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魄造办处虎魄造办处——致力于学习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琥珀艺术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一、先秦时期的鱼形饰物

良渚文化時期 玉魚  （反山 M22：23）

鱼，在中国常被用于寓意年年有鱼（余）、富贵有鱼（余）、如鱼得水（夫妻恩爱）等等。鱼形纹饰及鱼形饰物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陶器上就已经出现了鱼纹。新石器时期的鱼形玉器数量不多，良渚文化反山墓M22出土玉质鱼形饰1件。

金权杖上的鱼形纹饰

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

红山文化阜新胡头沟墓地M1出土绿松石鱼形饰2件。玉鱼在殷商时期十分常见，仅殷商妇好墓就出土各种玉质鱼形饰75件。

西周玉鱼 · 北赵墓葬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周时期贵族墓葬中亦出土不少的玉质鱼形饰，这些玉鱼比商代制作的更规矩、精美。在随后的历朝历代或多或少都有使用玉鱼的习惯。

汉代玉鱼

出土于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刘非墓

南京博物院藏

2005年，西安市北郊井上村新莽时期墓葬出土一对玉鱼握。青玉，片状，两面均以阴线表现鱼眼、鱼鳃、背鳍和腹鳍，口中及尾部各钻一细孔。出土时位于墓主左右手旁。

2004年，陕西长安县韦曲杜陵西汉晚期墓出土1件滑石鱼形饰。以滑石为材料，圆雕成鱼形，鱼头、目、鳍俱全，口中钻一较粗之圆孔，从两鳃部对钻一孔与其相通。长2.8、宽0.5、高0.8厘米。长安县博物馆藏【1】。

这种鱼形手握与同时期的猪形手握性质和寓意一样。是属于传统的中原文化。而另外的一件滑石鱼形饰，可能是作为饰物佩戴使用的。可见，各种鱼形饰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汉代，这个时期的鱼形饰物，主要应该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可能寓意着生育、繁衍。而因为中国琥珀矿产资料稀缺，目前为止并未发现先秦时期有用琥珀制作鱼形饰物的文物。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鱼形饰物

三国•吴•彩绘鸟兽鱼纹漆槅中的“飞鱼”

（看到这个飞鱼，我就想到中古时期的摩羯，有关摩羯我只能单独拿出来讲）

受本土宗教文化影响，鱼的祥瑞被引入到许多道教典故中。比如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仙传》中就有琴高乘鲤的神奇故事：“琴高，赵人，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术，浮游冀州琢郡间二百余年。后入琢水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某日当返。诸弟子日斋洁，待于水傍，设祠。高果乘鲤而来坐祠中，观者万余人，留一月余，复入水去。”

唐中宗李显第七女永泰公主（684-701年）墓出土一件走兽游鱼佩。青灰色，扁平体，上部镂雕一走兽(似龙似熊)，阴线刻出三角眼，颔下有髯，头顶琢出一角，四条粗壮腿呈行走状，尾部回卷，身躯、四肢及头顶等地多钻孔，并饰有阴线、短阴线和稀疏的阴线圆圈纹,兽足下为一长条状玉,两端和中部各钻一透孔，下连一条游鱼，鱼身平直，鱼尾分叉，两面均以阴线雕出鱼眼、鱼鳃，一面还以阴线雕出部分密集的鱼鳞和背鳍，另一面则雕出长短不等的细直线，走兽通长95厘米、高4厘米；条状玉通长11厘米，鱼通长6厘米，厚度均为 0.35 厘米。此件玉佩上的走兽四肢粗壮，形象凶猛，但背部又十分臃肿、累赘，身躯上所饰细阴线纹和阴线圆圈纹似有东汉玉器之遗风，但走兽头部与湖南安乡县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玉樽上浮雕的龙头极为相似，鱼之形象时代更早，与西周玉鱼相近，显系仿古之作。因此，我们以为这件玉佩应定为东汉时期的作品。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将走兽和游鱼雕琢在同一件玉佩中的玉器。——《中国玉器通史•隋唐五代卷》P60。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件东汉时期的“四灵玉胜”，长5.5、宽2.1、高3.2厘米。以一件胜形饰为中心，中央连接杆上端镂空雕刻一只“朱雀”;连接杆下方则为一条鱼，背上驮着龟蛇相交的“玄武”;连接杆外侧左右两边是“单体胜”，在左右胜的正中间各镌刻一条青龙和和一只白虎。“单体胜”的侧面浅刻“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将鱼与胜和汉代流行的四神图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见这个时期的鱼应与当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密不可分。

1969年11月，河北定县M43号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9件金质鱼形饰。考古报告未作详细介绍。

2009年6月，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出土一件黄金鱼形饰。根据考古报告摘要：镂空累丝鳜鱼金挂坠（003388，Z：584），长2.8、宽1.4厘米，系一块金片经凿刻、捏制成鱼形后，再采用细金丝和金珠焊接鱼的嘴、眼、鳃、鳞、尾和鳍等细部【2】。与其它饰物情况一样，六朝时期的鱼形微雕饰物，更多的是使用黄金材质。

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M1号墓出的微雕金饰中，有一件金质鱼形微雕饰物，根据考古简报摘要：鱼形串饰 1 件。M1︰24，重 1.73 克。浇铸、錾刻成形。鱼形，眼、腮、鳍、鳞俱全，腹背间有一穿孔。长 1.3、高 0.6、宽 0.35、穿孔径 0.17 厘米【3】。

2012年，湖北鄂州西山街办七里界杨家湾M2号东晋墓，出土一件金质鱼形饰。长2.7、宽1.3、厚0.3厘米，重1.4克。用锤揲工艺制作，整条鱼由鱼头、鱼身和鱼尾三部分组成，遍体均有细金丝和小金粟组成的鱼眼、鱼鳞及鱼尾等器官纹饰，写实而精美，鱼两胸鳍各有一小圆孔，为穿孔之用【4】。

2015年，江苏南京雨花台区后头山张迈家族墓M2号和M3号东晋中期墓中，各出土了一件类似的鱼形饰。根据考古报告摘要：鱼1件。M2：17-3，片状，鱼形。金丝轮廓，边缘满饰金我粟粒。头部、上鳍、下腹和腹鳍共有4个小穿孔。长3、宽1.3厘米。鱼1件。M3：5-3，在薄片上掐丝为轮廓，边缘饰以金粟粒。尾部略残缺。长1.8、宽0.65厘米【5】。

