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南北之战中遭受惨重失败后，刘宋安分了好一阵子，但仍未吸取教训。皇帝刘义符专注于经商，完全不理朝政，他的兄弟刘义真则开始对皇位虎视眈眈。

刘义真与中层官员谢灵运、颜延之等人关系密切，并扬言：“如果我能得势，必定让谢灵运和颜延之担任左右宰相。”

这样的言论在今天听似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极为不敬的。刘义符的四位顾命大臣中，除了檀道济是武将外，其他三位都是文人，平常意见相合，这次更是聚在一起出谋划策。他们联合起来将檀道济排挤到外地，三人开始掌控朝廷大权。因此，刘宋的国家大事实际上由徐羡之、傅亮和谢晦决定。

有一天，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谈到了刘义真的几个亲信。经过商量，他们觉得刘义真有造反的嫌疑，于是写了一封信向朝廷告发他。

实际上，这封信最终还是会到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只是走个形式。最终，刘义真被免去了官职，并被流放到凉州做苦役，途中还被派来的刺客杀掉了。之后，这些大臣觉得还不够，又计划除掉刘义符，并命令兖州刺史檀道济进京。

檀道济本身就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对荒唐的皇帝刘义符早已不满，于是率军进攻建康。

当时，刘义符正在玄武湖避暑，用做生意赚的钱买了一艘画舫开酒店，亲自当酒保卖自家酿的好酒。

士兵们不管他是什么皇帝，先是一顿暴打，把太监们赶跑，然后抓住刘义符，废除了他的皇位，立刘裕的次子、徐州刺史刘义隆为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宋文帝。

刘裕去世后不久，朝中的权臣再度显露出专权的趋势。徐羡之等人担心留下隐患，于是如同对待刘义真一样，派出刺客去对付刘义符。刺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武器，便从门后取下门闩，用力击打刘义符的头部，将其杀死后离去复命。

刘义隆即位后，清楚四位重臣的影响力。他为人性格深沉，不轻易表现出喜怒。尽管内心对这几位重臣充满不信任，但仍然晋升徐羡之为司徒，傅亮为司空，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谢晦为荆州刺史，掌控朝政内外。

表面上，刘义隆对徐羡之和傅亮表现得很客气，但私下却开始安插自己在徐州时的旧部。曾在徐州任职的下级官员如王弘、王华、王昙首、到彦之等纷纷得到提拔，标准就是与刘义隆关系亲密。没过几年，朝廷内外的大臣几乎都与徐州有关。

随着新面孔不断加入官员队伍，徐羡之和傅亮却毫无察觉。而要真正掌握政权，还需要军队的支持。

由于无法指望荆州的谢晦，刘义隆将目光投向了距离徐州较近的兖州刺史檀道济。檀道济常被其他三位重臣排挤，是个合适的人选。

刘义隆暗中与檀道济结盟，确保檀道济不会参与三大臣的圈子。然后，趁着上早朝的时机，刘义隆派出亲信逮捕徐羡之和傅亮，并将其满门抄斩。

荆州的镇守者谢晦在得知徐羡之和傅亮被杀后，以“清君侧”为名义发动叛乱，率领三万水军进攻建康，并散布谣言称檀道济会与他一同起兵，然而，檀道济实际上正奉命讨伐谢晦。

在谢晦尚未反叛之前，刘义隆已赢得檀道济的效忠，这次更是亲自召见檀道济，任命他为统帅，与王弘、到彦之等人共同迎战谢晦。

檀道济不负众望，轻松击败谢晦，并将其处死。他与以往重臣不同，对官职的大小并不热衷，终结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臣执政制度，将国家大权交还给刘义隆。

在刘义隆的亲自治理下，刘宋的国运逐渐恢复并开始繁荣。刘义隆的年号是元嘉，他统治时期的太平局面被称为“元嘉之治”，成为自东汉灭亡以来南方最安定的历史阶段。

休养生息了几年后，刘义隆自认为国力有所增强，决定趁北魏进攻柔然之机对拓跋焘发动攻击。他派遣使者向拓跋焘索取河南土地，遭到拒绝后，派遣到彦之、王仲德率领五万重甲步兵沿淮河出击，并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八千骑兵进攻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则领一万兵力跟进，弟弟刘义欣指挥三万军队监战。此次总计十万人的大军，已是相当可观的规模。

为了宣扬此次行动的正当性，刘义隆特派使者告知拓跋焘：“河南乃我刘宋旧有之地，被尔等占据，今我军收复失地，事与河北无关。”

在使者离开后，拓跋焘对他的官员们说道：“我从小就知道河南是我们的。刘宋才建立不久，他们能占领多少地方呢？不过现在正值夏季，水深草茂，不利于我们骑兵的行动。不如暂且后撤，待到冬雪覆盖，天气寒冷时再发起进攻。”因此，他下令清除河南一带的流民，以防他们为宋军提供情报，这一策略大大增加了宋军的侦察难度。

