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1日，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沙蒙、林杉执导的《上甘岭》上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

而这部主要讲述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与敌浴血奋战的影片，最终能搬上大荧幕，源于毛主席在1954年接见的一位特等功臣。

正是在听取了他关于上甘岭战役的汇报后，毛主席当即指示，要把上甘岭战役拍成电影，以此来弘扬伟大的上甘岭精神。

这位英雄，便是后来担任《上甘岭》影片的军事顾问赵毛臣。

赵毛臣参加革命时，已经是1947年。

当年恰逢宝丰解放，23岁的赵毛臣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中野的一名战士，经过短暂集训后，随即便参与了解放洛阳、郑州等战役。

到了淮海战役期间，赵毛臣又参与了双堆集围歼黄维兵团，并在同年入党。

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的赵毛臣也成了连队指导员，而在1951年3月，刚刚结束剿匪战斗的他，又接到了赴朝作战的命令。

就这样，赵毛臣跟随部队，于当年3月入朝，并在当年4月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的战略目的，是为了打击企图以越过“三八线”为基础，来增加谈判筹码的“联合国军”，加上"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换成了更为理智的李奇微，因此，这场战役注定了会极为难打。

而这其中，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更是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上甘岭战役，是从1952年10月14日爆发，一直打到了11月25日，前后历时足足四十三天，在这四十三天里，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上，进行了激烈的反复争夺。

当时的战况有多激烈呢？这么说吧，这场战役中的炮兵火力密度，已经超过了二战时的最高水平。

而“联合国军”方面，仅兵力就出动了6万余人，此外，300余门的大炮、一百多辆坦克，加上超过3000架次的飞机，在上甘岭一带投下了极为密集的炮弹。

据统计，当时“联合国军”一共向我上甘岭阵地投下了190余万发炮弹，此外各种炸弹也达到了5000余枚。

如此天量的炮火输出，导致我上甘岭阵地的山头都被削低两米。

所以不难想象，当时我志愿军面对的战况是有多激烈，而赵毛臣所在的四连，从10月19日进入阵地开始，仅20日一天，就打退了敌人多达40余次的进攻。

这还仅仅是赵毛臣所在的一个连，我志愿军的其他部队那就更不用说了。

由于敌人持续不断进攻，赵毛臣所在的四连也是损失严重，连长、副连长以及副指导员先后负伤，在这种情况下，赵毛臣主动担负起了指挥工作，并根据形势，做出了部队退守坑道的决定。

退守坑道后，敌人更为疯狂，此时四连情况十分不乐观，没有受伤的只剩下18个战士，为了守住坑道，阻止敌人前进的脚步，赵毛臣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他把18名战士分成两个班，轮流守护仅剩的一个坑道口（原本该坑道有四个出口，被敌人炸毁三个），而敌人在屡次进攻受阻后也是急了眼，为了彻底拿下这里，从当月的27日开始，向赵毛臣所在的坑道，加大了火炮轰击。

由于敌人火力实在太猛，坑道口前后被炸塌两次，面对这种情况，赵毛臣一面组织战士们挖开洞口，一面继续及进行反击，而在坑道坚守的十余天里，赵毛臣不仅守住了这个坑道，还组织了十几次的反击，先后炸毁敌火力点7个，掩蔽部1个，毙伤敌近百人。

最终，赵毛臣与战友们迎来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

赵毛臣的事迹，其实正是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一个缩影，这场战役能取得胜利，有太多像赵毛臣这样的指战员和战士，正是有了他们的不畏牺牲、坚决反击，才有了此战的最终胜利。

1952年12月，志司为赵毛臣记特等功，并授予他模范政治指导员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而到了回国之后，赵毛臣又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那是在1954年9月15日，赵毛臣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为代表之一汇报了上甘岭战役的经过，而在汇报完毕之后，深深为之感动的毛主席带头鼓起了掌。

会后，毛主席指示，要把上甘岭战役拍成电影，以此来纪念在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官兵，并弘扬伟大的上甘岭精神。

接到指示后，擅长拍摄军事题材片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承担了这一任务，很快，由沙蒙、林杉担任导演的创作团队也组建到位。

而为了更好、更真实的展现、还原上甘岭战役，就很有必要请参加过战役的志愿军官兵前来指导，正因如此，赵毛臣便被特邀为该影片的军事顾问。

而在实际拍摄过程前后，包括赵毛臣在内的《上甘岭》剧组成员，可谓是集思广益，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为大家献上了这一部经典。

开拍之初，导演沙蒙曾带着摄制组多次前往上甘岭阵地，进行实地考察，同时还采访了一百多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战士，光是采访文字就写了几十万字。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更好更真实的还原这场伟大战役。

