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一民
（抗战爆发后，张荫梧打着抗日的旗号，在家乡拥兵自重，建立了“河北民军”。他不去碰日本人一根毫毛却专门和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搞摩擦，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摩擦专家”。本文记载了他的一生和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7年至1939年间，河北平原上曾出现一支显赫一时的队伍——河北民军。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军阀政客张荫梧。河北民军曾号称10万之众，打着抗日的旗号，活动在冀中、冀南和山西陵川、河南林县一带的广大地区，多次和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发生摩擦，残杀了数以百计的抗日干部和众多军民，犯下了危害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罪行。毛泽东同志曾称张荫梧为“摩擦专家”
张荫梧其人
张荫梧，字桐轩，出生在河北省博野县小张营村。其父和叔父皆是全县闻名的地主和劣绅。张荫梧依仗父辈的权势，自幼过着花天酒地的少爷公子生活，欺男霸女，横行乡里，人送外号'恶棍儿”。张荫梧读书，上辱师长，下欺同窗，成天带领一伙富家子弟惹祸生非。其父见他不是读书的材料，让他好赖在本县混到中学毕业，就通过一位在军阀军队中供职的朋友，将他推荐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从此，他开始了军人生涯。
典章森严的军校生活，使张荫梧收敛了放荡不羁的恶习，并使他领悟到枪杆子的重要。军校毕业后，他投靠了当时实力雄厚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阎部多为行伍出身的将领，缺乏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张荫梧以精于典章稻略和能言善辩以及不怕苦，受到了阎锡山的宠信，先后在晋军系统中担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后来又当了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
张荫梧历来高傲自负，恃才压人，与晋军将领不和。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后，更觉得不可一世，根本不把阎锡山手下土生土长的将领放在眼里，处处以“阎锡山第二”自居，张荫梧这种狂妄自大的作风，遭到晋军上下官兵的忌恨，也使曾经言青睐他的阎锡山感到威胁。于是，在1931年春，撤掉了他北平警备司令兼市长的职务，改由阎锡山的外甥李膺接任。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撤销了他中央委员的资格。从此，这个飞黄腾达、一度握有军政实权的张荫梧，成了失意军阀。
官运的逆转，政治的败落，使野心勃勃的张荫梧深感培植党羽、积蓄力量的重要，于是，在1932年初，他带领200多名亲信脱离晋军，返回故乡博野县小张营村。当时，日军已占领我东北四省，进逼山海关。张荫梧被当时抗日救国的潮流所推动，打着抗日的招牌，在本县清初著名学者颜习斋的故里北杨村办起了私立四存中学，招收了大批热血青年，并聘请社会名流任教。
四存中学，是以颜李学派的四存(即存性、存学、存治、存人)而命名的。它虽然以尊古读书为帜，实际上是一所半军事性的学校。学校实行“三八制”，即8小时上课学习，8小时进行军事训练，8小时休息。张荫梧因为政治受挫，对蒋介石极其不满，经常在学生和教员中发泄其胸中的怨气，大骂蒋介石是“卖国贼”、“蒋该死”等。共产党及进步人士主张联合起来抗战，他也骂，说这是“轻举妄动”，好像只有他张荫梧最正确。他不惜血本，办这种半军事性学校，也并非真正从爱国出发，而是想以此为据点，培养和网罗私人势力。
1933年日军占领察哈尔和热河省，蒋介石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又派何应钦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蒋政府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河北境内各种“义勇军”、“救国军”也应运而生。张荫梧借动乱之机，以保卫家乡为名，把他带回故乡的武装力量扩建成“保卫团”，串通各县官绅控制了以安国、博野、蠡县为中心的安、博、蠡、深、安(平)、饶等六县，委任县长，安插亲信，美其名曰“自治”。在以后的二三年内，势力范围又扩大到武强、定县、深泽等13个县。张荫梧还下令让所辖县内的各村农民成立“守望队”，派军人进行训练，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可人伍充当兵源。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入山海关,汉奸殷汝耕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策动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成司令宋哲元暖昧动摇，遂使全国爆发了以北平“一二·九”运动为代表的抗日怒潮。张荫梧打着抗日的旗号，多次来到平津一带活动，到处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当时，天津河北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因镇压学生的抗日爱国活动被驱逐，张荫梧以支持爱国学生的姿态被委任为该校校长。不久，他便借口日军要占领天津，政局不稳，将该校迁至博野县北杨村，与四存中学合并，遂使四存中学声誉日高。后来又在保定、深泽等地开办了四存分校。