北魏的武将们大多热血沸腾，纷纷请求与刘宋开战。崔浩提出异议：“现在交战不妥。南方天气炎热，河流纵横，水草丰美，人马容易染病，不宜进攻。而且敌军擅长守城，可能会陷入持久战。我们骑兵难以长时间与步兵对抗。不如主动撤出南方的城市，待到秋后再作打算，稳扎稳打更为妥当。这次南方的领军者多为富家子弟，他们听闻陛下多次战胜赫连勃勃和柔然，表面上喊着要收复失地，实际上是羡慕陛下的财富。他们怀有私心，不是真心为国卖力，怎能不败？”

当时拓跋焘仍在与柔然激战，对南方防御力的不足感到忧虑，崔浩的分析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于是，拓跋焘下令黄河以南的碻磝、滑台、洛阳、虎牢的守军全部撤回邺城，并任命阳平公杜超为冀州大都督，指挥四镇精兵静观宋军动向。

刘义隆在这次战役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战略指挥方式，他喜欢对千里之外的具体战斗进行干预，部队行动必须等到他的指令才能知道下一步计划。

从古代的南京到洛阳前线，快马来回也需要好几天。这位皇帝究竟准备如何收场还是个未知数。由于要等待刘义隆的命令，到了彦之的军队从淮河到泗河的行军速度创下了历史新低，每天仅行进十里。这还是在魏军主力远在漠北与柔然激战的有利条件下实现的。

结果是，宣战四个月后，由建康出发的刘宋十万大军才缓缓抵达黄河南岸，收复了潼关以东的大片领土，并重兵占领滑台、虎牢和金墉城，向建康报捷。宣称在皇帝陛下的英明指挥下，魏军不战自退，北伐军已成功收复黄河南岸，并将很快攻克平城，俘获拓跋焘等。

取得如此显赫的战果后，刘义隆兴奋不已，立即派使者与胡夏的赫连定联络，约定同时进攻北魏，计划将其赶出长城以南。

双方甚至商定了未来的分界，将以恒山为界，东归刘宋，西归胡夏，以期和平共处，长久结盟。

北魏的大臣们对胡夏和刘宋的联合感到非常担忧。然而，崔浩指出，尽管刘义隆和赫连定表面上似乎关系密切，但实际上各自心怀鬼胎。赫连定希望刘义隆承担主要的风险，而刘义隆则希望赫连定先行试探，因此双方都不太可能主动进攻。

尽管如此，赫连定的国家相对弱小，但骑兵实力不容小觑，因此需要特别留意。于是，拓跋焘决定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前往统万城，计划先发制人，进攻平凉，并在蒲坂集结重兵，以便两路呼应。

与此同时，宋军占领了黄河南岸的重要据点，却发现这些城市空无一人，既无粮食也无居民。十万大军所需的粮草只能依赖从远在后方的建康通过水路运输。宋军的庆功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月，加上中秋节的到来，大家享受了一番后才开始准备战斗。中秋一过，吃饱喝足的到彦之下令渡过黄河，收复沦陷已久的河北失地。

然而，宋军的先锋部队刚刚渡河，就遭遇了魏军精锐骑兵的伏击。驻守黄河北岸的正是曾经活捉赫连昌的冠军将军安颉和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

刘宋与胡夏趁着北魏远征柔然之际，联合发起了第二次南北大战。表面上看，北魏似乎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危机，但在崔浩的分析下，这种威胁显得不那么可怕。

宋军与胡夏都不愿意率先与北魏展开激烈战斗，双方都显得消极懈怠。尽管宣战已有半年，却没有进行过一次像样的会战，错失了一次绝佳的进攻机会。

不久之后，北魏成功击败柔然，主力凯旋回到平城，拓跋焘反而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刘宋和胡夏。

面对选择，是先攻打哪一方呢？宋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南岸，随时可能威胁河北重镇邺城，但其统帅到彦之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完全受控于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刘义隆。

相比之下，驻扎在平凉的赫连定如同崔浩所言，是“残根易摧，击之必仆”。消灭赫连定后，北魏可以从潼关向东进攻，一路上是广袤的平原，正好发挥骑兵的优势，足以让江淮之间无立足之地。因此，下一步的作战目标，不是近在眼前的到彦之，而是远在千里的赫连定。

在甘肃南部到青海东部地区，西秦是凉州后期幸存的国家之一。当乞伏炽磐在世时，尚能与胡夏、北凉抗衡。然而，他去世后，继位的儿子乞伏暮末未能延续国运。

西秦缺乏杰出的大将，国君乞伏暮末也并非卓越之人，无法像北凉的沮渠蒙逊那样具有影响力。

西秦屡次遭受胡夏和北凉的联合压制，乞伏暮末无奈之下派使者向远在平城的拓跋焘投降，主动请求将国土和人民并入北魏。

拓跋焘对此欣然接受，并承诺将来给予乞伏暮末平凉和安定两地。

乞伏暮末于是放弃国土，焚毁首都和皇宫，率领宗族部落一万五千户艰难地向平城迁移。在经过上邽时，他们遭到赫连定的袭击，胡夏军将乞伏暮末及其族人围困在南安城。

正当赫连定调集兵力准备消灭西秦的最后残余时，北魏大军已从统万城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平凉进发。