1964年，湖南长沙黄土岭汽车电器厂（黄泥塘）M3号晋墓，出土一件鱼形饰。长2.1、宽0.9，重0.5克【6】。

而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件琥珀材质鱼形饰，出现在东晋。1981年4月，南京汽轮电机厂东晋M1号墓出土一件琥珀鱼形饰。根据简报摘要：琥珀鱼形饰 1件。长2.75、宽0.45、高0.95厘米。鱼脊处有一穿孔，孔径0.1厘米。此墓当属东晋中期及以后帝王或王室成员的大型墓葬【7】。中国的琥珀文化是从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后开始形成的。因此，这也是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发现的唯一一件琥珀材质的鱼形饰物。

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这些鱼形饰物来看，应该都是与当时盛行的道教文化息息相关。这些鱼形饰物都有穿孔，可见都是日常实用饰物。主要是作为饰物佩带或者装饰，也有作为器物上镶嵌之用。

三、两汉魏晋时期的比目鱼

《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遇合》：“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后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收录于《汉书·艺文志》的中国第一部词典《尔雅•释地》中有记载：“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jiān]；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岠虚比，为邛邛岠虚，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蹷；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国之异气也。五方。”

敦煌M133魏晋墓照墙中的“比翼鸟”“比肩兽”“比目鱼”

在《尔雅•释地》中记载有代表五方的“比目鱼”、“比翼鸟”、“比肩兽”、“比翼民”和“枳首蛇”。从目前的出土文物资料可见，汉代画像石中亦出现了“比目鱼”、“比翼鸟”和“比肩兽”三种形象，其中出现最多的就是“比翼鸟”和“比目鱼形象。

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天井石上，在祥瑞石二第一行中，出现了“比翼鸟”、“比肩兽”、“比目鱼”等形象。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些画像石旁边都带有榜题，其榜题分别为：“比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比肩兽，王者德及（鳏）寡则至。”、“比目鱼，王者明无不衙则至。”

这些榜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文字信息，可知“比翼鸟”、“比肩兽”、“比目鱼”等这些形象在东汉时期已经被列为祥瑞之物，并均在王者施行德政之后便会出现在世间。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希望帝王施行德政惠及天下，带来太平盛世。

魏文帝曹丕在《秋胡行二首•其二》：“……采之遗谁，所思在庭。双鱼比目，鸳鸯交颈。……”诗里的“双鱼比目”肯定就是指比目鱼，而“鸳鸯交颈”即代替了“比翼鸟”。

从目前遗存的古代图像资料来看，至少在汉代的时候，“比目鱼”和“比翼鸟”就是“祥瑞”之物。同时用来形容相互扶持，坚贞不渝的夫妻生活和爱情。也可以用来表达亲朋好友之间，齐心协力事业共进的意思。

三国•吴•彩绘鸟兽鱼纹漆槅中的“比目鱼”

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藏

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雨山区朱然墓出土一件彩绘鸟兽鱼纹漆槅。长25.4厘米，宽16.3厘米，高4.8厘米。在其上面的彩绘图案中，就有一双鱼造型的纹饰。

除了单条鱼造型的饰物外，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还见有比目鱼（双鱼）造型的同类饰物。1985年7月，在湖北宜都县陆城一座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墓葬内，出土一件金质比目鱼（双鱼）形饰。根据考古报告（有误）摘要：金鸟饰（实际为双鱼） 1件。两鸟（鱼）相连，细观似鸳鸯游水，又似鱼状，造型美观，形象逼真，小巧玲珑，中间有一对穿小圆孔。长1.1、高0.6厘米【8】。此类“比目鱼”造型的饰物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罕见，这也是目前饰物中仅见的一例。同时，也未见有琥珀材质的同类造型饰物。

桑奇大塔北门浮雕中的项链上的双鱼形饰物

然而，此类鱼形及双鱼形半宝石微雕饰物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西汉中晚期）的泰国南部金山镇、邦贵等地区多有发现【9】。印度中央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北门浮雕（公元前一世纪左右）中的项链上，就有双鱼形饰物。因此，可以推测，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鱼形饰物，其制作工艺还有宗教含意，可能是受当时的域外文化影响后形成的。

孙机先生在其《五兵佩》一文中旁征博引，用精确的考古资料和翔实的文献记载阐述了五兵佩的形态和文化归属，得出了它是中国工匠制作的、具有小乘佛教文化意义的西域首饰的结论。小乘佛教艺术不直接表现佛像，而以金刚座、伞盖、菩提树、三宝标、佛足迹、窣堵波等象征物为代表。同时，礼佛的装饰物（即华严）如宝幢、宝瓶、双鱼、法螺、卍字、果盘、璎珞、华鬘等，及护法之物如剑、斧、战轮等则散缀其间。它们有些也被当成首饰的素材，出现在项链等物上。印度中央邦博帕尔附近的桑奇大塔北门浮雕中的项链上，缀有莲花、剑、斧，楯、双鱼、三宝标（佩）等形的坠饰，年代为1世纪初（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末期）。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宗教文化的影响，鱼形饰物逐渐与各种宗教文化相融合，有些具有本土的道教文化，也有些可能具备了一些佛教文化。目前为止，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鱼形饰物仅为一件。这至少将中国古代琥珀材质的鱼形饰追溯到距今1600年以上。

注释：

【1】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文物出版社。

【2】许建强、邱雪峰：《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4年03期。

【3】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M1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9年06期。

【4】秦昌林、徐劲松主编：《古武昌六朝文物揽珍》，湖北美术出版社。

【5】南京市考古研究所：《江苏南京市雨花台区后头山东晋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年04期。

【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考古》1965年5期。

【7】朱兰霞：《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04期。

【8】杨华：《湖北宜都陆城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 1988年10期。

【9】Bunchar Pongpanich（班查·彭帕宁）：《一定要收藏的古珠·天珠珍贵图鉴》，林璟玟（译），新北市：维他命文化，2013年。

四、唐代佛足上的鱼形纹饰及佛教器物中的琥珀鱼形饰

在汉代的时候，佛教与鱼相结合的艺术，可能就已经传入到中原地区。只是在当时，佛教与佛教艺术在中原地区相对不够重视。为了生存，处于边缘化的佛教及其相关艺术便融入到道教文化中。直到汉代灭亡，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大规模在中原地区推广并盛行。

据佛教史料记载，佛足印在印度共有三处：一在摩揭陀国，一在乌伏那国，另一在屈支国。据说，佛陀示寂前到了摩揭陀国的一座庙宇旁，对大弟子阿难说：“我就要永远离开你们了，现在要给你们留下个纪念。”于是他站在一块石头上，那石头立刻变得像柔软的橡皮泥，印下了他的一双足迹。佛陀又预言：“将来，这个地方会成为摩揭陀国的都城，伟大的阿育王会使佛教发扬光大。”后来，佛陀的预言果然一一实现，阿育王成为孔雀王朝最著名的帝王，他统一了印度全境后，使佛教得到空前发展。而神奇的佛足石，更是成了人人瞻仰的圣物。唐代高僧玄奘到西天礼佛取经，也去瞻仰了佛足石，并带回了一件佛陀足迹石的拓片，从此中国就有了佛陀足迹石。

