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新
刘汝明，国民党陆军上将。早年投军冯玉祥部，由士兵晋升至师长，为冯部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历任国民政府察哈尔省主席、六十八军军长、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八兵团司令等职。1949 年败退台湾。
刘汝明,字子亮，1895年10月生于今河北省献县西抛庄一个贫困之家。刘汝明七八岁时，其父为家中生计所迫，抛下妻儿老小去闯关东，不幸病死在哈尔滨。其母裴氏带领四个孩子度日艰难，欲改嫁，在男方迎娶时，刘汝明的祖父刘玉焕领着四个孩子跪在轿前苦苦哀求，裴氏遂断了再嫁的念头，一心一意抚育儿女成人。从此，六口之家全靠祖父刘玉焕卖膏药、捕鸟来维持生活。
刘汝明幼年受业于本族刘连壁，诵读四书五经，13岁辍学到天津“聚丰当铺”学徒。当铺老板系刘的同乡鲁锡田，三年学成当了店员，后因店内丢钱受怀疑而被赶出店门。
1912年3月北洋新军营长冯玉祥在到景县招收新兵时刘汝明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当兵不久的刘汝明，因受潮湿长了满身疥疱、流脓淌水，腥臭不堪，被隔离在门洞内过夜，后为冯玉祥发现，问明原委，送往医院治疗。愈后，刘找冯玉祥磕头谢恩，与冯有了直接交往。因刘有文化，由哨长派当文案。刘不甘心情愿，苦苦要求当一名真刀实枪的列兵。冯玉祥闻之找其谈话后，派其当什长。
1913年8月，部队改称警卫军，刘汝明被冯玉祥提升为排长随部队到河南镇压白朗起义军。1914年9月部队改编成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刘任连长，随该旅移防汉中。
1915年12月，讨袁护国军兴，袁世凯的心腹陈宦在四川指名调冯入川与护国军作战，刘随军进川，第一次正式作战，他称此是“不光荣的作战”。
1916年初，刘升任本营营副(营长李鸣钟)，3 月晋升陆军步兵少校，4月升中校。由于冯玉祥的说服工作，促成陈宦于5月20日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冯部改成护国军第五师，袁死后冯率部出川开到直隶廊坊驻防。
冯玉祥在川逼陈宦独立和改护国军第五师一事，引起段祺瑞的忌恨，于1917年4月1日，免去冯的旅长职，该旅第一团团长杨桂堂继其后任。冯的部属皆不愿其离去，扯住冯的衣服不让上车，素日寡言少语的刘汝明，痛哭失声，并把冯身上穿的马褂拽下来，撕成布条。分给送行的官兵作为纪念，此举使冯深受感动。同年6月末，刘汝明与本旅官兵反对杨桂棠拥护张勋复辟，刘和孙良诚被推为代表，赴天津请冯回十六旅领导讨逆。7月6日，冯回廊坊，通电誓师讨逆。刘明指挥两个连在铁路北侧攻进北京，配合其他讨逆军，将辫子军全部缴械。
护法战争开始，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十六旅南下援闽。出发前刘汝明调任旅部副官,兼管新成立的两个“手枪队”。同年 11月冯率部进驻浦口。段祺瑞为集中兵力攻湘，改令第六旅援湘，1918年2月，冯率部逆江而上，师至武穴驻扎不前，冯因两次通电主和受到段的惩处，经疏通准冯戴罪图功去常德任镇守使。时刘汝明入教导团学战策，兼学日文，学成后任第三团第一营营长，同年9月刘晋升上校。
1919年9月，刘任炮兵团团副(团长鹿钟麟)。同月，刘汝明请假去哈尔滨接运父亲遗骸回籍，冯不准假，他便学《三国演义》中关公“挂印封金”不辞而别。冯派人把他追回之后，集合全旅营以上军官，对刘大骂:“好啊!你当营长了，可以自由随便了，你请假我不准，你该再请，再请不准应该三请，怎么可以自己一跑，今天非打你四十军棍不可。”冯说着便叫人把刘汝明按倒在地，冯拿军棍要打。韩复榘上前说:“旅长别生气，叫我来打。”韩接过军棍照刘打下去，实际一棍未打在刘的身上，事后，冯玉祥觉得刘是一个有孝心的人，违犯军纪情有可原，从禁闭室把刘放出来与之共同进餐，宽慰一番，并送500元钱，准其去东北运其父灵柩。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率部北返，先抵汉口，刘汝明带一营新兵乘船行进。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船仓里闷得像蒸笼一样，而冯为避免士兵骚扰百姓，命令新兵不准上岸。