。尤其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思想的提出，使围歼战术成为我军一贯坚持的作战指导。

这种战术思想并不多见，能提出这样的思想也很难得。背后有什么学问呢？

我军统帅部的构成，并不是纯粹、职业、专注于军事的军人，而是军政一体的复合型人物。毛、朱、周、刘诸公都曾参与过全局或局部军事指挥，然他们更主要的身份是政治领导人，这样的身份特点，注定了指导军事问题时带有更广阔视野、胸怀，和善于从政治上、哲学上抓住问题本质的优势。

即使是一线将领，也大部分在抗战中领导过根据地建设，很多事情与打仗关系不是很密切。陈毅粟裕和华野几位高级将领都曾是根据领导人，比如指挥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王建安，当年是鲁中军区司令员，谭老板的职业生涯就更不用说了。

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既能专注于指挥作战，又能相对灵活地摆脱专业限制，打开思路看问题。

否则的话，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这种看起来违反军事原则的理念，怎么会在解放军一线部队执行的这么彻底呢？

再看日军。日本军界有种倒置的问题，越往下层，军事素质越专业越优秀，尤其是日军的参谋队伍堪称当世一绝，日军一线士兵和底层军官的素质也相当强悍，1937年全面抗战之初，中国军队同等数量兵力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

日军军中下级拥有很大话语权，军队又能强烈影响日本政府决策，下克上现象屡屡发生。远的不说太多，日军专业化精深，一定程度上导致适应性降低，形成了认知障碍，过于相信自己的专业素质，过于执着于既有策略，不善于调整、适应。

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日本政治上有些变化，侵略重心也有所变化，但军事手段上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战斗力固然很强，基本都在打呆仗，除了豫湘桂战役在战略上打了一个冷不防，其余可称者不多。华北扫荡作战，属于被动应招，虽给晋察冀造成极大损失，但也没有成建制包围歼灭八路军任何一支团以上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