唐代佛迹记碑(目前我国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佛足印记)

铜川博物馆藏

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在陕西铜川玉华寺遗址出土佛足印和题记两部分，碑为青石质，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和铜川考古研究所。佛足印石略呈方形，上雕刻一对巨大的脚印，长50厘米，宽20厘米。脚印五指微张，掌心刻千辐轮纹。大拇趾下刻三钴，二拇趾下刻双鱼，四拇趾下刻宝瓶，小拇趾下刻螺纹。题记展品残石上石刻铭文一共24个字，内容为“佛迹记摩揭陀国波吒釐城释迦如来蹈石留迹奘亲观礼图”。前部分完整，后部文字残损。根据铭文内容和行文语气分析，应为玄奘（602-664）手书。这块铭文碑应为玄奘在玉华寺敬造的佛足印刻石的文字题记部分。由题记可以看出，这块佛足印石刻应该是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游学取经时拓印回国，请当时著名石匠李天诏按照宣纸拓本所刻。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通佛足印刻石，同时也是最早发现佛教艺术中的鱼形纹饰。

此碑发现于玉华宫肃成院遗址兰芝谷底，肃成院是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创宗、弘法的地方，历时四年共译佛教经典14部，682卷，超出在长安15年译经总数。玄奘在肃成院圆寂。

除了玉华寺出土的佛足印中有鱼形纹饰外，在其它唐代石窟遗址中亦有发现。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多悦镇宋坪村村西1.5公里处，一片茂密的修竹林中，有一处崖壁。崖壁之上，有摩崖造像八龛，这便是宋坪摩崖造像。宋坪摩崖造像为唐末至宋初刻，共八龛，46尊，另有题记一通。这些造像风化非常严重，只有四尊造像还算完好。第二龛造像是大佛造像，像高4.5米，肩宽1.6米。大佛右侧壁上，石刻内容丰富，分为四层。

第二层又可分为三层，上层刻佛足。佛足之上，左边刻有双鱼。金鱼（双鱼），属于佛教八宝，象征自由和超越，代表富裕和祥和。右边应该还刻有法轮，但已风蚀不清。佛足下方，似一舍利棺，棺左右各刻一像，分别伸一手扶棺。佛足及舍利棺两边，各刻一飞天，载歌载舞，长袖飘飞。舍利棺下方，还刻有六菩萨。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法宝寺摩崖造像现存造像35龛，以外方内圆拱形龛为主，开凿于唐代。第一期时代为中晚唐，以中型龛为主，多位于崖壁优势位置，连片开凿。主要集中于密教题材，包括千手观音、药师佛、华严三圣,毗沙门天王。造像背光装饰繁复,以火焰纹与联珠纹居多。场景宏大，富有时代特征。

在法宝寺摩崖造像佛足石刻中，亦见有双鱼纹饰。佛足不仅出现于石刻中，还大量出于其它唐代时期的佛教器物中。而这些佛足中几乎都带有鱼形纹饰。

唐·龙泉寺五重宝函（第三重鎏金铜椁)

太原博物馆藏

太山龙泉寺始建于唐代景云元年（710年），原为道观，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重建时改为寺庙，现存建筑为明清时期所建。2008年5月8日，工人在太山龙泉寺建设消防蓄水池时发现了一个六角形唐代塔基地宫。考古工作者经过抢救性发掘发现，这是一处佛塔遗址，仅残留塔基，塔基中部下方是用砂石砌筑的六边形地宫，里面装着一个由石函、木椁、铜椁、银椁、金棺层层相套的宝函，为典型的唐代佛舍利瘗埋形制，展现了盛唐高超的工艺技巧。

其中，石函长约58厘米，宽约46厘米，高约60厘米，由盖、身扣合而成。石函铭文中有一个特殊字，为武周时期所造。石刻上还显示有众多女性供养人名字，与武周时期女性地位较高相符。银椁最为精美，长约13厘米，宽约6厘米，高约7厘米，镶嵌有宝石，四面镶嵌佛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铺首衔环等饰品。

唐·龙泉寺五重宝函（鎏金铜椁佛足上的鱼形纹饰)

太原博物馆藏

唐代·龙泉寺五重宝函（第四重鎏金银椁)

太原博物馆藏

唐代·龙泉寺五重宝函（鎏金银椁佛足上的鱼形纹饰)

太原博物馆藏

唐代·龙泉寺五重宝函（鎏金银椁佛足上的鱼形纹饰)

太原博物馆藏

唐代·龙泉寺五重宝函（第五重金椁佛足上的鱼形纹饰)

太原博物馆藏

鱼是藏传佛教中的吉祥八宝之一，用鱼来表示自由，得到解脱。在佛教中有莲花王舍身为鱼以渡人的典故，因此鱼为吉祥的象征。双鱼又代表佛的双目。代表佛眼慈视众生，故又为智慧的表征。鱼行水中，畅通无碍。佛教以其喻示超越世间、自由豁达的解脱的修行者。又象征着复苏、永生、再生等意。

悬琥珀鱼织锦塔幡

发现于庆州白塔天宫

释迦佛舍利塔，俗称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日嘎苏木，是辽代皇陵之一庆陵及奉陵邑遗址内仅存的辽代地面建筑。白塔营建于辽兴宗重熙年间，正值圣宗朝辽宋结束长期攻战而彼此修好的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为辽加速封建化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辽的鼎盛时期。辽一向大力提倡佛教，至兴宗及兴宗之后崇佛之风愈烈，辽代大量的佛寺、佛塔的营造便多集中在这一阶段。辽兴宗耶律宗真更是一位笃信佛教，“尤重浮图法”的帝王。新发现的建塔碑铭开首即为“南闫浮提大契丹国”，在大契丹国之上冠以“南闫浮提”具有明显佛教色彩。这种把佛教与国家并列甚至置于国家之前的提法，在以往的历代王朝中是罕见的。

因年久失修，残破严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88年至1992年对庆州白塔进行以“加固为主、局部复修”为原则的保护、抢救性维修。施工期间，于塔刹内发现一批辽代重要佛教文物。其中就有一件悬琥珀鱼织锦塔幡。

塔幡长34.5厘米，宽6厘米。幡首和幡身为橙色地蓝白色菊花、绿色菊叶织锦，缀四条红罗、一条紫罗飘带。幡首及飘带末端悬紫红色琥珀雕制而成的鱼形坠，共8条，除一条基本完整外其余均残。幡首缝一红色丝线供悬挂。