鉴于他当时的表现，共产党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温健公(留学日本、曾任北平法商学院教授)，王林、肖泽西等同志到四存中学任教，暗中做他的工作。杨秀峰同志也曾以北平著名进步教授的名义到四存中学讲课作报告，宣传抗日救国。张荫梧为了标榜自己的进步，让在学生和教员中很有威望的温健公担任他的秘书，并允许在他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中宣传中共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章。
当时，在杨秀峰、温健公、王林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四存中学不仅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而且师生们抗日情绪极其高涨。他们多次要求停课，去平津参加反日爱国运动，反对傀儡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但都被张荫梧压制下去了。他在对学生的讲话中说:“现在救国有两种形式:一是空手赤拳白白送死，二是积蓄力量。你们现在边学习边训练就是曲线救国!”“我不管什么马克思、牛克思，我是实行张克思。”由此可见，张荫梧的抗日救国并非那么真心和坚决。
在此期间，阎锡山以“守土抗战”为名，重提旧好，委任张荫梧为陆军中将，邀其赴太原筹办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张荫梧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亲自从四存中学选拔了近百名学生，推荐到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学习，并带去一部分文化和军事教员，有王长江、温健公等。
张荫梧在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期间，由于他处处以“实干家”面目出现，以抗日自称，学员们对他很崇拜。他虽身为中将教导团团长，却一样和学生出操、训练，并常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国难当头，千斤重担担在咱肩上，咱不吃苦谁吃苦”等等来迷惑学生，使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视其为“尊长”和“主战派”。张荫梧以此为资本，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人。
河北民军的建立和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当时，不仅全国各种进步力量迅速动员起来，投人抗日救国斗争，连一些尚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军队也违背蒋介石的命令奋起反抗，地处京畿周围的河北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共赴国难，一时出现了“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的局面。这些应运而生的武装力量，有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组织，这是主流;也有地主、恶霸、土匪和顽固反共分子组织的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河北民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迫于民情众怒，也摆出了抗日救国的样子，任命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坐镇洛阳，组织华北抗战运动，并在保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7月底，张荫梧以冀中“抗战名人”被程潜任命为保定行营河北民训处处长兼第一战区司法监。于是，他便借职务之便，以组织民众抗日队伍为名，经阎锡山同意把在晋绥陆军军官教导团供职和学习的河北教员及学员共约200余人，调回河北，加上他在四存中学和原安插在冀中各县的旧军官共约300余人，在保定育德中学成立了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他的好友、国民党少将师长乔明礼被委任为所长。
在平津保一带流亡的青年学生，满怀抗日救国的热情，纷纷慕名投奔下部养成所，学员增至1000人。这些学生共编为四个大队，其中第四大队全部由博野四存中学学生和教员组成，队长由张荫梧的亲信吴嘉谟担任，仍驻博野四存中学。由于河北民训处是以组织民众抗日，训练民众中抗日骨干问世的，故吸收了许多社会名流参加这项工作，如以北平进步教授名义出现的中共党员杨秀峰，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杨秀峰还被张荫梧任命为冀西民训处处长，并建立了冀西民军。干部养成所成立以后主要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连驻博野的第四大队也停止了正常上课，整日学习军事知识和练习使用各种武器。
至此，张荫梧的亲信内部，开始对建立武装队伍及名称问题进行酝酿。一天，在四存中学里，吴嘉谟等人正在议论此事，正好被回乡巡视的张荫梧听见。大家见张荫梧来了，纷纷提出疑问和猜测。张荫梧听了微笑着摇了摇头说:“大家不要争了，我们不叫联庄会、义勇军和自卫团，叫'河北民军’怎么样?”