当时赫连定正在安定作战，得知平凉遭袭，急忙带领两万步骑兵前去增援，却在途中陷入北魏军的埋伏，损失惨重。

赫连定擅长使用步骑兵混合方阵作战，但其策略偏向于西方风格，缺乏重点，北魏骑兵发现了这一弱点，集中力量攻击一点，胡夏军顿时溃败，阵形被北魏骑兵冲垮，万余人阵亡，赫连定重伤，单骑逃回上邽。

赫连定遭遇了一次惨败，导致胡夏的安定和长安守军丧失了斗志。长安的守将赫连乙斗率先逃跑，安定的守军也随之溃散，胡夏的军队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一路溃退到了上邽。魏军很快占领了无人防守的平凉，并释放了被囚禁已久的奚斤。

曾经在西北地区所向披靡的胡夏，如今却遭遇了连续的惨败。这个习惯于胜利的国家，面对失败后遗留的问题显得无从应对。

胡夏的溃兵逐渐在上邽集结后，赫连定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放弃故土，带领族人向西迁移，计划在西域重新崛起。

从上邽前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是南安，之前被胡夏军队包围的西秦百姓仍被困于此。赫连定打算清除这些人，并夺取他们的财物作为路上的补给，于是派出一万士兵猛攻南安。

西秦的领导者乞伏暮末不擅长军事，只能坚守不出，不久南安城内粮尽，只得以人充饥。

由于乞伏暮末性格懦弱，缺乏统御力，许多大臣纷纷逃离，留下的只能陪他一同忍饥挨饿。不久后，乞伏暮末也无力再坚持，不得不向赫连定投降。然而，赫连定并未因此优待俘虏，而是下令将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全部斩首示众。

经过四十六年的斗争，西秦最终灭亡。

赫连定消灭西秦后，率领十多万部众向西北撤退，计划再次施展策略，进攻北凉，占领沮渠蒙逊的领地。

然而，沮渠蒙逊并不像乞伏暮末那么容易对付。他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变得更加老练和狡猾。察觉到赫连定的不轨意图后，沮渠蒙逊开始散布谣言，称赫连定计划西进攻打吐谷浑。

吐谷浑是一个位于青海湖附近的少数民族部落，对赫连定的举动非常不满。他们预先在黄河边埋伏了三万骑兵，当赫连定的大军渡河到一半时，发动了突袭。毫无防备的赫连定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只能无奈投降，他的部众也全部被吐谷浑俘获。

随后，吐谷浑将赫连定献给了北魏。拓跋焘见两个赫连兄弟聚齐，便将他们在平城处决。胡夏王国，这个自称与天神相连的国家，仅仅存在了二十四年便灭亡了。

在这次战役中，赫连家族几乎全军覆没。当年，赫连勃勃认为自己的姓氏血统高贵，不允许亲戚也姓赫连，便将他们改姓为铁伐。

然而，这次虽然铁伐家族没有灭绝，但赫连家族却彻底绝后了。

在拓跋焘进攻赫连定的同时，北魏在河南战区展开了猛烈的反攻。由于赫连定的长途逃亡，拓跋焘从统万城带去的主力部队在之前并未得到有效使用，现在全部投入河南战线，立即对宋军形成压倒性优势。

北魏的大将安颉、叔孙建和长孙道生分头渡河，多路攻打黄河南岸的金墉城和虎牢等要塞，宋军遭遇惨败。

金墉城、滑台和虎牢这三个要塞自建立以来，从未如此迅速地失陷。随后，北魏军队分成三路，安颉向东攻打荥阳和洛阳，长孙道生向南，叔孙建向东，势如破竹。宋军多为步兵，难以逃脱，往往被北魏骑兵分割包围后逐步歼灭。

由于滑台背靠黄河，又有水军支持，北魏反攻时并未刻意进攻。

当刘宋统帅到彦之在滑台观察战况时，计划放弃滑台，带领军队乘船撤往历城（今山东济南）。他的部下殿中将军垣护之认为滑台凭借黄河天险，正好可以切断北魏军的补给线。于是，他建议到彦之利用粮草和水军的优势，分兵反击敌人后路。

尽管计策不错，但关键是要看执行者的胆识。

到彦之这种人即使再给他几个胆子也不敢冒险（若是桓温在此，早就敢于一搏）。到彦之借口最近眼疾，作战有害健康，便留下守卫军，自己先乘船逃往历城。

到彦之逃至历城后，焚烧战船，丢弃武器，徒步返回彭城。

彭城的守将是刘义隆的弟弟刘义欣，看到前任总司令竟然自己走回来了，还带来了如此沮丧的消息，周围的文武官员都吓得面无人色，建议刘义欣放弃彭城返回建康。

北魏军队的顺利进展让人惊讶不已，拓跋焘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决定提升叔孙建的地位，授予他“古德里安式”骑兵英雄的称号，并任命他为冀、青、豫、兖四州的大都督，负责统一指挥对南方的作战。叔孙建麾下有安颉、长孙道生等猛将，使得宋军的处境愈发艰难。