这些琥珀鱼形饰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塔幡上面呢？辽代崇尚佛教，在自己民族文化基础上同时又大量传承了唐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又崇尚琥珀。因此，作为佛教文化中的鱼，与作为佛教七宝之一的琥珀完美的结合，出现了琥珀材质的鱼形饰物用于佛教器物之中。

北宋水晶鱼

静志寺出土

除了琥珀，作为佛教七宝之一的水晶鱼形饰物亦大量出现于辽宋时期的佛教遗址和贵族墓葬中。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了一批水晶饰物，其中就有一条用水晶制作的宋代鱼形饰物。长7.5cm，作鱼跃状。鱼嘴有穿孔，头部宽大，鱼身刻有网格状鱼鳞，鱼尾变形拉长，表现的是一种动态下鱼的生气活泼。与庆州白塔天宫塔幡上悬挂的琥珀鱼颇为相似。

元代玉鱼（来源出处不明）

上海市博物馆藏

1996年，上海嘉定区法华塔元代地宫里出土文物中，亦有一件玉质鱼形饰。长5.2、高2.2、厚0.8厘米。体形扁阔，圆眼前视，大口微张，背鳍高凸，前鳍贴身，后鳍由两侧向上扇动分开，扇形鱼尾上翘呈游动状。身上刻平行相交细密直线为鱼鳞，背至腹部有一穿孔便于佩挂。玉色白中泛黄，质地莹润，为典型的元代鳜鱼饰件。

1994年，上海松江区明代圆应塔地宫发现一批佛教文物，其中元代鱼形饰物近10件，形制多样，有的扁平，有的宽厚，有的长条形，分属不同鱼类，都雕琢得生动逼真，鱼饰件成为圆应塔中出土文物中精致的一类。

由此可见，各种材质的鱼形饰物出现于佛教遗址中，应该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五、唐至辽宋时期的鱼符、鱼袋及鱼形饰物

中倉 104間縫刺繍羅帯 残欠

日本正仓院

在日本的正仓院里，收藏了很多唐代文物，其中就有一些用各种材质制作的鱼形饰物。这些鱼形饰物应该是用于日常佩戴的饰物。其材质除了有琉璃、水晶、犀角外，还有琥珀。

中倉105琥珀鱼形饰

日本正仓院

这件琥珀鱼形饰整体呈现为枣红色，尾巴略有残缺。是一条刺绣罗带上面的坠饰。

中倉97日本正仓院犀角鱼形饰

中倉128 日本正仓院水晶鱼形饰 第6号

中倉106 日本正仓院琉璃鱼形饰

中倉128 日本正仓院琉璃鱼形饰

韩昇《正仓院》：“琉璃制品在日本特别受欢迎。正仓院留下的小琉璃制品总数多达万件，如琉璃珠子等，难以详细介绍，这里仅看看琉璃鱼。它们外形相似，颜色各异，其实是一种随身装饰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是官员用来显示身份地位的饰物。官员根据不同官品，佩戴不同颜色和大小的鱼饰，这种官员服饰规定产生于中国，载于法令。”

唐代杜牧《道一大尹存之、庭美二学士简于圣明…四韵呈上三君子》：“若念西河旧交友，鱼符应许出函关。”

唐代陆龟蒙《送董少卿游茅山》：“将随羽节朝珠阙，曾佩鱼符管赤城。”

宋代杨万里 《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剑外归乘使者车，淛东新得左鱼符。”《跋陆务观剑南诗藁二首 其二》：“剑外归乘使者车，浙东新得左鱼符。”

宋代陆游《得都下八月书报蒙恩牧叙州》：“未佩鱼符无吏责，看花且作拾遗颠。”《去国待潮江亭太常徐簿宋卿载酒来别》：“昨解鱼符已径归，偶随尺一起柴扉。”《笥中偶得去年二月都下数诗》：“昨佩鱼符入凤城，春风处处听莺声。”

宋代李吕《登赋堂》：“使君胸著万卷书，向来游戏从鱼符。”

宋代杨亿《史馆陈太丞知寿州》：“忽佩鱼符下玉京，长安厩吏驾车迎。”

宋代周紫芝《送曾宏父守南徐》：“异时连佩汉鱼符，两奏殊庭报政书。”

明代严嵩《符子太仆出守韶郡赋此以赠符子昔尝作倅于韶也 其一》：“新佩鱼符称剌史，重来竹马候童儿。”

古代诗词中大量出现了“鱼符”。我们可能都知道“虎符”，“虎符”就是我国古代用于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兵符，因其形似老虎而得名。那什么是“鱼符”？在唐朝，皇帝却用鱼符来代替虎符。隋唐时朝廷颁发的符信，雕木或铸铜为鱼形，刻书其上，剖而分执之，以备符合为凭信，谓之“鱼符”，亦名鱼契。

唐代章怀太子墓前甬道东壁中侍女及持鱼符内侍图

唐代魏征主编《隋书·帝纪·卷二》记载：“（开皇九年闰月）丁丑，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雌一雄一。”

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及唐初，为银兔符，以兔子为符瑞故也。又以鲤鱼为符瑞，遂为铜鱼符以珮之。”

《朝野佥载·卷五》：“（唐道士史崇玄）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搜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宋代《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八·妖妄一》亦有引用相同记载）

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的《旧唐书·本纪·卷一》：“凉州贼帅李轨以其地来降，拜凉州总管，封凉王。九月乙巳，亲录囚徒，改银菟符为铜鱼符。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

《旧唐书·志·卷二十三》：“ 居大功已上丧，受册及之官，虽有鼓皆给铜印，有鱼符之制。并出于门下省。……凡授都督、 刺史阶未入五品者，并听著绯珮鱼，离任则停。”

《新唐书·志·卷三十七》：“发驿遣使，则给鱼符。”

从这些史料来看，鱼符早在隋代就已经出现，但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放入鱼袋中作为一种确定的制度则是到唐代才确定下来。唐代的鱼符是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的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等，比隋代仅有姓名、官品的身份证要完整得多。鱼符分为三种：一为“铜鱼符”，二为“随身鱼符”，三为“交鱼符”。

盛唐铜鱼符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2008年，洛阳市洛南新区香山路唐墓出土一件盛唐时期的铜鱼符。长4.9厘米，宽1.8厘米。司驭寺原称太仆寺，龙朔二年（662）改为寺驭寺，咸亨元年（680）复旧。司驭少卿为司驭寺副主官，从四品上，主要职责是管理国家车马、牧场等相关事宜。

唐·左羽林军铜鱼符

天津博物馆藏

天津博物馆收藏了一件唐代左羽林军铜鱼符。鱼符的形状为鲤鱼形，分左、右两符，有“同”字形榫卯可相契合。左符放在内庭，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出入宫门时合符以确认身份。鱼符平常放于鱼袋中，鱼袋系于腰带之上，官员着紫袍者（一、二、三品）鱼袋金饰，着绯袍者（四、五品）鱼袋银饰。