刘见新兵热得实在受不住，已有人中暑倒地，便叫士兵轮流上岸透透气，冯因刘私准新兵上岸休息，并顶撞了他，训斥其治军不严，说:“你的营长不用干了，搬到旅部来。”刘当上旅部副官长，直到冯部困驻信阳时，才恢复营长职。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刘汝明所在团奉命增援郑州。他率一营向古城寨进攻，途经一个小村庄便在此构筑工事宿营，半夜发现奉军偷袭，立即鸣枪告警，组织力量打退奉军，并侦知古城寨防备不严，便率部奔袭了古城塞，夺回了友军丢失的阵地，受到冯的嘉奖。同年10月，十一师因冯任陆军检阅使而移防北京，刘汝明已升任团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在张作霖的巨款“援助”下，酝酿倒戈回师北京。直军出发时，刘汝明化装成便衣只身来到丰台车站，侦察情况，待兵车过完，便急电前方冯班师。10月23日夜，刘汝明、徐永昌及留京部队已控制北京，在各城门迎接冯部回北京。“北京政变”成功后，成立国民军，冯被推为总司令。同年冬，刘汝明升任警卫第一旅旅长，负责北京社会治安。
1925年7月，刘晋升陆军少将加中将衔。1926年春，张作霖进关攻击国民军，冯下野出国。4月，国民军由京津退到南口。国民军指挥权交由张之江。时刘汝明已任第十师师长，负责南口防守任务。
初时，对要不要据守南口，在全师旅长中发生了争执。多数人主张扼守地势险要的八达岭和居庸关。刘汝明力排众议，采纳了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坚守南口的意见。刘认为八达岭虽然险峻，但隘口多不便防守;南口虽无险可守，却是通往各隘口的咽喉要地，守住了南口就等于守住了各要隘。同时，南口又是通往北京的军事要冲，兵力集中于此，对北京可形成攻击之势，直奉不敢轻易向察哈尔进攻。
经过反复勘察，刘命令部队在关公岭、南口车站、风凰墩南端三个高地构筑集团工事，形成前沿步兵环形火力控制线，指挥官兵一次次打退直奉联军的进攻。特别是5月28日，顶住直奉联军28万人的总攻击。因联军三个旅投降国民军联军退至昌平。
6月8日，刘汝明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部下汇报时，刘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步，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他的椅子上，幸好是一发哑弹。在座之人皆惊出一身冷汗，而刘却镇定自若，毫不慌张。
6月下旬，张之江派人到南口慰问刘汝明所部官兵。刘请代表转告张:“若敌人从正面进攻，第十师足以抗击;所虑者乃敌人从南口两翼向北进击。”
张之江、鹿钟麟根据刘所言立即调两个师布置在南口两翼，果然两师刚到指定位置，直奉联军分三路进攻南口，因有准备，给直奉联军以重创。
7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电告刘汝明，广东革命军已誓师北伐，定要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的主力南下,配合革命军北伐。刘经过多次激战,伤亡过大，同时，奉军吴俊升部已占领多伦包抄过来，要切断国民军的退路，因此张之江于8月15日下了总退却令。
几个月的苦战下来，刘汝明师撤到包头时，已不足6000人。刘在西撤途中，韩复榘劝其投靠阎锡山。刘说:我虽然打了败仗，但不能变节，这是军人的品格，当即拒绝了韩的劝告。到包头时，石友三又劝他说:“从包头退到宁夏，一千多里全是沙漠，没有水喝，是死路一条。”刘见话不投机，只好分道扬镳。
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到五原，刘汝明已恭候这里。刘向冯报告所部只剩下5000多人，冯连说:“不少、不少，比咱十六混成旅还多呢。”
后来，冯玉祥评论南口防御战时说:“刘汝明果敢坚毅，为一杰出将才。”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督师北伐,宣布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率领全军宣誓加入国民党，刘汝明也成为国民党员。刘参加五原誓师，所部第十师又增编了一个独立旅，即日率所部援陕，策应北伐战争。
