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关乎国家前途，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人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了一个完整可靠的方案。他们深知此次行动的重要性，因此每个环节都经过反复推敲，确保行动能够顺利实施，为国家未来发展扫清障碍。三人密切配合，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力求将风险降到最低。
汪东兴特意从警卫局选拔了十六名身手不凡、政治过硬的警卫，将他们分成四个小组，各自负责抓捕一名目标人物。
然而，即便做了充分准备，在逮捕张春桥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意外情况，几乎导致整个行动失败。
1976年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和王洪文按预定安排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由于江青和姚文元并非常委成员，华国锋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由，特别邀请姚文元出席。而江青则被另行安排了其他活动。
当晚，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提前抵达怀仁堂，布置妥当，静候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到来。
张春桥刚到怀仁堂门前，负责迎接和逮捕他的纪和富看到他时，明显有些惊讶。
这是为什么？
张春桥身旁有个贴身保镖，外号“大熊”，身材魁梧，精通武艺，射击技术尤为出众，能够双手持枪且弹无虚发。最重要的是，他对张春桥极其忠诚。
忠诚度有多高？举个例子来说明：
1970年8月，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林彪计划与陈伯达联手对付张春桥。某晚，张春桥前往林彪住处，长时间未归。这一情况让“大熊”感到不安，担心张春桥可能遭遇不测，于是强行闯入林彪的住所，甚至放倒了林彪的几名警卫人员。
那时林彪正处于权力巅峰，被明确指定为下一任领导人。然而，"大熊"却毫不畏惧地闯入他的住所，这一举动充分表明了他对张春桥的极度忠诚。
张春桥对"大熊"的严厉批评并未影响其仕途，反而在事后得到了更大的信任和提拔。这一举动表明，张春桥的批评并非出于否定，而是意在通过敲打来推动其进步。尽管表面态度强硬，但实际行为却透露出对"大熊"能力的认可和重视。这种先批评后重用的做法，体现了张春桥在用人方面的独特策略，也反映出他对"大熊"潜力的充分信任。
汪东兴对两人的关系心知肚明，为了稳妥起见，他特意安排“大熊”提前几天回家探亲，避免节外生枝。
察觉到潜在威胁的张春桥立即召回“大熊”，要求其时刻跟随在自己身边，形影不离。
当纪和富瞥见“大熊”的瞬间，心头猛地一紧。
纪和富保持冷静，依照预先的安排，让张春桥的随从人员到隔壁房间等候，只准许张春桥独自进入。
张春桥起初有些疑虑，但纪和富告诉他华国锋和叶剑英已经在里面等候，他便不再犹豫，独自走了进去。
刚进门没多久，纪和富和其他三个人迅速冲上前，一把控制住了张春桥，随后押着他去见华国锋和叶剑英。
随后，华国锋向张春桥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宣布对其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逮捕张春桥的过程相当顺利。四名体格健壮的警卫员制服了一个文弱的书生，整个过程几乎没遇到任何阻力。
然而，客厅里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小插曲。
“大熊”这个人特别小心谨慎，一进房间就挑了门口的位置坐下，时刻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声音。所以，他一听到外面有不对劲的响动，马上起身准备出去查看。
屋内还有几位汪东兴安排的警卫人员，其中包括警卫团的副团长。当副团长注意到“大熊”试图离开时，他立即发出指令，要求其他警卫阻止他。
大熊可不是好惹的，还没等众人靠近，他迅速掏出手枪，厉声喝道：“站住！谁敢上前我就开枪！”
他射击技术精湛，在场的人见状都不敢轻举妄动。众人意识到他枪法精准，纷纷停下脚步，站在原地不动。
副团长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上头已经下令抓张春桥了，你要是还拿着枪不放，那就是在跟中央对着干！”
大熊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自然明白要听从上级指示。不过，他心里还是有点顾虑，于是明确表示：“我只会按照汪主任的命令行事，只有他让我交枪，我才会交。”
副团长看他态度坚定，便拨通了汪东兴的电话，详细汇报了当前的情况。
汪东兴通过电话联系了代号为“大熊”的人员，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正式指令，要求其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接到通知后，“大熊”立即照办，主动解除了武装。
假设"大熊"当时扣动了扳机，枪声必然会引起王洪文、姚文元的警觉，他们还没到场就会有所防备。同时，枪声也会惊动住在附近的江青。这样一来，要抓捕这三个人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幸好这位"大熊"同志懂得遵守组织原则，没有盲目追随张春桥，而是按照上级指示行事，这才防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
华国锋后来谈及此事时，特别强调了毛主席所建立的警卫体系的重要性。他指出，正是这一制度的存在，为当时的局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华国锋的这番话，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毛主席所创立的安全机制的肯定。他通过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展现了特定时期下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和实际效果。这种制度性的安排，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华国锋的这番论述，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更是对特定时期治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
1998年，一位老友探访华国锋，提及外界流传的一个说法：在逮捕四人帮的过程中，张春桥的警卫员曾激烈抵抗，甚至发生了枪战。他询问华国锋这一传闻是否属实。
华国锋明确表示，这些传闻完全不属实，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安保体系。他强调：“我们的安保机制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创立的，与西方和非洲的总统卫队或副总统卫队完全不同，它们各自独立，互不隶属。我们的体系是集中领导的，警卫人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首长的安全，其他事务都必须服从警卫局的安排。如果首长的命令与警卫局的指令发生冲突，警卫人员必须优先执行警卫局的指示。”
这一警卫体系的核心理念源自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强调军队必须服从党组织的统一指挥，而非成为任何个人的专属力量。其根本原则在于确保军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运作，避免形成私人性质的武装团体。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军队与党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确保了军事力量的统一性和纪律性。
尽管张春桥对“大熊”极其信任，但“大熊”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警卫局成员。当张春桥的指示与汪东兴的命令不一致时，“大熊”必须优先服从汪东兴的指挥。这种层级关系决定了“大熊”的最终行动方向，与个人忠诚无关。
毛泽东在管理警卫部队方面展现了卓越的远见。他通过建立严格的党组织体系，牢牢把握了这支关键力量的控制权。这种制度安排有效预防了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这一决策体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智慧，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他成功避免了不必要的暴力事件，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指挥下，果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画上了句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四人被隔离审查，他们的罪行包括策划推翻党的领导、分裂国家、制造动乱等。这次行动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被视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随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重建了被“四人帮”破坏的党和国家机构，逐步恢复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结束了“文革”带来的混乱局面，也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