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河北民军的分化
1938年6月，即博野兵变不久，李侠飞派王天泽给张荫梧送信，告知张文祥兵变并未成功，但张仲瀚已控制不住局面;经暗中活动，河北雄县一带有3万余联庄会员愿接受河北民军的改编，希速派兵增援，否则，不仅联庄会要被八路军吃掉，连博野民军也难以持久了。这一具有吸引力的情报使张荫梧又感到有了希望，他觉得建立“冀北民军军区”的野心有可能实现，于是立即责成张存实、吴嘉谟等组成了以第七团为主力的北上先遭队，委任张存实为司令。张、吴奉命率队出发，直奔河北。路经尧山县(今隆尧县)时，收编了草头王、土匪恶霸王子耀部为河北民军二支队。1938年7月，这支民军部队到达博野县境。
正在博野北杨村养病的张仲瀚听到这个消息，不甘心被张荫梧吃掉，就带着博野民军警卫连中的二三十人及枪支，前往深具一带活动。后来，他在齐健秋等同志的帮助下，以此为基础，创立了津南人民自卫军，他本人任司令员，齐健秋任政委，郭元猷任参谋长。原博野民军中许多有志之士听说后，纷纷脱离张文祥和李侠飞部前来投奔，自卫军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300人的抗日武装力量。后又改编为贺龙一二〇师的一个团，转战南北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张存实、吴嘉谟率领第七团由陵川到达博野的时候，博野民军副司令张子元正带领一、二、三团主力在雄县、霸县、新城县一带，配合八路军收编大清河以北的地主汉奸武装联庄会。在收编过程中，八路军和民军缴获了大量的枪支，打开了雄县、霸县、新城具一带的抗战局面，为建立冀中第五分区奠定了基础。随着武器的增多，博野民军也迅速扩大，到1938年9月，已达五六千人。
张存实等到达后，接管了这支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在原来三个团的建制外，又新成立了两个支队。张存实任司令员，张子元任副司令员兼第一支队长，吴嘉谟任参谋长，边冠三任政治部主任，李侠飞任二支队长，张文祥任特务团长，刘化南任第七团团长。这支队伍对外以“河北民军”相称。
该部司令员张存实在民军一年的时间里，目睹张荫梧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认识了张荫梧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所以，张存实同志一控制了活动在博野一带的河北民军，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和拒绝执行张荫梧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命令。至此，张荫梧为个人野心而建立的民军中公开出现了分裂。
张存实很快和当时驻防在博野城的冀中军区一分区取得了联系，接受冀中军区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对于这支队伍中张荫梧的势力，他采取定措施进行分化瓦解。比如，他抓住张荫梧曾讲过的“河北是咱的”这句话，揭露其抢地盘搞反动割据的狂妄野心和土霸思想，让人们认清张荫梧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并以此作争取主张抗日的副司令员张子元等人的工作。对顽固的反共势力，张存实则不留情面加以斥责，他说吴嘉谟:“你是张桐轩(张荫梧)的忠实信徒，他骂了你，你认为应该，他打了你一巴掌，你认为是挨龙爪抓了。”这种火锐的嘲讽，使得吴嘉谟无言以对。张存实还维护抗日政府威信，整顿民军纪律。
有一次，民军司令部副官处有人聚赌，被县政府抓了赌，副官们自恃民军势力大，怒气冲冲要找县长袁卓农进行报复。张存实起初好言劝告，这些人不听。张存实最后严厉地说:“你们如果有胆量，把县长弄出来，打他拉他游街，那么，殴打抗日县长的罪责完全由你们负，若八路军来追究，你们承担后果，那时候你们可别来找我!就这样，他及时地制止了这些人的寻衅闹事。张存实的作法和态度受到了民军中广大进步官兵的拥护，并得到了驻地中共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冀中军分区任命他兼任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
吴嘉谟等人见张存实迅速靠拢共产党，心中极为不满，暗中策划反对张存实的阴谋。他们向张荫梧密报张存实情况的同时在博野县城北的邓家庄秘密另行组建司令部，推吴嘉说为司令员。吴嘉谟、张文祥、李侠飞等人常在一起密谋策划。
1938年9月，在张荫梧的指使下，经吴嘉谟、刘化南等人的暗中活动，张文祥、李侠长胁持两个团南逃陵川投奔张荫梧。路上，他们在安平县境内与前往中共二地委开书记会议的中共党员宋振垣、何昆山等四人相遇。张文祥指使部下将他们杀害，投尸井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安平惨案”。
到达陵川后，张荫梧将李侠飞、张文祥部编为河北民军第九旅(一称第九团)。张荫梧听了张、李二人汇报，得知张存实已使他原来的打算落了空，气愤非常，立即声言解除张存实的民军职务，委任吴嘉谟为司令员;同时，又派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带一个团的兵力(包括张文祥、李侠飞所部)，大约四五千人，星夜奔赴河北博野，去助吴嘉谟抓捕张存实，清洗进步力量，控制博野一带的河北民军，以保住他在冀中的武装力量。
