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成信
蒋介石统治旧中国廿二年，虽有其阴谋权术，玩弄了纵横捭阖的手腕，而主要靠特务工作，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
特务头子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坠机殒命后，蒋介石悲不欲生，两次亲往南京灵谷寺，为戴笠选择墓地，亲临主祭，举行追悼会;由此可见相依为命，主仆关系之密切了。
我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特务机关十多年，三分之二以上时间，在其特务的中央领导部门工作，以后作单位负责人四、五年，接触面大，了解一些特务内情。现就本身经历与所见所闻，作一些回忆，以供有关文史方面的参考，限于自己的水平，又无只字参考资料，事隔三十多年，错误与遗漏，在所难免，尚希知情人士，予以充实修正，实所盼祷!
一、军统基本力量形成的情况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叛变革命后，独揽大权，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培植基本势力。
戴笠是黄埔六期学生，在校期间，给蒋介石打小报告，监视进步教官及进步学生，深得蒋介石的宠信，他也自以为得意。他在校学习还未期满，就离校东奔西窜，到社会上、部队里搜集情报，天长地久，蒋介石进一步看中了他，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复兴社，成立特务处，戴笠任处长。从此中国的法西斯特务组织正式宣告诞生。
特务处成立时，戴笠使用特务手法，吞并的吞并，拉拢的拉拢，总共拼凑的有一百多人，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就发展有三千人左右，到他摔死之前，已经发展到所谓基本力量包括武装部队(指忠义救国军，以后改编为交警总队)有廿多万人。
戴笠看到蒋介石是靠办黄埔军校起家的，所以他也效法其主子的这一法宝，大抓青年学生及失业军人(当时在重庆等大城市设有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进行特务训练。
戴签在抗战中期及后期，已发展到顶点，当时从蒋管区的中央到地方，天空到海洋，国内到国外，都有他的特务组织或特工人员，机构之多，名称之复杂，就是连一些老特务都搞不清楚，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在军统局本部，设有军事、情报、行动、特务、电讯、训练、经理(即财经)、及总务各处，还有与处级平行的机构的人事、秘书、司法、督察各室，设计考核，策反，惩戒等各委员会。另外还有一个叫“特种问题研究所”，由叛徒张国焘负责。
至于公开掌握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有：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检处，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内政部警察总署，财政部直接税局，中国警察学会，航空委员会空军监察总队，各行营(辕)，各“剿总”，各绥靖区第二处,各省政府,各保安司令部调统室……
外交方面有:驻开罗公使，印度总领事，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其他社会团体有:什么“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抗日锄奸团”等等。
这些特务组织，从表面上来看，都是披上了公开的合法外衣，所以当时社会上知道一些底细的人，就说:只要有调查、稽查、缉查、警察、监察、督察、警卫或者带有侦、刑、谍、特、防等一类字样的名称，都是属于特务系统的。
除利用上述公开机构外，局本部直接的领导站、区、组等秘密组织，如北方区即原晋陕区，华东区、海外区、渝特区……。
上述的公开单位，虽各有其主管部门，但都要向军统这一总机构请示和汇报工作，所以军统局本部范围之大，当时在重庆是无可比拟的，仅内勤办公人员达一千多人，房屋栉比，占地一百多亩，从中二路到枣子岚垭的罗家湾一带，全归军统占有。
特务们把军统局，对外也诡称是“军委会”，特务乘坐黄包车，车夫问去哪里，特务说去“军委会”，车夫就要再问，是去罗家湾的军委会，还是去林森路的军委会(因这里才是名副其实的军委会)?从而可以说明军统当时的横行情况了。
戴笠控制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机构，需要大量的人员作工具。
在抗战前，特务组织尚未形成，躲躲闪闪地以亲属私人关系，相互串连的介绍参加。抗战开始后，除以复兴社为基础，标榜抗日救亡图存为号召，巧立名目，诱骗青年学生，当时利用军委会，航委会，外交部，训练总监部，财政部，中央警官学校等容易吸引上钩的大机关名义，使大多数心地善良的青年受骗上钩，抱恨终生。