该件鱼符上刻有“太和门外左羽林军”字样，左羽林军属北衙禁军，负责拱卫皇帝及宫室。根据宋代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太和门是唐大明宫东面宫门，左羽林军屯驻于太和门外。【文字来源：天博展牌】

唐代左内率铜鱼符

唐代杨全节墓出土

《宋史·志·卷一百零六·舆服五》诸臣服下士庶人服：“（ 神宗）元丰元年，去青不用，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武臣、内侍皆服紫，不佩鱼。假版官及伎术若公人之人入品者，并听服绿。官应品而服色未易，与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五年，诏六曹尚书依翰林学士例，六曹侍郎、给事中依直学士例，朝谢日不以行、守、试并赐服佩鱼；罢职除他官日，不带行。……中兴，仍元丰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服绯、紫者必佩鱼，谓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

神宗熙宁六年，熙河路奏捷，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贺紫宸殿，神宗解所服白玉带赐之。八年，岐王颢、嘉王頵言：‘蒙赐方团玉带，著为朝仪，乞宝藏于家，不敢服用。’神宗不许，命工别琢玉带以赐之。颢等固辞，不听；请加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亲王佩玉鱼自此始。宗旦、宗谔皆以使相遇郊恩告谢，特赐球文方团金带、佩鱼，自是宗室节度带同平章事者，著为例。宣徽使张方平、郭逵、王拱辰皆尝特赐。元丰五年，诏：‘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尝任宰相者、观文殿大学士已上，金球文方团带，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御仙花带，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翰林学士以上及资政殿学士特班翰林学士上者，仍佩鱼。’六年，诏：‘北使经过处，守臣曾借朝议大夫者，令权服紫，不系金带。其押赐御筵官仍互借，先借朝议大夫者，即借中散大夫，并许系金带，不佩鱼。’哲宗元祐五年，诏：臣僚曾赐金带后至不该系者，在外许系。

徽宗崇宁二年，诏：‘六尚局奉御，今后许服金带。’四年，中书省检会哲宗《元符仪制令》：‘诸带，三师、三公、宰相、执政官、使相、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球文，佩鱼。节度使非曾任宰相即御仙花，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并御仙花，权侍郎不同；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观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佩鱼，资政殿学士特旨班在翰林学士上者同，权尚书不同。其官职未至而特赐者，不拘此令。因任职事官经赐金带者，虽后任不该赐，亦许服。’看详：若称因任六曹侍郎经赐带，后除知开封府之类，既非职事官，又非在外，皆不许系，似非元立法之意。盖立文该举未尽，其特赐者既不缘官职，自无时不许系外；因任职事官赐金带，后任不该者亦许服，即在外与在京非职事官，皆可用。诏申明行下。大观二年，诏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殿中少监许系红鞓犀带，不佩鱼。

中兴仍之，其等亦有玉、有金、有银、有金涂银、有犀、有通犀、有角。其制，球文者四方五团，御仙花者排方。凡金带：三公、左右丞相、三少、使相、执政官、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球文，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开封尹、给事中并御仙花，内御史大夫、六曹尚书、观文殿学士至翰林学士仍佩鱼；中书舍人、左右谏议大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焕章华文阁待制、权侍郎服红鞓排方黑犀带，仍佩鱼；权侍郎以上罢任不带职者，亦许服之。

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其始曰鱼符，左一，右一。左者进内，左者随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鱼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

太宗雍熙元年，南郊后，内出以赐近臣，由是内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鱼。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则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者。京官、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佩。亲王武官、内职将校皆不佩。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诏伎术官未升朝赐绯、紫者，不得佩鱼。

仁宗天圣二年，翰林待诏、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勒碑赐紫章服，以旧佩银鱼，请佩金鱼。仁宗曰：‘先朝不许伎术人辄佩鱼，以别士类，不令混淆，宜却其请。’景祐三年，诏殿中省尚药奉御赐紫徐安仁，特许佩鱼。至和元年，诏：中书提点五房公事，自今虽无出身，亦听佩鱼。旧制，自选人入为堂后官，转至五房提点，始得佩鱼。提点五房吕惟和非选人入，援司天监五官正例求佩鱼，特许之。

神宗元丰二年，蒲宗孟除翰林学士，神宗曰：‘学士职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仪未宠，自今宜加佩鱼。’遂著为令。三年，诏：自今中书堂后官，并带赐绯鱼袋，余依旧例。徽宗政和元年，尚书兵部侍郎王诏奏：‘今监司、守、倅等，并许借服色而不许佩鱼，即是有服而无章，殆与吏无别。乞今后应借绯、紫臣僚，并许随服色佩鱼，仍各许入衔，候回日依旧服色。’从之。中兴，并仍旧制。”

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夜航船·日用部·衣裳·鱼袋》：“即古鱼符，刻鱼，盛之以袋，而饰金银玉。三代为等袋，用韦。唐高祖始制鱼袋，饰金银。武后改制龟，盖为别；后复为鱼，加用铜；宋仁宗加用玉。唐玄宗敕品卑者借绯及鱼袋。”

辽代契丹文铜鱼符

辽宁省博物馆藏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辽代契丹文铜鱼符。长6.6、宽2.2、厚0.1厘米。鱼形，背有鳞纹错金，顶穿孔，内有“同”凸字，下铸凹下契丹文。鱼鳞纹虽有的错金已脱落，但仍闪闪发光，十分精美。这个鱼符虽无明确出土地点，但在辽宁省朝阳市收集而来，大的方位还比较明确。朝阳地区在辽代为霸州，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是辽代京城门户，军事重镇之一。鱼符即鱼形之符。与虎符一样，是中国古代调兵遣将时的凭信之具。因此，在这里发现辽代契丹文铜鱼符，也是十分正常的。

辽代银鎏金錾花门神册页

观复博物馆藏

观复博物馆收藏了一对辽代银鎏金錾花门神册页。此对册页，呈长方形，以银鎏金制作，册页周边錾刻连珠纹样，珠粒饱满圆润；册页正中，錾刻契丹猎手形象，猎手头戴毡帽，身背长弓，双眼正注视着双手中所执的一羽箭，其中左手托箭杆，右手似在整理羽毛，腰间配有蹀躞带，下挂各种捕猎工具。其中就有一件非常明显的鱼形坠饰，而这种鱼形饰物，在契丹贵族中十分普遍。

《辽史》记载，太祖作金鱼符七枚，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合，得以调发军马”。鱼符与虎符一样，是中国古代调兵遣将时的凭信之具。始于隋，先是木质，唐时改为铜鱼符，辽代沿用。