不久之后，安颉在横扫荥阳、洛阳后，调转方向向滑台进攻。随后，叔孙建在返回途中经过滑台时，遭遇滑台主力在城外活动，果断发起突袭，歼灭滑台守军五千余人。

滑台的宋军形势岌岌可危，建康的刘义隆也不再遥控指挥，转而认为北伐将领未能认真执行他的计划。否则，为何初期进展如此顺利，之后却迅速败退？

刘义隆巡视库房，发现到彦之北伐前，建康的库房物资充足，但他败退后库房却空无一物。气愤之下，刘义隆下令将到彦之、王仲德等人下狱问罪。

刘义隆注意到，在大军撤退之际，唯有镇守徐州的刘义欣没有撤退，他对此感到欣慰，认为关键时刻还是亲兄弟可靠。于是，他发布调令，任命刘义欣为豫州刺史，负责镇守下一步的前线寿阳。

在刘义欣的管理下，寿阳城迅速发展得比江南还要繁荣，水利设施完善，成为淮河流域的重要城镇。这一切都预示着前线作战的重大转机。

在第二次南北战争中，拓跋焘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彻底消灭刘宋，而是在收复山东和河南的失地后，适可而止。北魏不像刘宋那样只专注于战争，他们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因此无法全力以赴地对南方进行作战，毕竟大国也有自己的难处。

尽管刘宋在河南遭遇惨败，但他们仍然有勇气发起新的进攻。这是因为刘宋手中握有反击北魏的王牌，即北府兵出身的大将檀道济。

檀道济作为一名武将，对刘宋内部混乱的宫廷权力斗争并不感兴趣。他结束了东晋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臣专权制度。然而，即使他这样做，仍常常受到领导的猜忌。因此，檀道济经常选择到兖州担任外地主官，以避免留在建康而心烦。

建康的官僚们平时认为檀道济是个碍眼的存在，但在关键时刻，还得依靠他这位老将出马。不久，檀道济就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接到了前往滑台救援的命令。

檀道济在多年征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知北方骑兵的威力。因此，在出征之前，他制定了两个策略：

第一，不接受刘义隆的远程指挥，以免酿成惨重的后果；

第二，不走中原路线，以避免陷入北魏骑兵的包围圈。

虽然刘义隆对檀道济的计划感到不悦，但为了大局着想，他暂时忍耐，准备以后再算账。檀道济从败军中挑选了一些表现尚可的士兵，其中包括到彦之的副将王仲德和曾指挥过刘宋唯一骑兵部队的段宏，随他一起从山东进攻。

檀道济此次的战略目标是步兵到达历城后，乘船救援滑台。然而，宋军的意图很快被魏军侦察到。

不久，叔孙建留下安颉继续围攻滑台，自己则和长孙道生分兵两路迎击檀道济。

檀道济用兵谨慎，不像刘宋其他将领那样急躁。他的部队在二十多天内与敌军交战三十多次，叔孙建和长孙道生单独对抗檀道济都不是对手，被檀道济多次击败，最终一路辗转到达历城。

然而，就在宋军击溃长孙道生的守军，准备渡河时，叔孙建派出一支轻骑兵袭击了宋军的粮仓，大火烧毁了大部分粮草。

通过这一战术，叔孙建和长孙道生意识到了协同作战的优势，战场形势立即发生了逆转。虽然两人单独无法击败檀道济，但他们通过互相掩护，轮番上阵，使得檀道济难以应对。

再加上粮食短缺和补给线被魏军骚扰，檀道济的军队被困在了历城。

安颉对于滑台的局势十分担忧，害怕滑台的援军能够将檀道济的部队带来增援，这样一来，魏军可能会陷入危险境地。然而，得知叔孙建已经稳住了局势，安颉心中大喜，立即下令全力攻城。

在拓跋焘的增援下，滑台的宋军坚守了几个月后，粮草耗尽，被迫以老鼠充饥。最终，安颉成功攻破滑台，俘获了一万多名守军。

檀道济得知滑台失守，粮草不足，决定撤回兖州。一些宋军逃兵跑到叔孙建的军营，透露檀道济的粮食匮乏，叔孙建于是下令展开追击。

宋军士气低迷，不少士兵准备逃跑。檀道济却从容不迫，命令军队原地休整。晚上，他的大营灯火通明，士兵们在他的指挥下，称量堆积如山的大米，袋袋米粮看似充足。

魏军间谍和宋军逃兵都十分震惊，魏军急忙将此情报告给叔孙建。叔孙建听后，误以为檀道济粮草充足，认定报信的士兵是诈降者，便将其处死，原本想逃跑的宋军也不再动摇。

实际上，檀道济用计，口袋中装的是沙子，只有表面铺了一层大米，成功欺骗了北魏军。

翌日，檀道济命令士兵穿上重甲，自己披上白袍，乘坐战车，堂而皇之地从大路撤退，引得魏军围观。叔孙建以为檀道济设下埋伏，不敢追击，只能在山头观望，宋军因此得以安全撤离。

虽然刘宋在第二次南北战争中再次遭遇惨败，但宋军中最精锐的檀道济部队依然展现了卓越的战斗能力，能够同时对抗北魏的两支王牌骑兵。

这让拓跋焘意识到江南地区仍有强劲的对手，从而打消了直捣建康的计划。

不久之后，黄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当地百姓几乎全数饿死。不断上涨的洪水对骑兵的行动造成了很大困难，却为南方的水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面对这种情况，拓跋焘决定下令撤军，并对在此次战役中立功的将领们给予重赏，所有参战的将士也获得了十年的薪水奖励。同时，拓跋焘还晋封崔浩为司徒，长孙道生为司空。