在历史上，河北高阳一带出现过民军，是明末孙承宗组织的抗清队伍。孙承宗，高阳县人，曾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一生中多次统兵抗击入侵清兵，屡建奇功，晚年因遭权阉魏忠贤等陷害，劾官回乡。1638年，清军兵临高阳城下，孙承宗时年已75岁高龄，他不顾年迈多病，率领全家人组织民军，守城御敌。后来，城破自杀，全家 40余口同时遇难。高阳及冀中一带人民敬佩孙承宗的高风亮节，视他为民族英雄，岁岁祭祀。“民军”一词，在冀中一带极富鼓动性。张荫梧素以“主战派”和“抗日英雄”自居，他将部队定名为“河北民军”，意即他张荫梧在国难之时，要像当年孙承宗那样率领冀中人民保卫家乡，抵御日本侵略者。这种沽名钓誉之举，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导召力。消息传开，博野一带慕名相投者不乏其人。
但是，正当张荫梧筹划成立河北民军的时候，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继平津陷落之后，日军以其“速战速决”的方针，沿平汉、津浦路南下，9月威逼保定，省城告急。国民党在河北的几十万大军，争相南逃，驻防保定的孙连仲部也闻风不战而撤，使日军得以长驱直人入。这时，素以“主战派”、“抗日英雄”自居的张荫梧，看到大势不好，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财产和长期积蓄的武装力量，采用欺骗的手段，以“转移抗战”为名，带领干部养成所全体学员、所辖13县的政府机关、警察局、保安队等2000余人，并携带家小细软，从保定南逃。同时命令在博野的干部养成所第四大队和四存中学也向南撤退。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吴嘉谟，极据张荫梧的密令，以转移到深泽四存分校为名仓促配备武器弹药，尾随张荫梧南逃的路线向南撤逼。
这支逃跑的队伍，在张荫梧的指挥下，由保定、博野到安平，又由安平到元氏，然后乘火车顺平汉路到达河北省最南端的县城——磁县下车，进驻彭城镇，在此休整一周余。这期间，张荫梧将跟随他南逃的冀中各县的保安队(一部分半路脱离张荫梧，返回博野抗日，也有逃散的)改编为一个团，团长张超；原干部养成所的四个大队未变;同时以河北民训处的名义，收容溃散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和小股土匪、地主武装等。大约在进驻彭城镇的第五天，张荫梧把全体人员集合到镇外的打麦场上讲话，正式宣布:民训处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收编各路分散武装，成立河北民军。至此，张荫梧酝酿筹划已久的“河北民军”正式成立。
此后不久，日军的隆隆炮声又使彭城镇乱成一团。张荫梧闻日军已占领磁县，南进安阳，便率领人马渡过漳河，沿太行山麓到达河南林县。在林县西关，正式成立河北民军第一团，下辖三个营，每营二三百人，团长由原四存中学教师徐靖远担任。张荫梧唯恐林县离平汉线太近不安全，经阎锡山同意，留下第一团驻守林县南关，他率领河北民训处及所属各队继续西行，翻山越岭，进驻山西省南部陵川县。就这样，一直以“主战派”和“抗日英雄”自居的张荫梧，未和日军战一次、打一枪，就从冀中平原逃到了山西大后方。
陵川县，位于太行山西侧，西濒焦(作)五(阳)铁路，东有巍巍太行山可依，山丘起伏，地形复杂，进可为基，守可为垒。张荫梧将其总部设在陵川县城东关的一座旧文庙内，所辖各部分驻在陵川城周围的树掌、平城、古郊等村镇，边训练边整编。为了扩充力量，建立民军队伍，他先后派出张兆一、韩新田、刘锡九等人，到邢台、邯郸一带去联络小股武装和散兵游勇，到郑州、西安、武汉等地招收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当时应招的知识青年大约有 250多人，都编入干部教导队，以便于正式建立和扩大民军队伍，培养中下层领导骨干。张荫梧还效仿八路军，在各队中成立政治工作机构，名曰“政治组”，并聘请了驻防在山西、河北交界一带的八路军代表当教员，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课程。
到1937年10月，张荫梧在陵川的人马迅速增加，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当地贫苦农民也多有投奔者。原四个干部大队也迅速扩充，改编为五个干部大队(一说五个民军团)。
博野四存中学的学生由仲慕唐带领，迁到河南小商桥复课学习，其中多为年岁较小不能入伍的孩子。学校仍称为“四存中学”