但在正式开拍之前，大家还是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到底用什么手法展现这场战役。

其中有一种意见就认为，要拍成一部全景式的战役，也就是把战役前后统统拍出来。

这个想法的好处在于可以更好的展现战役，但弊端就在于会变成纪录片，不容易打动观众，所以最终，沙蒙否决了这个想法。

最终经过讨论，大家又提出一个新的思路，那就是“以小见大”，换句话说，就是把镜头投向上甘岭战役中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用“小”去展现“大”，从而达到弘扬上甘岭精神的目的。

而这个方案，在大家的一致同意下得以通过。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观看《上甘岭》这部电影时，情节是以志愿军某连为主角，通过他们在阵地上的英勇奋战，感受到了志愿军的大无畏。

方向定下来后，下面就是实际拍摄。

在这个过程中，赵毛臣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曾亲自在上甘岭阵地上坚守十余天的他，对当时的一切都记忆犹新。

因此，为了“再现”上甘岭阵地，在赵毛臣的指导下，导演组以及参与人员挖阵地工事、筑坑道口，最终在安东附近又造出来一个“上甘岭”。

不过，也正是因为赵毛臣指导建造的“上甘岭”，导致他在电影上映后，被以前的老战友好一通责备。

咋回事呢？问题还是出在坑道上面。

众所周知，坑道战术是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个“利器”，当时我志愿军装备处于劣势，为了对付“联合国军”强大的空炮火力，减少我方伤亡，因此在原有“猫耳洞”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发明了坑道战术。

而随着战役的持续，坑道战术也愈发完善，最终发展为具有统一施工标准，且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同时兼具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多种功能。

这种坑道，在当时的战场上起到了巨大作用，别的不说，单是减少伤亡这方面，就效果显著。

据统计，在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前，当时我志愿军的坑道战术还不算太完善，因此敌人的空炮火力会给我军造成不小的伤亡，敌人平均每发射40至60发炮弹，就会杀伤我志愿军1人。

而在坑道战术完善之后，敌人平均需要发射660发炮弹，才可能杀伤我一名志愿军战士。

所以，坑道战士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志愿军的“利器”，这也是为何在之后的战斗中敌人玩了命一样破坏坑道的原因。

不过，尽管坑道有统一标准，也几经完善，但说到底，坑道还是坑道，尤其是坑道最要紧是需要防御敌人的轰炸，所以真实战场上的坑道，很窄也很小。

窄小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人是无法在里面完全站直身体的。

另外，受条件的限制，坑道里的空气十分污浊难闻，同时阴暗潮湿，更缺少食物以及饮用水，尤其若是被敌人火力封锁，呆在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那就更难受了。

《一个苹果》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坑道之内。

除了缺吃少水，最受煎熬的则是那些负伤后无法转移出坑道的战士，由于没有酒精等医药物品，不少战士只能任凭伤口发炎糜烂，靠着意志扛了一天又一天，期间牺牲了不知道多少战士。

但在《上甘岭》电影拍摄时，镜头里的“坑道”却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时导演组为了还原上甘岭阵地，特意在安东附近找了一个地形相近的地方，并挖出了了一个“坑道”。

但在挖掘和后期布置时，负责特技设计的蔡光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若按照真实的坑道去挖去布置，那么不仅光线上不利于后期拍摄，同时高度过低，也会影响演员在里面的动作。

所以经过考虑，最终电影中的坑道，比真实的坑道既变高了也变宽了。

此外，为了使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在对坑道内部设计时，蔡光又采用了框架分解式结构，尤其是包括弹药箱、柱子等物体重新构建，以更好的突出层次感。

当然，蔡光这么做的原因是对后期拍摄的效果负责，期间他向赵毛臣征求了不少意见，但总的来说，电影里的坑道，与真实的坑道有不少差距。

而这便是赵毛臣战友责备他的原因，在《上甘岭》电影上映后，赵毛臣幸存的志愿军战友看完电影，直接就找到赵毛臣当面问他：“毛臣啊，当初你呆过的坑道是这样的吗？”

说这话，其实并不是幸存的志愿军战士对电影吹毛求疵，因为他们亲身经历过，知道坑道里的艰难，更明白胜利来的不易，所以才会这么“责备”赵毛臣。

其实不止是他们，包括曾任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指挥参与了上甘岭战役的王近山，也在观影后提出了“批评”。

在王近山看来，电影确实十分令人感动，但电影表现的战役激烈残酷程度，“不过是当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但这些“责备”和“批评”，其实都不是针对电影本身，不管是赵毛臣的战友还是王近山，他们是对那些牺牲在这场战役中的志愿军战士无尽的怀念，战役胜利了，但胜利背后是无数甘愿牺牲自己的英雄，他们的精神，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该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