张存实获悉王长江部的行动，在动员部队作好迎击准备的同时，立即叫秘书刘子英起草密电，向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作了汇报，并请求军区指示深县等地方政府，断绝对王长江部队的粮饷供应。冀中军区很快向王长江部发出警告，断然拒绝他们进入冀中。王长江遂将部队移至滹沱河南岸，没有贸然而进。在以后的两三个月中，王长江没有执行张荫梧的命令，按兵不动。后他与张存实取得联系，赴冀中军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王长江与张荫梧本是同乡，毕业于保定军校。他富于民族正义感，为抗日救国与张荫梧共建河北民军。但后来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里，他逐渐对张荫梧有所了解，不满张只顾培植个人势力不去抗日的作法。此次他被派往冀中，也非他心中本意。
他素与张存实私交不错。他为探明情况决定对策，在一天夜里，只带一个贴身警卫员秘密潜入博野城内，拜访了张存实。张存实抓住这个机会，向他宣传冀中抗日的大好形势、共产党的政策，并用大量事实对张荫梧了以揭露。一夜的谈，更动摇了王长江对张荫梧的信念。
第二天，张、王二人离开博野来到任丘青塔镇冀中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吕正操司令员、孙志远主任等人会见了他们，进一步给上长江指出了投向人民的光明道路。王长江经吕正操、孙志远、张存实的指点，当即表示要站在冀中人民一边。他不顾张荫梧的命令，以缺乏供应为名按兵不动，拖延时间。
张荫梧对于王长江的拖延极为恼怒,一日三电促其行动。同时,张荫梧为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存实”,一方面进行表面拉拢,发慰问电安抚王长江,让他以副司令员的名义统率博野一带各路民军;一方面却暗中密令吴嘉谟监视王长江,伺机而动。但抗日救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张荫梧毕竟无法阻止民军内部出现的分化,继张存实之后,王长江后来在反摩擦斗争中毅然率部起义。
张荫梧与鹿钟麟的勾结
在1938年至1939年这一段时间里，河北省境内相继建立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政权，出现复杂交错的局面。首先在1938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冀中、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包括冀中44个县，约800万人口，冀南49个县(括山东省7个县)，约700万人口。经过军政民代表会议协商，选举产生了冀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正操、副主任李耕涛)、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副主任宋任穷)，各乡、区、县也建立了相应的抗日政权。就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派鹿钟麟来河北，任晋察冀战区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
鹿钟麟来河北，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武汉与国民党当局协商的结果。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共产党坚持派政治上较进步的人去河北，而国民党则要派顽固反共者，双方互不同意对方选派的人，最后才选派了鹿钟麟。鹿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一般认为其政治立场是中立的，是国共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
任命公布后，鹿钟麟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表示愿意与华北军民同赴国难，和八路军、共产党合作，承认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并委任杨秀峰等同志为省政府委员。他还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我这次到河北省去，不带什么兵，就带点警卫，全靠八路军保护。”鹿钟麟的这种表态，受到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为此还派了中共党员申伯纯、王梓木、徐冰、艾大炎及进步青年李新农、梁霭然等人随鹿北上。鹿钟麟委任艾大炎为省政府秘书，申伯纯为政治部主任，李新农为政治部宣传科长等。河北省各界人士也表示欢迎鹿的莅临。
张荫梧在陵川听到上述消息，又气又急。他认为鹿钟麟在河北既无一兵一卒，又没有进行抗战，怎么能轮到他当省政府主席呢!恼怒之下跑到武汉，要面见蒋介石争河北省主席之职。但是蒋介石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三次求见均遭拒绝。他对蒋介石的拒见恼羞成怒，大骂:“中国不亡，非天理也!”无奈之下，迫不得已考虑和八路军、共产党合作，想以此抵制鹿钟麟进入河北。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与八路军合作的计划和决心，同时在武汉以抗日为名，邀请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到河北民军去工作。