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把张荫梧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在1937年10月，派中共中央委员、一二九师副参谋长朱瑞同志到张荫梧部做工作。朱瑞同志带着一些干部和华北抗日青年训练班的学生共50多人，分别到各干部队去宣传共产党的的抗日主张，并对张荫梧本人进行了耐心说服教育，指出团结抗日的光明前途。朱瑞同志为了争取张荫梧部的进步力量，曾在陵川东关文庙大殿内作报告，讲国内外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参加者为民训处的主要干部。但张荫梧并没有积极响应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号召，他自传武力在握，不听朱瑞等同志对他的说服，相反却热衷于与国民党取得联系，派人去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处报告自己的情况，并亲赴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汇报工作。
他从武汉归来后，更倾向于国民党，组织调查内部进步青年，进行清理。当时担任政治组长(即政治部)的闻志允(中共党员)，对张荫梧此种作法十分不满，便以建立太行民军为名，拉出一部分进步青年到河南林县成立工作团，后来彻底脱离张荫梧，返回冀中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这些人中有吕慎言、王志远、刘秋河、张旭、梁斌、刘超、李志琛等同志。朱瑞同志在陵川住了一个月后，感到张荫梧并无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战的诚意、便在给延安党中央的电报中汇报说:“张某专门向右看……”、而后奉命撤回了。
到1938年初，张荫梧的势力更为壮大，干部大队已发展到八个大队。这时张荫梧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正式建立河北民军，确定了编制，对原建的民军进行了整顿和扩编。他将原河北民训处干部养成所改名为河北民军干部养成所，在八个干部大队的基础上建成了八个民军团:一团长王长江，二团长刘冲九，三团长张超，四团长孙光前，五团长韩祖光，六团长孟宪福，七团长吴嘉谟，八团长李兆膺，九团1938年9月建于冀中，团长为李侠飞。这九个团虽都为河北民军平级的战斗组织，但在地位上并不平等。张荫梧效法蒋介石、阎锡山的统治办法，暗中将民军分为嫡系和非嫡系，集中最好的武器，委派亲信，组建了三个“核心团”，即一团、二团和七团，监视其他团队，以控制整个部队。
与此同时，他根据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撤销了河北民训处，易名为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张荫梧担任总指挥(即总司令)，王长江、乔明礼为副司令，下设九处一室一所:参谋处处长李维良;政治组，组长张存实;军械处，处长韩光九;财经处，处长王子经，副官处，处长杨少卿;军法处，处长王风翔，军需处，处长(不详);秘书处，处长温健公:军医处，处长罗耀西;侍从室，主任高清;还有一个初具规模，可以自造步枪手榴弹的军械所。下辖四个民军区:第一民军区，司令王长江活动于河南省林县、汤阴、淇县一带。第二民军区，司令乔明礼，活动于藁城、晋县一带。第三民军区，司令伍修宪，活动于河南省清化、修武县一带。冀西民军区是由杨秀峰同志领导的，活动在邢台、内丘、临城、赞皇一带。它虽划归张荫梧领导，但主要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并不接受张的命令和指挥。
河北民军这支迅速膨胀的队伍成分极其复杂，有真正爱国忧民的志士，也有国民党部队的兵痞、旧军人;有盘踞地方临时入伙的土匪、青红帮、反动会道门和地主恶霸武装，也有无业游民和生活无着逃难的农民。由于成分如此混杂，部队纪律性很差，骚扰百姓的事件时有发生。民军驻陵川时，因无粮饷来源，便将陵川及其附近各县太平仓中的粮食都动用吃光了。陵川地处穷乡僻壤、太平仓中的粮食极为宝贵，乃是当地百姓节省、积累下来，准备度荒的，非大灾大难，不能动用。
河北民军各部不打日军，以游击为名，到各县城乡巧取豪夺，吃掉太平仓的粮食，激起了当地群众极大愤慨，老百姓骂他们是“游吃队”、“抢劫军”。河北民军政治组长张存实，是一位共产党员。他曾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在北方局和内蒙工作过，因被捕人入狱失掉了党的关系。出狱后，急于投身抗日，参加了河北民军。他目睹张荫梧及其部下坐吃山空的行为，曾多次向张荫梧建议:“河北民军顾名思义，不应当留在山西，应回河北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打游击，打日本。”张萌梧听了并不以为然，但他也感到部队粮饷闲难，山西不是久留之地。
每当酒足饭饱之后，张荫梧便在指挥所挂的军用地图前踱来踱去，冥思苦想着重返河北，霸占冀中平原。有一次，张存实见张荫梧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了一圈又一圈，最后划出了一个满意的势力范围，得意洋洋地起名为“冀北民军区”。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先后派出20多人潜回冀中，去联络溃逃时遗留在冀中一带的旧部，刺探冀中情况。
