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总工程师：三线建设只讲战备忘讲科学，高价进口设备报废太多

什么是三线建设？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氛围的名词代表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家为了应对外部威胁采取的发展策略，在发展国防和重工业的基础上，全力发展交通、科技等产业，重点来了，要求这些产业全部转移到三线地区，其目的是为了隐蔽。

三线建设本意是特殊年代国家为战备服务，可这其中牵扯到各种问题。

有专家表示，三线建设忽略了科学这个大前提，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严重浪费，斥巨资采购的设备，利用率低下，久而久之，变成只能看不能用的废品。

60年代初，毛主席基于国防角度的分析，提出“三线建设”的发展策略。

彼时的中国经过两个“五年计划”之后，工业产值明显上升，不过从全国的经济地理分布而言，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大部分工业项目都在沿海地区选址，这就导致西部地区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东部。

此外，西方国家对我国虎视眈眈，周边邻国偶有小动作，国家基于战时状态分析，如果出现大规模侵略战争，东部地区将全军覆没。

中央延续抗战时期建设根据地的战略思路，主张建设大后方，为全民战争做好准备。

60年代中期，我国第二套国防及重工业体系建设正式启动，中央要求在西南地区选址。

中央一声号召，全国上百万党员干部、部队官兵浩浩荡荡开进西北地区，不少人把整个青春奉献给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峡谷、沙漠中，几年时间里建造了数千个工厂、企业、学校。

在数十年的发展中，以这些机构为中心逐步扩大为城市，进而成为西部地区的工业城市。

在三线建设中，汽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业项目，作为我国杰出的汽车工业领路人，陈祖涛为我国汽车工业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陈祖涛的父亲年少时在苏联留学深造，毕业于莫斯科鲍曼技术学院，为新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陈祖涛拥有苏联留学经验，再加上自身扎实的工程技术实力，一毕业就被周总理委以重任，担任一汽的技术人员前往苏联谈判。

随后，陈祖涛作为二汽建设的参与者，见证二汽的诞生与发展。

陈祖涛在一次采访中对三线建设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当年国家斥巨资组建二汽，可他亲眼目睹不少三线工厂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

他认为，由于过度强调军备，导致三线建设过程中不注重科学。陈祖涛认可三线建设的初衷，不过从技术层面分析，正因为以军备为出发点，导致大量设备利用率低下，耗费大量资金，有些大型设备采购回来，一年都没有启动一次，西南地区树林中的湿度大，不少设备出现生锈腐蚀等现象。

确实，60年代中期，大规模兴起的三线建设风潮，过度强调战备，以至于建设中不重视投入产出，缺乏科学依据。

陈祖涛越说越激动：“谁会把潜艇厂和坦克厂选在深山老林里，为了搞建设，挖了成千上万个山洞，花大价钱才外国搞来设备，结果没人会用，最终厂子被这些重资产拖垮了。”

陈祖涛对于三线建设的态度比较客观，他从辩证角度分析，在当时的局势下，三线建设对西南地区的重工业发展确实发挥极为关键的作用。

“任何事一旦过度就会出问题”，陈祖涛说，由于三线工厂的大规模启动，导致西南地区的森林被大量破坏，更让人心疼的是，数千个工厂因为选址问题，被活活拖死了。

除此之外，成百上千家庭响应号召，举家迁移至西北地区，他们一待就是一辈子，有些家庭甚至祖孙三代都被困在深山老林里，这些工人把整个青春都奉献给了三线建设。

更让人惋惜的是，不少工厂的选址不合理，没有经过全面调查，盲目扎根。

不同于东北地区的干燥气候，西南地区的湿度很大，尤其在森林中，工厂花巨资采购精密设备，却不懂得保养，导致这些设备无缘无故出现故障，甚至一些设备还没正式启用，就出现生锈腐蚀的问题。

陈祖涛尊重特殊年代国家的选择，可在落地过程中，确实存在诸多不科学的地方。

当然，对待历史问题不能一味批判，如果把时间跨度拉大，或许出现不同结果。

正因为三线建设，西南地区出现大量中小型工业城市，在随后几十年里，这些城市为国家工业发展做出不小贡献。

如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陕西宝鸡等城市，它们组建发展为覆盖周边地区的工业基地，时至今日，凭借各自技术优势在工业细分领域发挥作用。

有网友对三线建设给出中肯的评价：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正确的，也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但是三线建设的具体办法、厂址选择、建设思路，许多都是错误的，单纯讲战备，不考虑实战效果，得不偿失。

三线建设的发展与国土防御战略相违背，三线城市的选址首要标准是隐蔽和分散，这就导致不少企业被划分为若干个分部，各分部之间的距离很远，期间所造成的运输成本、设备组装、资金等问题难以把控，最终导致一些项目不了了之。

更有甚者，缺乏全面科学的调查，把造船厂、飞机厂建在深山老林里，这就导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运输成品，尤其对于舰艇、飞机等重装武器来说，检验工作极为不便。

部分企业存在严重的唯物主义，不对当地地质水文条件进行全面勘察，一旦出现问题，他们无法提出实际应对的办法，而是通过“喊口号，拼精神”来自欺欺人，最终导致企业倒闭。

另外，一些企业过于注重隐蔽，在选址时忽略交通、生产、产业集群效应等因素，导致企业效益难以提升。

而职工家庭的生活、上学问题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久而久之，这些企业逐渐形成“孤岛”，职工无法融入当地生活，本地人也开始排斥这些外地职工。

由于三线建设的战线拉得过长，与当时国家经济水平难以匹配；与此同时，出现大量同质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企业管理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他们往往注重行政命令，无形中导致不少企业综合实力低下，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最终被市场淘汰。

回头来看，大部分三线工厂都不复存在，它们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即便部分企业侥幸生存下来，它们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方向，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根据相关统计，60年兴起的三线工厂，真正存活下来的企业不足30%。

分析历史，应该以辩证角度看待事物，尤其对于三线建设这种特殊年代的产物。三线建设的初衷是战备，因此在选址上要求隐蔽，目的在于应对外来入侵，更直白点说，应对敌对国家的核武器攻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线建设是基于“求生存”为基准，唯有生存，才有机会站在国际舞台上占据话语权。

这时，所谓的科学与效率往往被抛到脑后。

如果从战备层面分析，三线建设在思路和布局上没啥问题，以我国60年代的处境而言，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符合逻辑，是中国应对敌国入侵采取的应对措施，这笔账，不应只从经济层面来算，还需要考虑政治层面。

因此，三线建设应该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它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不能用现代经济发展的眼光分析。

即便它确实对我国工业集群效应造成消极影响，也不能抹杀其在那个年代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更不要忘了成千上万家庭为三线建设付出的努力。

时至今日，人们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依然呈两极分化，有褒有贬，但客观来说，它还是利大于弊的。它为我国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坐落于西南地区的工厂、学校已经扩展为一个个重点工业城市，在现代社会凭借区位优势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三线建设所预防的事实没有发生，但它做到“防患于未然”，换言之，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为国家繁荣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资料

《陈祖涛 见证中国汽车工业50年》，《人物》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