就在张荫梧要愤然离开武汉的前夕，蒋介石为笼络反共力量，派陈诚召见了他。陈诚当时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与张荫梧是保定军校同学，过去曾有来往。陈、张二人在陈诚官邸长时间密谈后，陈介绍张荫梧加入了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以便更好地控制河北民军。张荫悟在他的日记中，曾详细记叙了他举行宣誓的经过。后来，经陈诚从中斡旋，蒋介石又接见了张荫梧10分钟这才平息了他胸中的怨气。
张荫梧的武汉之行，是他由不甚坚定的两面派走向顽固反共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标榜自己抗战，冠冕堂皇地赞扬八路军纪律严明，有“颜、李之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人心”、“顺民意”、“有号召力”等等，并在日记中多有记载。自武汉之行后，他迅速向右转，在同一本日记中写道:共产党“不合国情”，中共地下组织是“心腹大患”，要“反共灭共”，“加以汉奸罪名杀之”等等。但他回到陵川后，仍以抗日名义伪装自己，欺骗世人。
蒋介石对于鹿钟麟并不信任，委派顽固反共分子韩梅岭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书记，一齐北上，以监视和控制鹿钟麟。鹿钟麟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并不想得罪蒋介石，一离开武汉，就违背了自己原来所讲的“北上宣言”。在北上途中的郑州，鹿钟麟拜见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并宣布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保安司令。随后，便率领众多随员前往陵川，与张荫梧进行了会谈。
鹿钟麟一到陵川，张荫梧就大摆宴席为其接风洗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鹿主席领导下光复河北。”鹿钟麟则夸赞张荫梧是“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酒足饭饱之后，张荫梧让部下以汇报情况为名，请求委任，鹿钟麟则顺水推舟封官加衔，以表明对民军上下的信任。其实，鹿、张二人各怀鬼胎:鹿钟麟没有武装力量，要想站住脚，控制河北，就要借助张荫梧的河北民军；而张荫梧自恃武力在握，想借鹿钟麟的权力实现自己称霸冀中乃至河北的野心。在此之际，双方饮酒交欢，表面上显得非常融洽。
9月中旬，鹿钟麟及其随员在张荫格及其河北民军的护送下，沿太行山经涉县、武安，到邢台、内丘、赞皇一带，然后东进至新河、南富、冀县、衡水一带的冀南地区。由于他们打着河北省政府的旗号，声言要抗日，一路上招收了不少流亡青年。以朱成为司令的冀南民军支队，就是在那时成立的。
当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南和冀中的抗日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从抗日的大目标出发，各级抗日政权为鹿钟麟的省政府迁往冀南创造了方便条件。但是，当鹿钟麟看到各级抗日政权都是共产党建立的，认为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想把县长、专员换成自己带来的人，于是鹿钟麟对共产党的抗日政权百般挑剔，说民主选举的县长、专员不合格。
在南宫县召开的纪念“九·一八”大会上，鹿钟麟借口会场上没有挂蒋介石像，大发雷霆，当场宣布撤掉县长赵鼎新的职务，并发表了“政令要统一”、“军令要统一”、“一切统一于统一战线”，在“省政府领导下抗日”等内容的讲话。对此、中共冀南区党委的态度是:鹿才到冀南，不要和他弄僵。所以冀南区党委有条件地撤了赵鼎新的职，但对鹿钟麟否定民主选举的抗日县长、一切服从国民党省政府的言行没有让步。鹿钟麟大为不满，于是宣布民主选举县长不算数，重新任命一批听命于他的人。这样，在一个县内同时就出现了两个县长，遭到了群众的反对，使冀南一带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1938年秋天，日军沿平汉路向巨鹿县进攻，鹿钟麟下令八路军一二九师死守巨鹿城。因为在战略上没有多大意义，只打了一天一夜就撤退了。鹿钟麟迷信，认为巨鹿中有一“鹿”字，与他姓同，八路军放弃了巨鹿，不祥，十分不满，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成见，并认为共产党的军队不服从他的指挥，愈觉得勾结张荫梧，借助张的武装力量之必要。鹿钟麟遂委任张荫梧为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喜出望外,，立即增调民军部队来到冀南。张荫梧一直对省主席一职虎视眈眈，所以一到任，就千方百计在省府各部门和地方政权中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鹿、张间又爆发了争权夺势的矛盾。但在对共产党、八路军上他们是一致的。
1938年10月，鹿、张密谋后，以“协商统一河北省政令为名，邀请吕正操到南宫县会谈。省政府各厅长也都参加了。在会谈中，鹿、张公开提出要给冀中各县的县长重新加委和发公文等，强调要“奉行一个领袖、一个政权”等。张荫梧还提出:“不但政令要统一，军队也应统一，不能搞封建割据。”还说:“冀中有我民军，要带部队打回去!”