此时，直系军阀刘镇华的镇嵩军，围困驻守西安的国民军杨虎城部已8个多月。刘汝明抵西安时，正逢敌军攻城。他按解围总指挥孙良诚的意图，派一个旅向敌侧后的大、小雁塔迂回，一个旅攻击驻守东十里铺的敌军司令部，两个旅直逼西安城下，协同友军打跨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西安军民请书法大家宋伯鲁先生写“再造三秦”四个大字为刘汝明竖碑纪念，被刘辞谢。北伐成功，刘汝明的奖状上写有“挺身挡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的赞语。
1927年1月，刘汝明升任国民联军第二军军长，指挥第八师、第十师，直隶总司令部。5月，冯玉祥出潼关，刘汝明留守陕西，与地方军阀作战。在攻打同州时，因敌城防工事坚固，月余未克受到“革职留用”、“戴罪立功”的处分。后来，他终有良策，以坑道爆破法一举拿下该城，全歼守敌。
同年9月，蒋、冯联军与直鲁联军展开激战，刘汝明奉命率军出关增援。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河南兰封受到直鲁联军反击时，情况紧急。刘奉命向侧后迂回一举击溃直鲁联军，扭转了危局。
12月16日，刘率部进入徐州。
1928年3月，刘汝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部队缩编，刘汝明任第二集团军暂编第十师师长;同月，部队改称陆军第二十九师，刘仍任师长;11月，调任陆军第二十六师师长，旋免军职，随冯玉祥入南京，任国民政府参事。
1929年2月，刘汝明任中央编遣区办事处委员(主任委员何应钦)。同年夏，随冯玉祥出南京，任第二集团军特务师师长。不久，孙良诚放弃山东，撤到河南，冯又令其放弃河南、向洛阳以西撤退，总部撤到陕西华阴口，刘汝明师驻潼关。这时韩复榘、石友三率部投蒋。原属刘汝明二十九师的五六千人纷纷归来，刘均予收容，接着便发表了第十军番号，刘任军长，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屏障陕南，相机攻战襄樊、老河口。后冯玉祥应阎锡山之邀入晋，争取与阎合作，结果被软禁在建安村。其间刘汝明奉宋哲元之命入晋，实地了解冯的情况。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刘汝明第五路军三个军镇守陕西。8月末，冯玉祥在陇海线的进攻中受挫，刘汝明受命率部出陕投入主战场作战。当时，刘的兵力仅有第十军的几千人。刘以为陕甘空虚，万一有失，西北军就失去了依托，况几千人投入主战场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故力主留陕。奈冯玉祥执意不允，只好率部入豫西，结果在鲁山地区被蒋军包围，蒋介石不时派飞机投下晓附逆将士电文，让冯部将领“审势识时，速决大计”。
刘明的老相识刘经扶也派人送信，劝他暂时投蒋，并保证担任原职刘不为所动。他说，我投军18年，自己从小卒到总指挥，是冯先生一手提拔的。恩重如山。不应在困难时给他雪上加霜。这时背冯投蒋，不仁不义。我决心把队伍带出去。
战到10月，在战争失利的形势下，冯的部下纷纷投蒋，刘的部下也劝其趋势附蒋。他却坚定地说:“别人投不投，我们不要管，只要你我不投就行了。继续率部突围。刘钻隙撤到禹县时，前有黄河天险，后有三面追兵，几陷绝境。邵力子亦来劝降，刘仍表示，“宁做断头将军，不做投降将军”。北渡黄河后，得知冯玉祥已通电下野，方投靠阎锡山，后归张学良收编，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到1933年初，二十九军增暂编第二师，刘兼任师长。
1933年春，长城抗战爆发前，刘汝明率第二师移防喜峰口及罗文峪，增援东北军抗击日寇。长城抗战爆发后，3月16日，日军两个联队在伪军的配合下，妄图一举攻占罗文峪，刘汝明全师严阵以待，激战三昼夜打退日军的进攻。王长海团的大刀队，奋勇杀敌，斩获甚众，使敌丧胆。扬威罗文峪，当时的报界评论: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胜利，是长城抗战的唯一胜利”“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精良武器都掩盖了”。