除了史料中记载的金银铜等金属材质的鱼符外，辽宋时期的皇室贵族还佩戴使用水晶、玉、琥珀等其它珍贵材质雕刻成的鱼形饰物。2006年1月至2011年1月，考古专家对蓝田一宋代家族墓园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测绘、发掘，后经分析得知，此乃北宋文豪、金石学家吕大临家族墓葬，墓葬出土一组精美水晶饰件，其中就有一条水晶鱼形饰。

辽代水晶鱼

长4厘米，宽1.7厘米

赤峰市博物馆藏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吉旺营子辽墓出土

银丝链玉组佩

辽代贵妃墓出土

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小王力沟M2号出土一组银丝链玉组佩。墓志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墓主为辽代圣宗萧贵妃，为辽中期统和十一年（993年）的墓葬。在这组银丝链玉组佩下面分别有一件头尾相连的双鱼形饰物、一件单体的鱼形饰。除此之外，从图片来看，右2这件个人觉得可能是鱼形指甲搓。巧妙的将鱼头作手柄，鱼身鳞片作搓面，鱼尾作搓尾。还有三件为摩羯造型的饰物和一件圆形玉粉盒。没错，类似的玉组佩在辽代陈国公主墓中亦有发现，因为鱼的纹饰不一样，这个我放后面再讲。

辽代鱼形玉佩 标本Y132

陈国公主墓出土

1986年，对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陈国公主及其附马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就出土了很多鱼形饰物。其中双鱼玉佩有两组，为白玉圆雕，均用阴线刻出眼、腮、腹鳍、尾等细部，双鱼嘴部穿孔用金链系佩。

根据考古报告摘要：双鱼玉佩 2组4件。标本Y136,置于公主腹部。白玉制,圆雕。双鱼大小基本相同。鱼体弯曲，用细线刻出眼、鳃、腹鳍、背鳍、尾等细部，雕刻十分简练，轮廓清晰。表面抛光。双鱼嘴部各横钻1孔，穿1条金链，然后将2条金链共系于1个小金 环上。鱼长6.4、宽1.9~2.3、厚0.3~0.9厘米，小金环直径1厘米，链各长3.5厘米。标本Y132，置于公主腹部。白玉制,圆雕。双鱼大小 相同。鱼体宽扁，用细线雕刻出眼、腹鳍、背鳍、尾等细部。表面抛光。双鱼嘴部各横 钻1孔，穿1条金链，然后将2条金链共系于1小金环上。鱼长6、宽3.4、厚0.7厘米，小金环径1.1厘米，金链长4厘米。

辽代鱼形玉佩 标本Y136

陈国公主墓出土

辽继唐风，契丹贵族在日常生活中亦大量的佩戴着各种鱼形饰物。根据史料记载：宋代亲王佩玉鱼自此始于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而从出土文物来看，陈国公主及其附马下葬于辽圣宗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在同等制度下，可见辽代贵族比宋代亲王使用玉鱼的制度至少早了55年。

同时，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那就是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这种鱼形饰大多都是成双成对的。这有什么特殊寓意吗？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的比目鱼就是双鱼造型。同时，双鱼座（出生日期为2月19日—3月20日）又是黄道星座之第十二宫。而且，双鱼还是佛教吉祥八宝之一。在崇尚佛教的辽朝，双鱼形饰物的大量流行，是否主要受佛教艺术的影响？

鱼形玉盒 标本Y137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除了玉质、琥珀材质的双鱼佩饰外，同时，陈国公主墓还出土有两件玉质鱼形盒佩。其中一组由9件组合而成的佩饰。标本Y137，置于公主腹部。由1件鱼形盒玉坠、1件雕玉饰、3颗珍珠、2颗琥珀珠、1颗绿松石珠、1颗水晶珠用细金丝穿系而成。

鱼形玉盒 标本Y137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鱼形盒玉饰，白玉雕成，表面有灰白色杂斑。鱼脊凸起，鱼体略呈三角形。用1块玉料雕刻成鱼形，从中剖为两半，两个对合面内部凿空，雕成子母口，相互扣合。鱼身上用简练的线条刻出眼、鳃、腹鳍、尾等细部。鱼嘴部横钻1孔，内穿金丝。鱼盒头部两边各镶一块长3.5、宽0.8-1.8厘米的薄金片，并各用5枚金铆钉固定。鱼盒尾部每面钉有合页形金片各1片，各用2个金铆钉固定，1页金片上系有金链，链的一端焊于合页上，一端有1根金插销，鱼盒合上后插入插孔内。

鱼形玉盒 标本Y137线图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雕玉饰1件，白色，长方形片状，镂空。鱼形盒长10.6、宽5.2、厚2.2厘米，雕玉饰长4.5、宽2.8、厚0.3厘米，珍珠直径1厘米，琥珀珠长1.7、宽1厘米，水晶珠长1.4、宽1厘米，绿松石珠长1.2、宽0.7厘米。全长23.5厘米。

鱼形玉盒 标本Y135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另外还有一件鱼形玉盒。根据考古报告摘要：形盒玉佩 1件。标本Y135，置于公主腹部。白玉制。整体呈鱼形，子母口扣合，内空。用细线刻出鱼的眼、鳃、脊、腹鳍。鱼嘴部横钻1孔，内穿银丝，系婆金银链。器表抛光。盒长6.5、宽3.2、厚2厘米，链长3厘米。

这种鱼盒与鱼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鱼盒都是单独成对组合而成。而类似的鱼盒，陈国公主墓出土文物中，除了玉质的以外还有琥珀材质的。

鱼形琥珀盒 标本Y127

陈国公主墓出土

根据考古报告摘要：鱼形盒琥珀佩饰1件。标本Y127，置于公主腰部右侧。橘红色。整体雕刻成并联的双鱼形，鱼背凸起。用2块琥珀料各雕刻成鱼形，以子母口扣合。鱼眼、鳃、腹鳍、尾雕刻简练。嘴部穿孔，内穿金链。链上端系1金环。鱼尾部各钉合页形金片，各用3个金铆钉固定，1页金片上系有金链，链的一端焊于合页上，一端有1根金插销，鱼盒相合后插入插孔内。鱼盒长7.8、宽4.7、厚3.5厘米，金链长7厘米，小金环直径1.1厘米。

鱼形琥珀盒佩饰

香港梦蝶轩藏

香港梦蝶轩亦收藏了同样造型的琥珀鱼形佩盒。

六、唐代至辽宋时期的器物上的比目鱼（双鱼）纹饰及饰物

除了前面介绍的一些宗教器物之外，还有很多日用器皿。从唐代中期开始，双鱼纹饰在各种器物饰物中开始大量出现，并影响辽宋，甚至更远的金元明清时期。

许昌博物馆藏

唐·十二生肖祥瑞龟龙五岳纹镜内圈中的“比目鱼”