吕正操同志当场予以严正驳斥，指出:“日本军队来了，你们丢下人民，丢下大好河山都跑了。你(张荫梧)是河北民军司令，跑到太行山去干什么?现在冀中人民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失地，要谋割据也是人民从日年那里割来的。你们要想夺取人民收复的失地，冀中人民决不允许!最后他正告张荫梧:“你如果一定要来冀中，就必须服从冀中军区的统一指挥，叫你到哪儿，你就到哪儿，随便闯入冀中不行!不然，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吕正操同志义正严辞的讲话，使在场的人十分尴尬，张荫梧亦无言以对。鹿钟麟一看此景，忙打圆场，宣布暂时休会。
实际上，鹿钟麟见张荫格被批驳，心中反而高兴。他早已对张荫梧的目中无人不满，对张荫梧的野心也有所觉察，时时提防，只因手下无兵，不敢对张采取措施。会后，他请吕正操吃饭，并试探吕正操，企图使吕为已所用，以对抗张荫梧的势力。
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鹿钟麟打错了算盘，吕正操从抗日统战线的原则立场出发，断然拒绝了他，鹿钟麟一无所获，
张荫梧受到吕正操同志的当众驳斥，更加仇视共产党，八路军，他事后咬牙切齿地发誓:“我一定要打回冀中去，收复被共产党占领的博、安、蠡等六县。”而鹿钟麟则因无其他力量可指望，遂又把盘踞河北的赌注放在张荫梧的身上。从此，这两个勾心斗角的政敌，在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勾结起来。他们到处讲话，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八路军，不承认冀中、冀南民主选举的抗日政权，妄想另搞一套，把河北变成鹿、张二人的天下。
1938年10月，鹿钟和张荫梧以巡视为名，到冀中、冀南一些县中活动，网罗和支持“白吉会”、“红枪会”、“大刀会”等地主反动武装，任意任命县、区长，并且指使国民党军队公开和八路军闹摩擦，使抗日根据地出现人为的混乱。他们还到冀南行署在深县旧州中学办的河北抗战学院进行反共宣传和煽动，诬蔑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游而不击”，抗战要在“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等等，妄图控制和接管这所学校，为他们培植反动势力。对此，冀中、冀南人民，在吕正操、杨秀峰、周小舟、宋任穷等同志领导下，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和反击了鹿、张等人的阴谋，使他们搞摩擦的活动遭到了破产，
“民八事件”与“冀中民军”的诞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巩固平汉、津浦等交通命脉，开始向冀中、冀南平原进攻，一个月内相继占领了容城、安新、清苑、藁城、任县、巨鹿等县。一时间，在敌、伪、共势力交错的一些县内，出现了三个政权、三个县长，即汉奸、国民党与共产党八路军各一个，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复杂。
冀南行署为适应新的抗战形势，常常变换驻地。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国民党河北省主席的鹿钟麟不仅不积极配合抗日政府组织民众反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却以“冀南行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予以撤销，公开进行分裂活动，并准备随时撤回大后方。
在省政府工作的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鹿钟麟越来越反动的反共立场极其愤慨，相继离开，像艾大炎、申伯纯、李新农、齐燕铭等同志都离开了河北省政府。鹿钟麟此种作法，却得到了张荫梧的呼应，在他的指使下，民军屡屡与八路军及抗日政权发生摩擦。
河北民军第二支队司令、土匪恶霸头子王子耀，就是根据张荫梧、鹿钟麟的“一个县内不能有两个县长”的指示扣押了冀南行署委派的尧山县县长李铁民，收缴抗日武装100余条枪(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的威慑下，将人枪送回)。
此种摩擦事件发生多起，其中著名的摩擦就是“民八事”“民八事件”发生在1938年12月中旬。三个月前，张荫梧派王长江率三个团的兵力前去冀中，对付已和共产党合作的张存实。王长江迟迟未动，并打算将张荫梧动机告诉张存实，张存实又报告了吕正操。吕正操司令员发出了严正警告:“张荫梧要来抢地盘，人民是决不允许的。”张荫梧自恃背后有蒋介石、鹿钟精等支持，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一切。于当年12月下旬，强令王长江率吴嘉谟、张文祥、李侠飞等部向博野进犯。