博野民军与博野兵变
“七·七”事变后，张荫梧未放一枪，就挟持所属部队和冀中13 县的政府机关、警察局、保安队等南逃，激起了冀中抗日军民和爱国志士的极大愤慨和唾弃。原博野县警察局长张仲瀚就是其中之一。
张仲瀚是献县崔尔庄人，富于民族正义感，学生时期参加过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受到破坏失去了组织关系。他的伯父张继庸曾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与张荫梧相识。于是张荫在控制冀中六县时就委任张仲瀚当了博野县警察局长。
1937年9月，当他按照张荫梧的命令南撤至安平县城时，发现张荫梧并非“转移抗日”而是南逃，遂暗中串联博野县保安队长张子元，率领自己所辖的警察和保安队，乘夜间混乱之机脱离张荫梧的控制，返回博野大程委镇。该镇在大沙河以南，滹沱河以北，是博野县南部的一大个镇。他们在这里稍事休整，就开进了野县城。
当时由于日军逼近，张荫梧南逃，当地群众正处于人心惶惶不知所从的境地，听说张仲瀚和张子元返回博野，要组织抗日队伍保乡守土，纷纷投奔。张仲瀚与张子元从中挑选了500余人编成了三个大队，开始训练。一大队驻城东村逃亡地主的庄园，二大队驻大程委镇，三大队驻北杨村原四存中学房舍，领导机关驻博野县原县政府大院。9月下旬，他们改大队为团的编制，正式定名为“河北民军”。这支队伍建立于博野县境内，并且自成体系，与张荫梧并无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人们都习惯地称这支部队为“博野民军”。博野民军后来与八路军合作抗日与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有根本区别。
博野民军在成立过程中，经过大家的协商，推选张仲瀚为民军司令，张子元任副司令兼第一团团长，张文祥任第二团团长，李侠飞任第三团团长。司令部下设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经理处(即供给处)、卫生处。同时，张仲瀚兼任博野县县长。王文仲(中共党员)为县政府秘书，代理县长办理日常公务。民军的经费来源，主要靠扣留博野旧专署的现款4.9万元，还有4万多斤小麦作为饷粮，并继续从地方上筹集。
博野民军成立后，张仲瀚和张子元了解到孟庆山等同志领导的人民自卫军中设有政治部，便与中共博野县委负责人翟子瑜联系，要求派共产党员到民军中工作，建立政治部。博蠡中心县委经过研究，于1937年9月下旬至10月间，先后派齐健秋、李之琏、张逊之、肖泽西等同志到河北民军，协助张仲瀚筹划建立民军政治部，同时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张仲瀚十分信任地方党派往民军的同志，委任齐健秋同志为民军政治部主任兼县政府政治指导员。政治部下设四个科，宣传科长肖泽西，总务科长程化仁，组织科长汪励锋，民运科长魏子贞(未到职)，对外公开挂牌子，地点在县政府前左边大院(原博野县女子高小)。由于齐健秋同志是以党员公开身份去政治部工作的，人们都知道政治部就是党的机关。各团设政治处，一团主任边冠三，二团主任谭士俊，三团主任刘惠民。同时，政治部还派出一些党员到各团担任职务，如吴树声同志到二团政治处任宜教股长，刘子英同志到二团担任营教导员，张金钥同志到三团任营教导员等。
1937年11月初，博野民军正式和中共保属特委负责人孟庆山等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建立了隶属关系。12月初，党在民军中建立党务委员会，齐健秋任书记，委员有肖泽西、段玉琪。从此，这支在国难中诞生的群众抗日武装，成了党所领导的冀中抗日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在党的抗战号召下，博野一带的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踊跃参加民车，不到半年，这支由100余人起家的队伍就扩大到3000余人。在三个团之外还建立了特务营和警卫连，地方党派去的党员不少担任了营、连的领导职务，大大改变了原来以警察局和保安队为基础的部队成分。
为了把这支队伍培养成真正能和人民同甘共苦的抗日武装力量，党曾两次组织河北民军到平汉路西阜平县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受训。第一次在1937年底之前，由副司令张子元带领第一团前往;第二次在1938年2月初，由张仲瀚司令员和齐健秋同志率领二三团和特务营前往。当时，晋察冀的许多领导同志，如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孙毅、地方党委负责人黄敬、邓拓等，都到部队作过报告。民军负责人也向军区首长汇报了工作。并把带去的大批军用物资和大型印刷机等，送给晋察冀军区。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进行选举和成立大会上，张仲瀚同志被选为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