长孙道生一向过着节俭的生活，甚至连床上的毛毯都用了多年。拓跋焘对此深受感动，特意作诗赞美他和崔浩，并下令特别嘉奖。对于皇帝给予的赏赐，长孙道生全部辞谢，甚至将皇帝发放的奖金红包分给了手下的将士。

在南方遭遇洪水之际，北魏抓住时机，专注于经济发展，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奠定基础。

在这一时期，北魏有两个重要的发明创新：

首先，他们重新制作了浑天仪，这个直径为六寸八分的仪器使用水力驱动，运转的精度相当高。其次，他们设立了“击鼓鸣冤”制度，在衙门的大堂放置一面大鼓，百姓如果有冤屈或建议，可以通过击鼓来向上级反映，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成为官府衙门的标配。

反观战后的刘宋，檀道济因屡次立下战功，被晋升为司空兼江州刺史，成为辅佐两朝跨越五代的元老。檀道济的儿子们各个能力出众，手下的大将也十分勇猛，这引起了刘家嫉恨。

随着王华、王昙首等老臣的去世，权力逐渐被刘义隆的弟弟刘义康、尚书殷景仁、中领军刘湛等人掌控。北魏专注于建设，檀道济的军队无所事事，流言蜚语增多，军队的处境日益艰难。

不久，刘义隆患上重病，久治不愈。

刘湛对刘义康说：“如果陛下不幸去世，檀道济的忠心难以预料。”

刘义康将此话告知刘义隆，刘义隆立即召檀道济入宫商讨。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谈话，刘义隆认为檀道济无意谋反，准备将他及其家人遣返回原籍。

刘义康虽然资历和威望远不及檀道济，但他不想在哥哥去世后让辅政大权落入他人之手。

于是，刘义康策划了一个阴谋，派人在檀道济返乡的途中设伏，将他和随行的十一个人全部抓捕并秘密处决。

处死檀道济后，刘义康对外宣称：“檀道济私下结交匪徒，提供资金，趁皇帝生病时率死士入宫，企图谋反。”

与檀道济一起被杀的，除了他的所有儿子，还有跟随他多年、屡立战功，被誉为“关羽、张飞”的两名副将。

据说檀道济被捕时，愤怒异常，双眼喷火，他摘下头巾摔在地上，对逮捕他的人说：“你们这是在毁掉自己的万里长城！”

或许行刑者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他们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挣取微薄的俸禄以养家糊口。

这位刘宋的支柱檀道济被杀后，刘裕当初指定的四位顾命大臣全部死于其子刘义隆之手。

从此，刘宋再也没有能与北魏抗衡的名将。

由于成功除掉檀道济，刘义康被晋升为司徒兼大将军，还兼任兖州刺史，掌握政治、军事、地方三大权力，成为刘宋政坛的风云人物。

而北魏的官兵听闻檀道济被杀后则欢欣鼓舞，满心欢喜地说：“檀道济已死，吴地剩下的人还有谁值得防备呢？”

檀道济去世后，军队的实力受到重创，再也无法对朝政产生影响。刘宋与北魏也达成和解，携手走向共同发展与和平共处的道路。

年轻的皇帝刘义隆充满活力，擅长处理政务。加之江南地区本就富饶，淮河与长江流域一带多年未曾发生战事，刘宋的经济迅速发展。刘义隆统治的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元嘉之治”，这是自东汉到唐朝之间最长的一段安定时期。

然而，元嘉时期的经济发展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镇守江淮之间寿阳的刘义欣过于专注内政，导致刘宋北部以寿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经济繁荣区。但由于此地位于长江以北，缺乏天险保护，易受到南下魏军的攻击，成为潜在的战争导火索。

刘宋皇帝主动放弃这一战略要地，似乎与北魏达成某种默契。不过，北魏此时无意南征，而是按照崔浩的计划，集中精力整顿后方，这预示着北魏东边和西边的小国北燕和北凉将面临灭顶之灾。

北魏军在攻占滑台并击退檀道济后，并没有按照外界预期对刘宋发动大规模进攻。这背后有多个因素：首先，夏季酷热，黄河泛滥，天时地利皆不利于北魏。

同时，崔浩等人的谨慎策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攻占江南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目标，必须先解决周边的宿敌，稳固后方，逐步积累优势，这些都是需要数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在未来对南方作战中占据优势，北魏不仅要持续打压顽强的柔然，还计划消除可能的后患，如最东面的北燕和最西面的北凉。

在冯跋的治理下，北燕向东南扩展，成为高句丽的宗主国，逐渐恢复繁荣。但他的弟弟、金龙将军冯素弗却早逝（尽管最近挖掘出他的墓葬，但并没有发现传说中的金龙，这个谜团或许永远无法解开）。

冯跋因过度悲伤而生病，他安排太子冯翼监国，准备托付后事。然而，冯跋的宠妾宋夫人不喜欢冯翼，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王，于是对冯翼说：“陛下的病情好转，你为何想着取代他呢？”并让他去宫中侍奉冯跋。