王长江被迫移师博野小店村，所属各团驻在小店村周围杜村一带村庄。八路军和张存实所属的民军奋起自卫，冀中二军分区按照吕正操司令员的命令:“如果他们先打第一枪，坚决消灭之!”做好了战斗准备。冀中二军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政治部主任刘镇华火速从保定南与定县东调来所属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大队，于12月16日把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四个团(一、六、七团、特务团)全部包围在杜村一带。
拂晓，八路军被迫还击，四个民军团抵抗一阵便败阵溃散。战斗中，民军第一支队张子元部，因事先与二军分区取得联系，按兵不动;王长江率领部分队伍宣布起义，配合八路军进攻，打乱了吴嘉谟等的部署。吴嘉谟一看不妙，以到其他团队督战为名，带领十几个随从骑马溜出司令部，企图突出包围圈逃跑，半路被二军分区二十四大队连人带马俘获。民军团长李侠飞、张文祥还不知道吴嘉谟已弃队出逃被俘，仍督战顽抗。遭到八路军二十二、二十三大队的沉重打击，部下纷纷缴械投降，最后只带一二百人突围，狼狐南逃，找张荫梧去了。这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张荫梧在冀中策动“民八事件”的经过，因这事发生在博野境内，也称“博野事件”。
战斗结束后，晋察冀边区和冀中、冀南抗日政府为了揭露张荫梧的真面目，先后印发了《看!张荫梧想于什么?!》、《民八事件内幕》等材料，并将其罪行刊登在《冀中导报》和《冀南日报》上，使广大抗日军民了解了事件真相，认识了张荫梧的反动本质，为最后消灭以张荫梧为首的反动势力打下了基础。
“民八事件”后，张存实和王长江根据冀中军区指示，把博野一带的河北民军起义人员编成了两个团，冀中军区也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参加了整编。整编后的一团长为刘坪，政治处主任刘子英;二团长为张干享，政治处主任张秋和。完成整编后，即开赴冀中腹地河间县二十铺一带整训。
这期间，在地方抗日政权和党组织支持下，又增编了三团，团长王革非，政治处主任刘汝贤。部队一面训练，一面配合冀中军区的主力部队打游击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迅速提高。
1939年春天，根据部队要求，经冀中军区同意，改编后的民军正式定名为“冀中民军”，当时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区别于张荫梧操纵的反动武装，二是有利于团结原民军中的广大官兵。冀中民军司令员为王长江，副司令员为张存实，政治部主任为边冠三。
在冀中民军成立大会上，吕正操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话。王长江在大会上代表冀中民军全体官兵正式通电张荫梧，宣布完全脱离河北民军。从此，这支在反摩擦中诞生的抗日武装，成了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不久,张子元所部的民军在张存实说服之下,亦脱离张荫梧,率部加入冀中民军。张存实同志在反摩擦斗争中立下了功绩，党考察了其全部历史，正式恢复了张存实同志的党籍。
后来，这支部队遵照冀中军区的指示，又和一二〇师的特务团及选遣队等合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1939年10月，改编为冀中军区警备旅，旅长为王长江，副旅长为张存实，政委为旷伏兆。后来，这支部队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少战功，做出了贡献。
拼凑反动武装,加剧摩擦
博野进军失败，张荫梧不仅对张存实无可奈何，连王长江也宣布起义投奔了共产党。他恼羞成怒对张文祥、李侠飞说:“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但是，他一时难于组织队伍再次向冀中进攻，无奈之中便找鹿钟麟告状，想让鹿出面找冀中交涉。然而，此时(1939年初)，鹿钟麟正在忙着接待石友三的部队。
石友三带部队来到冀南的威县一带，初到时，中共冀南党组织积极争取他合作抗战，派了张克伟同志为首的七八十名政工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石友三也有进步的表示，让中共党员张友渔同志担任他的政治部主任。但反复无常的石友三很快就向鹿钟麟和张荫梧方面靠拢，鹿钟麟正愁自己手下无靠得住的武装，便对石格外器重，把保卫省政府安全的重任交给石友三。鹿对张荫梧的告状，虽表同情，但也无甚良策。而张荫梧看见鹿钟麟对石友三重用，心中更添一层不满，却又不好和鹿闹翻。