私人藏品

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诗中的“比目”和“鸳鸯”亦可对应汉代出现的“比目鱼”和“比翼鸟”。从唐代铜镜上面的纹饰来看，此时的这些“比目鱼”造型依然是延续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文化。主要是古人对于美好爱情和深厚友情的向往和赞美。

唐代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 / 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

洛阳博物馆藏

这组双鱼纹海棠花形金盏配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出土于河南省伊川县鸦岭乡杜沟村齐国太夫人吴氏墓，墓主人是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之母吴氏。

唐代  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

洛阳博物馆藏

双鱼大雁纹鎏金银盏托整体为荷叶形，在卷起的荷叶四边上面，錾刻有浅浮雕的双鱼形纹饰并鎏金。盏托底部四周又錾刻大雁纹并鎏金。

唐代双鱼纹银鎏金盘

中国国家博物馆：大唐风华展

宋代定窑白釉印花双鱼纹洗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宋·定窑白釉鸳荷双鱼纹瓷盘

1971年南京江浦黄悦岭南宋庆元元年(1195)张同之夫妇墓出土

双鱼纹碗

赤峰博物馆

辽代双鱼莲荷纹银碗

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从这些器物的纹饰来看，鱼形纹饰受唐朝兴盛的佛教文化影响比较大。自唐代中晚期开始，鱼形纹饰大多与佛教题材相关的荷叶同时出现。

辽代鱼戏莲荷纹琥珀饰件

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同时，在《鱼与性文化》中介绍：但是，如果鱼和莲共同出现时，鱼象征男性，莲则象征女性。人们之所以以鱼来喻男，就是因为鱼有巨大繁殖力；而人们之所以又以莲喻女，就是因为莲的花形似女阴，莲蓬的产籽似女性的生产，莲的形体又如女性的形体的美。因而，以莲喻女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悠远的文化传统。汉乐府民歌《江南》中有采莲歌，“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闻一多解释说鱼和莲“是隐语的一种”，隐语“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 “这里是鱼喻男，莲喻女，说鱼与莲戏，实等于说男与女戏”。莲的原始意象即原型是生殖女神，到后来，人们不再强调它的繁殖意义，而只注重它的美的意义，莲也就成了美女的象征。

辽代双鱼莲花纹琥珀饰件 标本Y162-1

陈国公主墓出土

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琥珀饰物中，亦发现有琥珀材质鱼戏莲荷纹题材的饰物。根据考古报告摘要：琥珀佩饰 3组198件。均由琥珀串珠和浮雕琥珀饰件以银丝穿缀而成。出土时银丝残断，琥珀串珠散置于公主和驸马的腰间和腿部上下周围，依据串珠和琥珀饰件出土位置和形状复原。3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浮雕琥珀坠饰的形象略有不同。标本Y161，1组66件。散落于公主左腿周围，已修复。由65颗琥珀珠和1件琥珀浮雕饰件以银丝穿连组成。琥珀珠，红色，扁平椭圆形，有穿孔，大小不一。长1.9-2、宽1.4-1.6、厚0.4-0.6厘米。浮雕琥珀坠饰，红色，椭圆形，正面雕刻1朵莲花，上刻2条小鱼，并排浮于莲瓣中。侧面有穿孔。长5.6、宽4.5、厚2厘米。标本Y162，1组66件。形制与Y161相同。Y162-1，双鱼莲花纹琥珀饰件，长5.6、宽4.5、厚1.7厘米。

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

另外，在辽代陈国公主墓共出土的三组银丝链玉组佩中，其中的一组玉佩饰中分别有双鱼衔莲纹玉饰及鱼衔莲荷纹玉饰各一件。根据考古报告摘要如下：

标本Y93，1组6件。置于尸床东部。玉佩由1件镂雕绶带纹玉饰系鎏金银链下挂5件玉坠组成。白玉制，透亮，洁白无瑕。镂雕绶带纹玉饰，白色，略呈长方形片状，表面抛光。长6.5、宽4.1、厚0.6厘米。龙鱼形（实为摩羯）玉坠，圆雕，青白色，刻成龙首、鸟翅、鱼身，嘴衔宝珠。鱼体两面用交叉斜线刻成菱形鱼鳞纹，双翅展飞，尾部分叉向两侧翻卷，上部卷曲成圆环形，下部与右翅连接。利用嘴部镂孔穿系银链。长5、宽2.7、厚0.7厘米。双鱼形玉坠，圆雕，白色，半透明。双鱼腹鳍相接，双尾相连，眼、鳃微凸有立体感，身上刻菱形鱼鳞纹，腹、脊和尾部斜刻细线纹，双鱼背鳍雕刻成锯齿形，鱼尾分叉向两侧翻卷，两鱼头部上方雕刻莲花和莲叶，莲花含苞待放，莲叶呈扇形与鱼背相连，双鱼嘴均插入莲茎之中，银链系于花纹镂孔内。长5.7、宽3.7、厚0.4厘米。双凤形玉坠，圆雕，白色泛青，扁平形，双凤相对，有冠，凤嘴对接，双翅并拢，长尾下垂，腹部刻菱形羽毛纹。利用凤冠之间镂孔系银链。长5.4、宽2.2、厚0.4厘米。双龙形（实为摩羯）玉坠，圆雕，白色泛青，双龙相对，龙首，首有角，鸟翅，鱼身，腹刻菱形网状鱼鳞纹，双龙嘴共衔1宝珠。珠中镂孔，系银链。长5.9、宽2.7、厚0.6厘米。鱼形玉坠，圆雕，白色扁平形，圆眼，鱼体细长，背鳍锯齿形，腹刻菱形鱼鳞纹，腹鳍浮于荷叶上，荷叶一旁有2个莲蓬。长7.5、宽2.9、厚0.4厘米。此组玉佩连鎏金银链在内全长14.8厘米。

南宋水晶串饰

江西省博物馆藏

1956年，上饶市茶山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出土一串水晶串饰。串饰由64颗形态匀称的无色水晶珠及一件青玉鱼形饰组合而成。其中珠子有2颗稍大：一为玛瑙珠，有三通穿；一为水晶珠，有四通穿。圆珠直径1厘米。

配随形而制的青玉鱼一件，刻较规则的斜方格为鳞。鱼的旁边简单镂空雕刻了莲杆莲蓬，与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银丝链玉组佩中的鱼戏莲荷纹玉饰相似。长4.6厘米。