罗文峪战斗后,刘汝明的第二师改称第一四三师，刘仍任师长，撤至涿鹿、下花园地区驻防。
1934年7月，刘汝明奉命上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同年12月20日，刘汝明和第二十九军其他将领一道，由宋哲元领衔，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1935年4月，国民政府晋升刘汝明为少将。6月，《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移防平津。
1936年4月，刘汝明晋升陆军中将。6月，刘兼任察哈尔省主席，7月，刘又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刘汝明自接任以后，即与日本驻张北县的特务机关长田中久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准许日本人到张家口“经商”。日本以通商为名，派遣大批特务、汉奸进入张家口市暗中活动，为进一步入侵张家口做好准备。
日本特务、浪人、汉奸，有恃无恐的往中国军队内部渗透，刺探军事情报。他们在张家口公开出售毒品，私开当铺、设立赌场等一系列非法活动，均无人干涉。更有甚者，日本浪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中国军官团长胡锡侯。胡是日本人恨之入骨的在热、辽边界上的抗日名将。尽管则杀未遂，作为察哈尔省主席的刘汝明表示无动于衷。所以，维持治安的稽查处大刀队长，在现场慨叹地说:“即便将凶手抓送，送到上边还是要放的，以后多加防范吧!”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将军为了扩大抗日力量，派原东北军骑兵第一师师长张诚德赴察哈尔省召集旧部组织力量。张携带张将军致刘汝明的亲笔信，请他予以协助，刘则阳奉阴违，当面表示很好，等到下面接触实际，请求供应给养、住所时，统统都被拒绝，连人员来往也受到限制。张再找刘申述，刘拒而不见，且下令将其逐出境外。与此相反，刘汝明对日伪派来张家口的人员，则设几处接待站专门接待。
刘汝明主政察省时，为聚敛财货，无本取利，在察省成立了一个商业银行，发行流通券纸币。此行成立经财政部批准，当时报纸对商业银行的的宗旨大肆宣传什么富国利民，颇为动听，因此有更大的欺骗性，一时营业异常兴盛。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的三天内，每日成千上万的存户手持商业票到银行挤兑现金，开始两天还勉强支付，第三天就挂出了“暂停业务停止兑换”的牌子，存户成群结队拥到银行前砸门打窗户，骂刘汝明是坑害老百姓的骗子手。刘汝明连发给其部下的军饷，也是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土兵对刘汝明也是骂不绝口。
刘汝明还开有一个聚义银号。每当刘汝明领到军政公费时即存入聚义银号，办法是提前领、晚发放，充分运用时间差，搞投机倒把业务。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这种无本取利的方式，害苦了察哈尔省的公职人员和士兵。
1937年卢沟桥抗日的枪声已经打响了，张家口还没有一点备战的准备。当日本侨民撤走之后，刘汝明才意识到:日本人不会因与自己的默契而不进攻张家口，这才开始调动军队，摆出了应战的架式。
7月17日刘汝明由张家口赴北平见宋，宋有事未及会见。刘建议将察省交与友军，将二十九军全部集结北平待命。但多日未见宋批示。
7月21日午后3时，刘正与宋哲元谈话、忽得消息：日军千余人由古北口向南口与北平间急进，似有截断平绥路的企图。宋当即令刘返张家口准备迎战并指示刘:战事一旦发生，联系中断，不得已时可向蔚县撤退，然后沿平汉线转进。刘于当日5时乘车返防，日军闻讯赶到沙河站，拆除铁轨500米、企图阻止刘返回张家口，但刘所乘车已开出10分钟、日未得逞。