经过整训的这支河北民军，不仅战斗力大大提高，抗日情绪也极其高涨。他们扒铁路、割电线，配合冀中抗日部队反击进犯之敌，袭扰车站和敌人据点，作了大量的工作，深受群众欢迎。
在1937年10月间，他们在清苑县进行了阻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38年2月，配合了晋察冀部队在曲阳、定县、望都一带反“扫荡”、反清剿；1938年4月，在安国县阻击了日军水垣旅团。在历次战斗中，群众都热情支援他们，给他们送水送饭，战斗结束后，又争相邀请他们到村里休整，供给粮饷。这种融洽的军民关系，体现了群众对于真正抗日军队的拥护。
不久，远在山西陵川的张荫格梧得知博野民军的建立，并已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勃然大怒，大骂张仲瀚“忘恩负义”，是“民军的败类”等等，他此时身在陵川，虽极想扼杀这支抗日武装但却鞭长莫及。他暗中派人携带重金去联络和收买旧时的亲信博野民军二团长张文祥和三团长李侠飞，策动兵变，妄图遥控这支部队，使其成为他重返冀中、扩充个人势力的武装力量。张文祥和李侠飞都是富家子弟，素与张荫气味相投。博野民军建立后，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表示进步，然而心中早已对部队实行共产党的纪律不满。他们收到张荫梧的厚礼和封官的许诺后，就开始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说什么“张仲瀚是傀儡”、“民军要被共产党收编啦”等等，伺机进行兵变。
1938年5月，为了扩军和开辟新区，博野民军经冀中军区批准，到献县一带活动，张仲瀚和齐健秋要带第二团、特务营及司政两部人员前往:张文祥得知后，和李侠飞等进行了密谋，认为机会难得，决定趁博野空虚发动兵变，并马上派人赶往陵川报告张荫梧，要求配合行动。
就在张仲瀚等率部进驻献县商家林不久，张文祥突然带着二团不辞而别，擅自返回博野。张仲瀚、齐健秋发觉后马上进行了研究，决定留下特务营在献县开辟工作，扩大队伍，张、齐二人率司政两部人员速返博野，弄清张文祥率团擅离的情况。
可是，就在张仲瀚、齐健秋刚到博野之时，张文祥又带着二团返回献县。他们高喊着“博野的人，博野的枪，回博野抗战”的口号，向毫无戒备的特务营发动进攻。该营是博野民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共产党员占30%。由于不明真相，队伍被打散。营长刘鸣琴(中共党员)在警卫员的护卫下赶到河间县，向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汇报情况;政治部宣传科长肖泽西(党委委员)带领十几名干部战士冲出包围，穿过子牙河，绕道前往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安平县黄城村汇报情况。
张文祥在献县打散了特务营，接着又驱队返回博野县大程委镇。他派人绑架扣押了刘鸣琴的父亲(共产党员)，又到肖泽西家中要人要枪要马，并扬言要对政治部的同志下毒手，气焰十分嚣张。吕正操等冀中军区领导同志此时已得到消息，他们及时给民军副司令张子元打了电话，才制止了这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叛乱活动，稳住了二团。
当时，考虑到形势的复杂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冀中军区没有对张文样等人采取别的措施只让民军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暂时撤离，以缓和矛盾。不久，贺龙同志率一二〇师挺进冀中，冀中军区令张子元率领博野民军一三团到大清河以北。配合冀中八路军第二十七大队胡乃超部和一二〇师骑兵营谭彬部，收编和清剿地主汉奸武装联庄会。
胡乃超
张文祥的二团仍留博野不动。冀中军区采取这种措施，意在分别对他们进行教育，劝告他们回到人民中来。张文样对此很不满，虽畏惧于冀中八路军强大武装不敢妄动，但已不服从张仲瀚的指挥了，他趁齐健秋等共产党员撤离博野之机，擅自带领二团也前往大清河以北地区，参加收编联庄会去了。
张仲瀚在事变发生后，非常痛心，一气之下染疾，病倒在北杨村医院里。当时驻在博野的民军，只剩下刘云峰(共产党员)担任连长的博野民军司令部警卫连。这就是张荫梧在抗日战争中，破坏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罪行之一，当时被人们称为“博野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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