一九三七年夏，蒋介石为了实行法西斯化教育，全国(蒋管区)高中以上学生，集中军事训练三个月。拿陕西来说，当时把陕北、关中、陕南的高中肄业学生，统一集中在西安，成立所谓“集训总队”，由宋希濂兼任总队长。
在集训过程中，政训处(处长徐会之)对每个同学进行思想考核，吸收加入复兴社，集训结束，总共诱骗加入的将近二百人，我也是那次加入的。与此同时，各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军训教官都是复兴社员，凡参加了复兴社的同学，集训结业回校就受军训教官的直接节制。
我那时是在汉中陕西省立南郑中学高中部上学，一九三八年四月，军训教官严立棠选定了王之健、胡铭清、叶焜、李逢曦、何思道、李葆初、张成信(还有一人记不起了)等八人，他对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比上学的出路还有前途，就是训练总监部要培养一批战地服务人员，能学习到专业性的技术。又说，本学期快要终了，将来仍然颁发高中毕业文凭，你们拿上我的介绍信，直接去西安行营报到。
我们到西安后，又等候武功农学院、西安高中及榆林高中等校的学生到齐后，一共二十余人，由行营干部徐一觉(军统特务)把我们带到湖南临澧。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的参加特务组织了。
军统的训练班，遍及蒋管区各地，重庆一带就有各种不同训练班十多起，重庆、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建瓯等地，是综合性的大型训练班，统一由军统第六处(训练处处长郑锡麟)直接领导管辖。训练班内部，一般分有总队，大队，中队，区队，班等机构，班主任都是戴笠挂名，实际负责是副主任，他平时是不来的，在开学或结业时，他来训上一次话。
每期训练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到一年左右。受训的前三个月，是入伍训练。学习内容是一般的军事知识，教材为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演习，旗语通信……。入伍期满，根据“上级”需要结合个人志愿,进行专业训练,当时在“临训班”就有行动(即绑架，逮捕，本届全国政协委员沈醉是当时行动教官)爆破，情报，谍参，化装，电讯，特务(即警卫工作)等系。其他小型的如:外事、政治、司法、译电、经检、查缉、侦防、特种通信(是专门训练检查及报刊电报信件)……的训练班，是多如牛毛，不胜枚举。这些摊摊，完全是根据他的需要而增设或撤销的。
军统第四处(电讯)表面是归属本部统一领导，但该处处长魏大铭，在军统自成一个体系，有独立王国之称。戴笠对他的人事，控制不了，恨之入骨，无可奈何。
一九四一年在电讯处发现了中共地下组织，结果逮捕了报务员张蔚林等六人。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桂林前，军统的潜伏电台，没有能按预定计划进入沦陷后，消息断绝。戴笠对这些类似事件，本来早就想收拾他这个阳奉阴违的家伙，由副处长董益三接替(董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但他又考虑到董不是无线电内行出身，难孚众望，恐怕影响他的“事业”。
日本投降后，魏大铭在华北及京、沪地区，乱搞“劫收”敌伪无线电机器材制造厂商;大发胜利财。戴笠搜集了证据，准备藉此置他于死地，先将他拘留关押;尚未来得及作处理，戴本人已先死去。毛人凤为了继续借重于他，将他释放，保全了性命。
无线电通信和工程技术人员，除上述大型训练班，附设有电讯系外，魏大铭还曾在重庆、杭州、武昌、长沙、西安、杜市(在四川綦江县)、金华等地，开办电讯人员训练班，每班每期人数少有五、六十人，多则一百以上。并在一九四二年左右，先后派陈祖舜、黄淞等去英国学习雷达，派朱耀龙等去美国学习侦译，培植个人势力。
军统的训练班有一首统一的班歌，由留学意大利的蒋镇澜(贵州遵义人，一般把他戏称为双料博士）在临训班当教官时谱的曲，其歌调内容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负起复兴民族的责任，要贯彻三民主义的实现(一九四四年后，改为“要维护领袖的安全”),须应当刚胆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牺牲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这一歌曲，从一九四〇年后的“四一大会”(军统成立八周年)改为军统局局歌。凡是遇到重要集会或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会上，由戴笠领先，唱它一遍。