同年8月，刘汝明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为保存实力，刘积极贯彻蒋介石以谈判扭转时局的方针。同年8月24日，日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刘汝明率部抵抗，旅长马玉田、团长刘山田阵亡，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负重伤,营以下军官伤亡230 人，士兵5100 多人,使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残部从宣化方向撤到石家庄，张家口失守，日军指挥官本多大佐被击毙。
后来察省的吕咸、张砺生、童效贤等人曾联名向南京政府控告,要求惩办刘汝明，当然南京政府不会有下文。当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了国民党军队丢失张家口的经过，刘汝明对此大为恼火，耿耿于怀。同年9月，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刘师改编为六十八军旋任军长。从1937年末到1938年初，刘派出一部分队伍到道口、滑县、内黄、清丰、大名一带游击敌人，斩获甚众。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时，刘汝明驻防荷泽，不久开赴徐州归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中，他率部在萧县、蒙城地区布防，抗击由蚌埠北进之敌,曾击毙日军旅团长一人。5月中旬,萧县失守，徐州被围，刘汝明率部撤到皖西、鄂东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免去刘汝明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同年春，日军集中重炮200余门，战车百余辆，军队10余万向桐柏、大别山区进攻。刘汝明指挥六十八军坚守随县、枣阳，抗击了日军20多次的进攻，最后阵地丢失，转移到应山继续防御，5月，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六十八军军长。
同年10月27日，日军大举进攻应山。刘部第一四三师一部坚守城垣，另一部向日军实施反击，激战两夜该师伤亡殆尽，突围生还者仅700余人。
1940年初，刘汝明率六十八军，由唐河进驻平汉路的确山，对信阳日军作战。刘部兵员、武器损失严重，又得不到补充。刘将一四三师留确山，主力转到泌阳整训。刘训练了一些袭击分队，采取伏击、袭击等手段消灭日军零星人员。有时也组织规模较大的袭扰，歼敌数量少则几人，多则数百。
1941年3月,何应钦到洛阳，刘向其报告工作，并请假到重庆省亲，8月去重庆受到蒋介石召见。他数次向蒋介石报称有新四军士兵“混入”其部进行统战活动。根据刘的报告，国民党军委会曾有令各战区:根据六十八军刘汝明军长报告，今后要严防(共党)混入我军工作，并秘密查捕之。”刘汝明追随蒋介石之后，坚持反共、防共、限共政策。刘提出所谓“两面作战”方针，要求部队既对日军作战，又要对共产党作战。
1943年3月，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翌年8月，进陆军大学将官第一期受训，晋升陆军上将。未及毕业，蒋令其提前返防。
1945年春，日军进攻南阳，不久南阳陷敌手，刘只好向第五战区靠拢。同年夏，刘汝明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在许昌接受了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团独立旅团原田少将的投降。此时，刘已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2月，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6年二三月间，刘部由许昌移驻开封。这时刘的第二集团军驻地改为第四绥靖区。绥靖区军政大权集于刘一身。其目的，就是要“实行总体战”，集中主力对人民解放军围攻作战。同年8月，刘在陇海路沿线的作战中，遭到晋冀鲁像解放军的重创，刘汝明部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中，被歼灭10余个团，1个整旅。