2000年8月中旬，河北承德县甲山镇甲山背后发现一辽代窖藏，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水晶鱼。体肥厚重，背鳍宽大，鱼身刻网格纹，背鳍作荷叶状，刻竖条纹。鱼身与背鳍间有一横向条纹。鱼头只勾勒出轮廓，细部未加雕刻。鱼尾较短，刻斜向条纹。鱼头和鱼尾各有一小孔。通长 8.8、最宽处5.6、最厚处1.8厘米。

宋代玉鱼莲坠

故宫博物院藏（故00094603）

故宫博物院里亦收藏了不少宋代鱼形饰物，其中就有一件玉质鱼莲纹圆雕坠饰，动态十足。玉色白，表面有赭黄色斑。鱼小头，长身，无鳞，鱼身弯成弧状，昂首，尾上翘，鳍短而厚，共6片，其上有细阴线。鱼身旁伴一荷叶，长梗弯曲，盘而成环，可供穿系绳。

清代蜜蜡鱼戏莲荷纹摆件

鱼戏莲荷题材在随后的元明清时期都有普遍运用，主要出现于瓷器中，琥珀材质雕刻件亦有少量运用。

有关鱼戏莲叶间的诗词文章、和相关文物太多了，从唐宋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这类题材在中国古代琥珀艺术品中亦有使用，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宋 金链玉双体鱼坠饰

长4.8厘米，宽2厘米

1993，上海打浦桥明顾氏家族墓M7号墓出土

宋 金链玉双体鱼坠饰

长4.8厘米，宽2厘米

除了双鱼与莲荷结合的艺术题材外，辽宋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双鱼连体（比目鱼）造型的鱼形饰物。1993，上海打浦桥明顾氏家族墓M7号墓出土了一件金链玉双体鱼坠饰。长4.8厘米，宽2厘米。从造型上来分析，这应该是一件辽宋时期的鱼形。

辽代鱼形玉佩 标本Y157

陈国公主墓出土

不仅如此，辽代亦见有玉或琥珀材质的双鱼连体形饰物。比如陈国公主墓出土了一件琥珀材质的双鱼形佩饰。根据考古报告摘要：标本X157，置于驸马左腿上部。圆雕，红色。2条鱼相贴，圆眼，扁嘴，鱼身扁宽。鳃、鳍、尾刻划简练，只具轮廓。头部有1穿孔。长5.1、宽3、高1.4 厘米。

这种造型的纹饰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的“比目鱼”。又见于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佛足石刻中的双鱼。同时，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一般在辽河一带活动，他们的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游牧和渔猎来维持。因此，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民族。渔猎也是契丹人文化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

《辽史 卷二十七本纪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二月丁酉，如春州 ，幸 混同江钩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 《中国通史》第四编第三章第三节：“ 辽朝历代皇帝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设宴庆祝，称‘头鱼宴’。”

因此，鱼形饰物大量出现于辽朝，个人认为应该是集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其中即有契丹人本民族的文化，亦吸收了唐朝的鱼符文化及中国的传统文化，还融合了佛教文化。可能契丹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疆域就像一条鱼。是不是很有意思？

唐代双鱼纹海棠花形银鎏金盏

洛阳博物馆藏

这件双鱼纹海棠花形银鎏金盏，高3.3厘米，口径长径13.8厘米。器物整体呈椭圆形，内壁素面鎏金，底部装饰双鱼戏宝珠图案。双鱼呈高浮雕效果，刻画细腻，鱼眼、鱼唇、鱼鳍、鱼鳞清晰可辨，鱼尾自然卷曲、动感十足。而类似的器物类似的双鱼纹饰，在唐至辽宋时期的各种器物中大量出现。

唐·鎏金双鱼纹银碗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

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鎏金双鱼纹银碗。高2.7、口径11.6厘米，重122克。侈口，浅弧形腹，圜底，圈足已失。碗内底以点装手法装饰出凸起的首尾相呼应的双鱼，周围衬以水草，水草也为捶揲制成，纹饰鎏金，鱼尾、鱼鳍等细部使用錾刻和线刻手法加工。双鱼头尾相接，一正视一侧视，大头、阔嘴，有两根长须；身上有许多云朵状的斑纹。除碗底中心的圆形构图外，其余部分光素。碗腹部内外壁有密集的平行线状细纹，当为旋切打光留下的痕迹。

碗内底中心捶揲出浅浮雕双鱼纹和水草纹，纹饰鎏金，双鱼头尾相接，大头、阔嘴、长须，鱼身錾刻云朵状斑纹象征鱼鳞。图案简洁，层次分明，自由流畅。尤其当碗内注满酒水之时，游鱼似在水底互相追逐，若隐若现，极富动感和奇幻色彩。

辽代花式口金杯金双鱼禽纹出筋盏

内蒙古赤峰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藏

没错，除了前面见到的双鱼并列连体的鱼形饰物外，还有首尾相连的两条鱼造型的饰物。这种双鱼造型的鱼形饰物同样出现于辽代琥珀饰物中。说到双鱼佩，同时还想到另外一个有趣的虚构故事:彭加木深入罗布泊失踪与双鱼玉佩的故事。

明代晚期渔翁戏荷琥珀杯

南京博物总馆藏

辽朝之后，金元依然出现了很多玉质鱼形饰物，然而却并未继承辽代崇尚的琥珀文化，使琥珀文化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窗期。直到明代开始，琥珀文化及其艺术品又开始出现。虽然不多，但还是能找到一些与鱼相关的琥珀文物。

1974年，江苏南京江宁将军山明代第十一代“黔国公”沐叡（1609年）墓出土一件明代渔翁戏荷琥珀杯。此杯以整块深红色缅甸琥珀雕刻制作而成，由一片卷起的荷叶构成杯身，荷叶下水草交错，形成杯的底托，荷叶边渔翁跃出水面，袒胸束发，肩挎鱼篓，侧身盘腿，右手拽着飘动的荷叶，左手紧握跳动的鱼，渔翁欢愉的姿态与荷叶形的杯身巧妙结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清代蜜蜡荷塘雅趣笔舔

到了清代，随着琥珀原料的大量传入，琥珀器物及饰物的使用，也从上层阶级逐渐向普通阶级传播。其使用的范围更广泛，题材也更民俗化。鱼戏莲荷、鱼跃龙门等等各种题材开始大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相对于辽宋时期，明清时期的琥珀制品中鱼形饰物相对比较少见。而在元明清时期的瓷器当中，常见鱼草纹、鱼戏莲荷纹图案。从相应的题材来看，明清时期有关对鱼的宗教元素越来越少，更趋于民俗寓意。

清代琥珀鲤鱼摆件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

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陶器上的鱼纹到清代，鱼形纹饰和饰物及其背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其每个时期的寓意和文化是什么，鱼，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内容实在太多，有关摩羯、鱼化龙、鱼跃龙门就只能另外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