不久，日军出动九路人马，向冀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鹿钟麟率领省府要员东逃西窜，最后钻入太行山，来到邢台县浆水村。张荫梧见鹿西逃，也带着亲信们返回山西陵川河北民军总部。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荫梧知道后兴奋异常，他觉得和共产党争夺冀中的时候到了，便派出一批亲信配合国民党特务到冀中暗中活动。
在此后，他收编了汉奸地主武装柴恩波等人的队伍。柴恩波出身于地主，曾任新镇保卫团长。“七·七”事变后，他趁混乱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加入孟庆山同志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被委暂编游击军第二团团长。后又被改编为冀中三纵队二支队，柴担任支队司令，驻防新镇一带。
1938年底，在日军疯狂“清剿”和“扫荡”下，冀中各县地主反动武装“民团”、“自卫队”、“红枪会”等相继复活，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柴恩波对抗日失去信心，与文安县的李子春、雄县的张来子、张镇维持会长熊万东等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扣留40多名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于1939年初宣布投降日本。柴恩波等的卖国反共行为受到冀中军民的声讨，他们害怕被八路军消灭，便与张荫梧、乔明礼(在莱城一带活动)取得联系，要求河北民军支援和收编。张萌梧在陵川得到柴恩波率部归降的消息，十分高兴，马上发报予以鼓励并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张荫梧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军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做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云云。
1939年夏天，柴恩波依靠日军的武力支持，控制了新镇一带。其同伙李子春占据了文安县，张来子占据雄县。在这股反革命逆流的影响下，大清河至永定河之间地区一些抗日不坚定分子和土匪地主武装，像雄县的杨文风，新城县的王风岗、汪东升，永清县的王禄祥，霸县的刘风全。黄锡标等，也相继投降了敌人，并暗中向张荫梧发电和联络，愿意接受河北民军的改编。张荫梧得知雄、霸、新城、文安一带的地主恶霸汉奸武装盼其北上的消息，遂决定将河北民军总指挥部迁往河北境内，伺机打回冀中，报博野两次失败之仇。这一决定的另一原因，则是怕石友三部与鹿钟麟结合过密，使他失去在河北的军政地位。
1939年6月，张荫梧纠集了乔明礼、伍修宪、阎振辰、朱成等民军十几个团，亲率民军总部，偕同家眷，号称5万之众，从陵川移师冀南。这支拼凑起来的队伍，虽然声势浩大，其实是乌合之众，部队成分复杂，战斗力差。流亡到河南小商桥的四存中学，也随军同行，迁往河北冀县羡家庄，后更名“四存抗战学院”。这时鹿钟麟及省政府也趁势返回冀南，令各县听命于他。他们广收土匪，改编汉奸部队，不择手段地扩大反动武装，并无耻地提出改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一个师等等，气焰极为嚣张。
当时，石友三的部队活动在威县、南宫一带，张荫梧就将河北民军的总部设在滏阳河南岸的新河县城。把新河作为落脚点的战略意图是:攻，在地理位置上新河距冀中较近，便于用兵和接应柴恩波部;守，可以以滏阳河为险，与石友三部为特角，相互策应。
为了炫耀武力，张荫梧下令所属各路民军都到新河会师，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并讲了话。他厚颜无耻地说，河北民军“担负着光复河北的重任”，“这次将总部迁回河北，就是要和民众共同抗日”等等。他还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河北省有个张荫梧，山东省有个秦启荣，都是摩擦专家’，真把我抬得不轻啊!”公开表露不满，散布反共仇共情绪。之后，他对民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将活动在滏阳河以北地区的乔明礼部改编为河北民军独立第一师，将王子耀部改编为河北民军独立第一旅等等。