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破产后，从1947年3月开始，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布置了一条黄河防线。刘汝明派出两个师守备东河至开封段沿河阵地。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解放军主力，强渡黄河，一举突破了刘汝明的防线。刘汝明自知不是刘、邓大军的对手，急令部队分别后撤，龟缩到郓城、荷泽两城固守待援。7月10日，解放军攻陷郓城，全歼刘汝明五十五师师部及两个旅,仅师长曹福林只身逃回。10月,华东人民解放军进军豫皖苏，又歼灭了刘汝明一个团。
1948年10月，蒋介石实行战略收缩，第四绥靖区部队奉命由陇海路撤到蚌埠，改编为第八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刘汝明与李延年兵团，奉命驰援，以解被困在碾庄和双堆集的黄百韬、黄维兵团之围，重新打通津浦线。刘汝明受命后，行动迟缓，畏缩不前，碰上解放军阻击时，不顾蒋介石的严令和“剿总”司令刘峙的亲自督阵，立刻掉头逃跑，一下子跑到淮河以南。
每当刘汝明所部被歼减员时他便拉夫补充或要求蒋介石保留其番号，以保存实力。刘汝明打的“滑头仗”，蒋介石已有察觉，遂命李以劻中将为国防部代表带蒋亲笔信，前去督阵。刘汝明读信后说:“我当尽人力，以听天命。”但仗打起来，仍然我行我素，李延年评论说:“刘汝明保存实力，不听调动，而九十六军又不听刘的指挥，大敌当前，胜不相庆，败不相救，焉有不败之理。”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通过各种渠道，做刘汝明的转化工作，争取刘汝明起义。然而，刘汝明全然不顾民族利益，坚持追随蒋介石，一直走到底。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曾在电台上直呼其名，要他弃蒋站在人民一边，刘不予理睬。以刘和冯的关系，她这样呼叫，对刘不怀疑的人也要起疑心了。
就在这时，李德全的弟弟李连海，悄然来到蚌埠，要与刘晤面一谈。刘汝明判断李连海此来，必有所为，竟拒而不见，送300元做路费撵走了事。
西北军将领孙良诚在淮海战役中被俘，这时也出面做他的工作，刘非但不听老朋友的忠告，反而出卖了孙良诚，致使孙被捕，陪孙去的两名解放军干部也惨遭杀害。
渡江战役前后，其部下劝刘汝明和共产党保持一定联系，以为退身之阶。刘却说国民党打共产党不行，打我们还是有余的”，回绝了部下的忠告。
1949年初，刘汝明担任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辖三个军，防守铜陵至九江段的长江任务。此时，刘汝明常常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江北,破坏人民解放渡江准备工作。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突破长江天险。刘汝明不待上级命令，立即率部南撤。这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再次争取刘汝明战场起义，刘仍然执迷不悟，越走越远。
当刘汝明所部撤至浙赣线时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刘仅率残部南逃。途中接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主任朱绍良电，令其所部停止南撤，在闽北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刘拒绝执行，朱无奈，送去银元犒劳刘部，并命其到福州加强防御。但刘收银之后又继续南逃，直逃到龙岩、漳州地区，被朱绍良拦住。
刘汝明到漳州后，再次飞赴台湾，向蒋介石表忠心，被蒋委为闽粤边区“剿共”总司令，重新指挥九十六军残部。蒋介石还亲飞厦门视察防御阵地。
1949年9月，漳州、厦门被解放。刘汝明的兵团部及其所属部队全部被歼灭。刘汝明与其弟刘汝珍仅带少数人去了台湾。不久刘汝明离开军界，在台湾当了寓公。刘汝明70岁时，台湾出版了《刘汝明回忆录》，记述了刘汝明40年的军旅生涯。1975年4月28日，刘汝明因病死于台湾，享年8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