冯翼性格柔弱，不敢违抗宋夫人的意愿，便进入王宫探望冯跋，最终父子俩都被宋夫人软禁。

在北燕时期，宋夫人掌控王宫，不允许大臣和冯跋的儿子们探望。然而，冯跋的弟弟冯弘在宫中安插了眼线，及时获悉了宋夫人的阴谋。他随即率军进攻王宫，成功除掉了没有实权的宋夫人。

宋夫人去世后，宫内的宫女和太监惊慌失措，混乱中有人掀翻了冯跋的床，结果冯跋在骚乱中意外被踩死。

与此同时，冯翼趁机返回东宫，准备集合部下应对局势。然而，冯弘事先已派心腹在和龙城外散布谣言，声称太子与宋夫人合谋弑父篡位，导致冯翼的军队迅速瓦解，冯翼最终被逼自杀。

冯弘自称天王，并将冯跋的一百多个儿子全部处决。

北燕经过这场内乱，国力大大削弱。之后，拓跋焘在消灭胡夏后，开始将目标转向邻国北燕，并连续多年派遣大军进攻。北燕本就国力薄弱，加之冯弘为人残忍且无能，几次抵抗后逐渐不支。危急时刻，冯弘才想起自己还有几个属国，便派使者请求高句丽迅速派兵援助。

大臣杨崏建议：“魏国集结天下之兵进攻我们，形势本已岌岌可危，而高句丽向来不讲信义，过去因为我国势强而附从我们，未来也可能因魏国势大而倒戈。”

冯弘病急乱投医，未及细思，便向高句丽国王高琏借来一万高句丽雇佣兵驻扎和龙，以求助战。

在高句丽雇佣兵尚未抵达和龙之时，北燕的西门守将便已向北魏投降。

关键时刻，高句丽的一万雇佣兵从东门闯入，卸下破旧衣物和木制武器，换上北燕的铁甲与钢刀，士气大振。他们沿途肆意掠夺，见人便杀，无论是北燕叛军还是百姓，皆遭重创。而北魏军则袖手旁观，乐得看热闹。

冯弘下令焚烧和龙，携金银财宝和全城百姓向高句丽迁徙，队伍绵延八十余里，哭声震天。

北魏军惧怕高句丽雇佣兵的战斗力，未敢追击，冯弘安全抵达平壤。高句丽国王高琏素来未见过宗主国君主，儒学修养深厚，对天朝大国十分仰慕，且对冯弘极为尊重，亲自率文武百官至郊外迎接，言辞恭敬，还派使者至平城劝和北魏与北燕。

高琏将冯弘安置于平壤北面的风水宝地，每日问候，冯弘虽身居异乡，派头却胜过在本国时。常颁布诏书斥责高琏，时而嫌伙食欠佳，时而指责招待不周，且时常巡视城中，干预地方事务，高句丽官员敢怒不敢言。

高琏思索良久，发现这些中原人并不如四书五经所言那般优秀，对所谓的王化之道大失所望，遂派人将冯弘杀死，北燕灭亡。

北燕灭亡后，最西边的北凉仍然存在。北凉的国王沮渠蒙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既聪明又善于作战。然而，由于同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刘裕、赫连勃勃和拓跋父子，他的才能未能得到应有的彰显。

北凉与从其分离的西凉一直以来都是敌对关系。在西凉的统治者李暠在世时，他还能与沮渠蒙逊相抗衡。然而，李暠去世后，权力落到了李歆手中。李歆上任后不久便急于展现自己的实力，派兵进攻姑臧，意图征服北凉。

然而，李歆的军队在途中遭遇了沮渠蒙逊的伏击，李歆被杀。其弟李恂匆忙在敦煌继位。沮渠蒙逊随后率军占领酒泉，并进攻敦煌。

敦煌常年干旱少雨，然而沮渠蒙逊精通天文，预测到敦煌附近几日后将有大雨。他命人在敦煌城外筑坝储水。李恂和西凉军队对北凉军的行动十分不解，以为对方是在修筑防御工事，打算进行持久战，因此没有在意。几天后，暴雨如期而至，引发了山洪。沮渠蒙逊筑起的水坝成功引导洪水灌入低洼的敦煌城。面对洪水，李恂无计可施，最终选择自杀。

李恂去世后，他的小儿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家族分成了两支。一支辗转到了北魏，五代之后诞生了李渊，成为了唐朝的奠基者。另一支则迁徙至中亚，九代之后出现了大诗人李白，李广的血脉得以延续。

北凉统一了凉州，成为凉州大战的最后幸存者。

在沮渠蒙逊的统治下，北凉屹立了三十多年，是十六国中最后幸存的国家。

拓跋焘计划攻打北凉，于是派遣使者李顺前往北凉探查虚实。李顺与沮渠蒙逊交谈了一阵，又在姑臧城内观察民情，发现沮渠蒙逊极具智慧，难以对付。

返回后，李顺向拓跋焘汇报：“沮渠蒙逊统治凉州已逾三十年，深谋远虑，心计过人，官员和百姓对他都非常敬畏。虽然他比不上孙权那样的英雄，但也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然而，他年事已高，几个儿子都不成器。即便是长子沮渠牧犍，与父亲相比也有天壤之别，这是上天注定北凉不会长久。”