这期间，国民党三青团派张兴周来河北省建团，住在张荫梧处，委任张荫梧为三青团河北省支团长，在河北民军中大量发展三青团员。此时，张荫梧得意忘形，指使部下公开抓捕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破坏各级抗日政权，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相抗衡，叫器“打回冀中去”，“收复被共产党霸占的博、蠡、安、深、武、饶、安(平)等县”。
冀中军区并没有对这股反动武装等闲视之，八路军主力和地方武装配合，发动了对叛变的柴恩波、李子春、张来子等汉奸武装的进攻。张荫梧闻讯，立即命令两个主力团赶往博野，并亲率全部人马渡过滏阳河，进驻深县一带。这两团去博野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趁八路军主力正在大清河一带作战，袭击驻守博野北杨村一带的冀中军区七分区党政机关和部队;二是接应柴恩波部。
七分区为避其锋芒，从驻地撤离，张荫梧的部队扑了空。扑空的民军将怒气发泄到各村百姓身上，他们到处抓人，搜捕抗日志士和共产党员。正当此时，驻在博野、蠡县、望都三县的日军也向冀中七分区进攻，没有找到八路军，却与张荫梧的民军遭遇，发生了战斗。民军畏日军如虎，稍微打了一下，就狼狈落荒南逃，沿途还残杀抗日群众和地方干部，一直到深县西南马庄一带和张荫梧大队人马汇合，才敢落脚。
当时，挤挤攘攘的民军部队，遇布于深县马庄附近的二三十个村庄，秩序极为混乱。这样庞大的军事行动惊动了驻防石门、衡水、辛集、故城等地的日军。日军驻石门一一〇师团司令官板垣中将不明这支部队动向，从石门、衡水、辛集等地调集部队于6月中旬向马庄发动进攻。
驻马庄的民军是王子耀部，在日军东、南、北三面包剿和猛烈炮火下，死伤者数以百计，王带队仓皇向村西逃去。马庄惨遭日军洗劫，村民惨遭杀害，很多房屋被烧毁。张荫梧的民军总部当时就住在西距马庄一里的村庄，他害怕暴露日标，既不敢逃，又不敢战，只是逼迫败退的王子耀部进行反击，夺回马庄。
损兵折将、已如惊弓之鸟的王子耀不敢再战，民军驻地到处一片混乱。这时日军发现被攻部队不是八路军(一说张荫梧暗中通过汉奸活动)，没有继续追击和进攻就撤走了。王子耀为了掩人耳目，又组织了四五百人向无一日军的马庄打了10余发迫击炮弹，才咋咋呼呼打着机枪返回马庄。
日军撤走后，张荫梧趁民心不安时，指挥河北民军在深县境内加紧反革命活动，向抗日军民下毒手。他驱使部下到各村抢惊财物，摊派粮饷，袭击八路车驻深县的后方机关和留守人员。在不到7天的时间里，先后残杀抗日干部和战士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深县惨案”
张荫梧与民军的失败
张荫梧的反革命暴行，不仅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愤慨，连民军内部，过去受张迷惑的热血青年，也识破了其真面目，纷纷脱离民军。冀中军区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关于与鹿钟麟斗争策略》文件的精神，于1939年6月21日命令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〇师、北上挺进支队和冀中一分区部队，在深县张骞寺村一带，对张荫梧的民军进行了分割包围。各村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6月22日晓，八路军对围困在深县南部张骞寺村一带的河北民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在激烈炮火中，民军官兵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战斗中，八路军共毙伤顽固抵抗者500余人，生俘旅团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作恶多端的李侠飞、张文祥两个反动团长被当场击毙，平时耀武扬威的张荫梧吓得面如土色，惊失措，化装成逃难百姓只带领少数心腹逃出重围，在孙殿英部队的掩护下，绕道山西，渡过黄河，投奔了蒋介石。仓皇逃命中，连珍藏在身边、一直不为人知的日记本也丢失在路上，成为他反革命活动的铁证。
在张骞寺村一带幸免被歼的民军王子耀部，不久在广宗县被八路军十兵团全部缴械;乔明礼部被编入高树勋部队，后来参加了邯郸起义。到1939年底，河北民军全部土崩瓦解。
张荫梧虽然保住了一条命，投奔了蒋介石，但蒋对这个丧家之犬并没有重新起用，相反还给了他一个“撤职”处分。张荫梧失去军政大权，又重新打起“四存学者”的招牌，活动在社会上，几经周旋加上故友帮忙，担任了北平市四存中学校长。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因在学校藏有大量枪支弹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判刑，1949年10月病死于狱中。
(转自《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