凡是进入军统的训练班，都要办理宣誓、填表、交半身相片等手续。戴笠经常指出进了团体(指军统局)就要为团体效忠一生，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当时同去的李逢曦(陕西勉县人)见到这种情况又想到家中有年轻美貌的未婚妻(郭某某，女师学生），家境富裕，眼看就要升大学，这一下什么也完了，悔恨交集，忧虑成疾，病情愈演愈重。政治指导员吴灿英见他病危，才汇报班领导，准其返乡治疗。经过长途辗转，回家不到半个月时间，终于不治而死亡。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另外我亲身经办过的，利用“航空委员会技术人员训练班”名义，招考进来一批大、专中学学生，班址设在重庆徐家坡三十二号，主任魏大铭，副主任方砚农(魏、方都已逃亡台湾)，我当时是考核(即人事)股长又兼任该班教官。有个学生名叫傅骧元，入班后知道学习的是如何侦测和破译中共方面的密码，并不是学习什么航空技术。他姑父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位有权势的显贵，了解到他受骗进入特务训练班，向戴笠要求准其长假，返校复学。军统不同意，迫使傅骧元铤而走险，自动潜逃脱离，结果被抓回关进监狱。
类似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浙大学生苏隐卢等人，想到跑是跑不了，干又不想干，就以申请增加工资或要求改调工作等藉口，在里边横吵横闹，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
戴笠“事业”的发迹，主要是靠培训学生。他要他的学生忠于他，他对学生也是“爱护”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日本飞机空袭时，重庆市中心较场口发生大隧道窒息惨案，据说死伤一万多人，里面死了几个外事班学生。戴笠知道后，就把该班副主任刘璠关押起来，准备对他进行镇压。
他对学生和部属训话时曾说过:我对你们采取“官、管、关，棺”的办法，你们作了我的“官”，就要受我“管”，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要把你关起来，甚至送你进“棺材”。
重庆大渡口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陈昌熙(黔训班毕业)，写了一个报告说，兵工厂的某某有共产党的嫌疑，将该人关押监禁。事后通过审查了解，是一份假报告，就再不问情由，将姓陈的枪毙。
一九四二年夏，我们的一部份办公室在浮屠关宣家花园，有一天戴笠带来一个土耳其人和外交部专员沈昌焕，到后在各房间巡视观察了一番，他问那个土耳其人，房子如何，看的上吧?那个人点头同意。他扭转身来对总务科长叶文昭说，限你三天以内迁出这里，让给土耳其使馆住用。叶当即回报说:“找房困难，我去同总务处联系后，再腾让。”戴笠蛮横的说:“你有困难，你给我滚蛋，三天以后这里就要升起土耳其的国旗。”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他的专制跋扈程度了。
戴笠对学生和部下一贯采取防范态度。在局本部及派出单位，实行督察制度，专门成立了一个督察室(主任廖华平，与处一级平行)，在各个部门实施“秘密督察”与“周督察”两种。
“秘密督察”由该室主任根据其平时考核了解，是否忠于团体，忠于老板(指戴笠)的人，直接秘密指派,甚至该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指派的是谁。“周督察”是由该单位全体成员轮流担任，每人定期一周。二者的共同目的是监督了解该单位有无异党份子活动及检举特务们的思想言行，相互揭发，人人戒备。在每周规定的纪念周会上，凡市区公开或秘密单位的特务,都要去聆听老板的“精神讲话”,如果偷偷不去或中途溜走，一旦被督察发觉并汇报，就有受处分的危险。
上述各种基本训练班外，还在特务里边挑选高中毕业或大学肄业的学生，用考入或其它介绍方式，打进各大专院校，继续“深造”，伪装进步混入进步学生中,了解情况。每年利用暑假期,把派出的学生，调回军统，集中整训，交流特务经验，整顿思想。当时和我在一起工作过的马成翰，就是派往重庆大学学习的。
各大型训练班，大体来说就是一年左右为期，但不象一般普通学校，到期一次毕业，它是根据需要陆续离开的。
一九三八年秋，日寇向武汉进攻，从临训班一次就派出两三百人去前线搞破坏工作，蒋介石推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造成历史上遗臭万年的“长沙大火”事件，临澧与长沙，近在咫尺,临训班也继“大火”之后,撤迁到湘西黔阳，我们到黔阳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重庆局本部命令黔训班，在电讯系挑选优秀学生十五名去重庆工作，当时黔训班副主任吴琅(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负责亲自挑选，其条件是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最好能懂英语的)，仪表端正，口齿伶俐，耳目聪明，举止大方。吴琅对每一个人，从走势到谈吐，逐个挑选，反复核试，才作定局。我就是当时被选中了的一个。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