听完李顺的分析，拓跋焘决定暂缓进攻北凉，等待沮渠蒙逊去世。

几年后，正如李顺所预料，沮渠蒙逊去世，儿子沮渠牧犍继位。

沮渠牧犍不仅与父亲的妃子私通，他的兄弟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等也纷纷效仿。他对此毫不在意，兄弟三人与多名妃子荒淫无度，搞多人运动，凉州局势迅速混乱不堪。

拓跋焘期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他立即召集群臣，商讨攻打北凉的策略。

​ 在北魏时期，沮渠牧犍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困境，因此他常常派遣使者向北魏的大臣们送去丰厚的礼物，希望他们在拓跋焘面前为自己美言。

李顺等人收下了不少礼物，并对拓跋焘说：“姑臧地区地表多石，荒野缺乏水草，只有城南的山上冬季积雪，夏季融化后供水可饮。一旦我军进攻，他们只需移走积雪，便能让我们因缺水而困。”

拓跋焘向崔浩征询意见，崔浩愤怒地指出：“大臣们因收受沮渠牧犍的贿赂，才为其说情。汉书早已记载凉州以牲畜著称，若无水草何以畜牧？既然建城，必有其地利优势，若无水草，这座城市怎能存在？”

拓跋焘认同崔浩的观点，随即迅速调派大军进攻北凉。魏军抵达姑臧城外，发现果然如崔浩所言，水草丰美，资源丰富。

拓跋焘因此重赏崔浩，并严厉斥责了那些反对西征的大臣，随后下令进攻。沮渠牧犍没有准备，在北魏军到来时，便命令大臣将自己绑缚，向拓跋焘投降，北凉由此灭亡。

随着胡夏、北燕、北凉等政权的相继覆灭，标志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终结。

那些曾在乱世中逐鹿中原的英雄，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已失去权力的掌控，对他们而言，灭亡成为了唯一的结局，这正是参与这场生死博弈的失败者们共同的宿命。

在北魏的强势扩张下，短暂存在的十六国陆续灭亡，拓跋家族成为中国北方的新统治者。拓跋焘，这位通过武力征服中原的青年，已经不再满足于北方的故土，他具备将整个中国视为自己领土的能力和野心。同时，自认为正统的刘宋皇帝刘义隆也有着类似的野心。

刘义隆自称节俭，即便在元嘉年间的繁荣时期，他常常穿着粗布衣物，给别人的奖励也从未超过五十匹布，甚至皇后一年的生活费用也仅有三到五万铜钱。

然而，这些规定在刘义隆迎娶潘妃后发生了改变。刘义隆对潘妃宠爱有加，几乎有求必应。潘妃贪婪，常向刘义隆索要钱财和布匹，刘义隆总是满足她的要求。

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皇后缺钱时，她会向潘妃说好话，潘妃再去向刘义隆哭诉，于是刘义隆便慷慨解囊，给予数十万铜钱，潘妃再将其转交给皇后。

由于这些复杂的家务事，刘义隆无暇顾及朝政，国家大权落入了通过谋杀檀道济上位的弟弟刘义康手中。

刘义康通过踩着功臣的肩膀上位，一时间权倾朝野，他的府邸门庭若市，行贿者络绎不绝，光是招待行贿者的仆役就有六千多人。

地方进贡的礼物，好的先送到他这里，劣质的才呈给皇帝，刘义康俨然成为刘宋的实际掌权者。

刘义康专权乱政，这引起了他的同伙殷景仁的不满。刘义康与刘湛联手对付殷景仁，试图将他排挤出政治圈。碰巧刘义隆最近身体欠佳，刘湛便策划在刘义隆去世后推刘义康登上帝位。然而，刘义隆的病情竟然好转。

殷景仁秘密向刘义隆告发刘义康和刘湛密谋反叛，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刘义隆虽生活奢靡，但头脑清醒，他私下里一分析，顿时心惊胆战，于是赶紧召见殷景仁。

殷景仁被刘义康和刘湛排挤多年，假装瘫痪在家卧床长达五年。这次接到刘义隆的密令后，他立刻起身，迅速赶往皇宫，家人都以为他突然复活。

刘义隆见到殷景仁后，与殿中将军沈庆之共同决定，立即处决刘湛，并解除刘义康的职务。尽管刘湛和刘义康掌握大权，但在接到皇帝的诏令后，毫无反抗地被捕。

刘义隆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刘义康的势力，成功掌控局面。他免去了刘义康的职务，派他去担任江州刺史，而殷景仁则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掌握国家大权，权力轮流更迭。

有趣的是，殷景仁上任不久后便突然去世，建康城里流传着他是被刘湛的冤魂索命的传言。

刘义康被发配到外地后，依然不安分，他的部下范晔等人密谋策划推举刘义康造反。然而，这一计划再次被刘义隆察觉。刘义隆下令召回刘义康，并处死了范晔。

据说，抄家时发现范晔家中金银成堆，连扫地的丫环佩戴的首饰都价值不菲。然而，他的母亲却住在厨房烧火，他的侄子冬天无被可盖，叔叔从未穿过棉衣，显示出范晔为人冷酷无情。

尽管如此，范晔在历史上的评价还算不错，他所著的《后汉书》也享有盛名，这表明文人的地位并不总是与道德挂钩。

刘义隆对刘义康实施软禁，但仍有残余势力以他的名义企图造反。刘义隆计划将刘义康发配到广州服苦役（更好的方法是送到拓跋焘那里）。然而，刘义康嫌广州太远，请求安排一个近一点的地方服刑。

刘义隆对刘义康感到厌烦，便派人送去毒药，命他自尽。刘义康却声称信奉佛教，弟子不能自杀，请求皇帝给予其他处分。使者听后，不再多言，上前掐死了刘义康，回去复命。

在刘宋时期，三名有可能成为权臣的重要人物几乎同时意外去世，这一巧合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此后，刘义隆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他巡视了库房和建康城，惊讶于在自己疏于管理的时期，国家的财富和百姓的生活水平反而得到提升，从江北到江南一派繁荣景象。刘义隆因此有些自信膨胀，认为自己文治武功兼备，国家的富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规模北伐的计划。

虽然刘义隆的北伐计划一提出便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但此时北魏国内发生的一件大事为他的计划提供了契机。北魏开国元勋崔浩，历经三代君主重用，功勋卓著，是拓跋焘最信任的智囊，他的才干可与十六国时期的名臣王猛媲美。

据史书记载，崔浩时常梦中构思国家大计，床前常备一铜盘装白灰，以便随时记录灵感。拓跋焘也常微服到崔浩家中，与他边食简朴的饭食边讨论国事。

拓跋焘对崔浩非常信任，曾私下表示：“先生才智过人，是我家三代的老臣和祖辈的老师。先生如有不同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即使我当时不悦，但事后定会采纳您的意见。”

崔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智者，但他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不懂得与人为善。他性格直率，出身于汉族知识分子，这在拓跋焘看来或许无所谓，但其他人未必能接受。多数鲜卑武将对他并不买账，也不屑于他的文雅装束。

在战场上，崔浩的判断往往极为准确，拓跋焘常对部下说：“你们这些粗人啊，不要小看崔浩，他虽然身材文弱，不能射箭持矛，但他脑中的智慧比最锋利的武器还要厉害，你们都要向他学习。”然而，却没有人愿意效仿他。

崔浩与武将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北魏朝廷中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武将出身，如奚斤、叔孙建、长孙道生等，他们都对崔浩心存不满，而崔浩也对他们不屑一顾。上下朝时，彼此之间从不交谈。

崔浩笃信道教，甚至迷信至极，并劝说拓跋焘也接受了道教。

拓跋焘非常信任一位名叫寇谦之的道士，此人与崔浩关系尚可。在他们的影响下，拓跋焘甚至将北魏的年号改为充满道教色彩的“太平真君”，几乎将道教立为国教。

然而，北魏的大多数官员和百姓信奉佛教，这使得宗教信仰问题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

不久，关中地区的胡人盖吴发动叛乱，但被北魏成功镇压。在军队经过长安时，拓跋焘发现一座寺庙的僧侣竟然公开饮酒，并且藏有大量武器。

拓跋焘勃然大怒，认为这些僧侣参与了盖吴的叛乱，便下令将这座寺庙的僧侣全部处死，并没收寺庙的财产。

此时，崔浩在旁怂恿，建议拓跋焘彻底铲除全国的僧侣，摧毁所有的佛像。即使是道士寇谦之也觉得这种做法过于极端，试图劝阻崔浩和拓跋焘，但两人均不为所动。于是，著名的“太武灭佛”事件爆发，规定凡是供奉胡神、胡经和胡像者一律处以极刑，导致无数僧侣和佛教信徒遇难。

然而，由于包括太子拓跋晃在内的许多官员信仰佛教，这场运动最终不了了之。这件事过后，几乎全国的人都对崔浩心生怨恨，伺机进行报复。不久之后，他们便找到了机会。

​在北魏时期，拓跋焘为了记录国家的历史，委任崔浩负责编写史书，并特别强调要如实记录。

崔浩忠实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并突发奇想地将史书内容刻在了一块长达一百步的石碑上，以期永久保存。然而，这一举动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指责崔浩此举是“暴扬国恶”。

拓跋焘对此非常愤怒，下令对崔浩进行审判。平时能言善辩的崔浩在法庭上竟不知所措，无法为自己辩护。

拓跋焘在盛怒之下，决定对崔浩及其家族施以极刑。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对北方的几个显赫家族，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进行彻底清剿。这一暴行导致北魏内部的民族矛盾骤然激化，北方汉人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

年迈的崔浩遭受酷刑，被囚禁在闹市的笼子中示众。那些因灭佛事件而对他心怀怨恨的士兵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最终崔浩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他的惨叫声响彻全城。这一事件让人不禁唏嘘感叹：如果说刘宋杀掉檀道济是自毁长城的话，那么北魏杀死崔浩无疑是自断其臂。

崔浩被虐杀的消息传到南方，宋军如同北魏得知檀道济被杀时一般，士气大振。很快，刘宋的北伐军抓住时机，趁着黄河水位上涨，从历城逆流而上，向中原的战略要地滑台发起进攻，第三次南北大战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