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勋根据宁凯本人口述整理)
我的老家是蠡县鲍墟。自幼家贫,没了爹娘，在中孟尝跟着姥姥靠讨饭为生。1937年，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烈火。1938年,我十七岁就参加了村里的“青抗先”(全名叫青年抗日先锋队)。1939年，参加了游击组。后来，我被选为青抗先大队长，兼武委会副主任，天天带领老乡们挖交通沟，挖地道，堵街口，掏连络院，积极备战。
1940年春，李岗据点的敌人来中孟尝抢东西，游击组长孙春林带领我们游击组和青抗先全部上了大街两边的房。敌人一进村，一阵手榴弹，打得敌人懵头转向，扭头就往回跑，两个敌人受了伤。我们安全转移出了村。军区分别奖给我们小炮一门,手榴弹二百枚。
这年秋后，姥姥也去世了。区政府为了照顾我的生活困难,调我到区小队,在全区范围打游击。到1942年8月29日，刚发了冬装费40元(那时区小队穿便服，和老百姓一样，便于隐蔽)，我就把钱送到姨家，让他们为我操持一身衣服。傍晚才进家，晚上就被敌人包围了(有坏人告了密)。敌人上房压了顶，有的闯进屋里。两个伪军抓住我就要打，孙春林也进来了(他是被派去做地下工作的)，他说:“小凯是我的老乡，别打了。”他们把我捆起来，带到李岗据点内。
李岗据点郝翻译官的妻子李文华是我的同乡。靠她的关系结识了老郝，他见我为人老实，就把我留在他身边。我穿上伪军服装，心里不是滋味儿，就托李岗村的刘友给中孟尝武委会主任张春禄捎信儿(张春禄是敌工部与内线的联络人)，问他我带枪跑出去投奔哪里?不久，春禄捎了信儿来，叫我不要逃跑，在敌人内部搞情报，保护抗日干部，作用也不小。我通过张春禄又和区敌工部肖岩同志接上头，不断将敌人出动的时间、方向等情报送出去，还多次为区干部送些子弹。
1943年下半年，敌人调我到蠡县新民会警备班。这里住着鬼子顾问坚达，警备班就是保卫他的。到这里之后，我和张春禄的联系地址就改为城东代庄宋禄家。宋禄以磨白面为掩护，经常给敌伪机关送面，出入自由，和我联系很方便。那时，咱区县干部很缺子弹，我就经常谎报消耗，省出三十粒、二十粒的送出城外。以后胆子更大了，六、七十粒的送。
有一次正想送子弹出去，恰好警备队长刘树同让我送他妻子回家探亲。刘妻是李岗人，她老爹病了。为了拉拢刘树同，我经常抱着他的小孩上街买糖吃。他的小孩老让我抱，后来认了干亲，关系就密切了。这次回李岗，刘树同怕路上被八路军、游击队截住，嘱咐我们顺着公路走，我说:“走近道吧，我道熟，保险没事。”出城时，我把子弹让刘妻带在身上，免得被城门上站岗的搜出来。以前新民会有个叫耿文山的，带了二十七粒子弹出城，被搜出来，立即拉回去枪毙了。从这以后城门上查得更紧了。
我们出了城，经仉村到孟尝，把子弹交给了张春禄，才去李岗。一路上，我做刘妻的工作，说日本大势已去，要多劝刘队长活动些，给自己留条退路，多为老婆孩子着想，咱本乡本士的人，不能不思前想后哇。
从此以后，刘队长知道了我的底细。又是干亲家，说话就没挡头了。他说:“以后缺少子弹找我。”后来，又让我给他在外边接上头，他提出见个面，给个证件，以后万一当了俘虏，可以保住性命。我给张春禄捎去了信。张春禄趁着南关集日在南关兰玉家等着，我和刘树同按约定时间到了。春禄自称是县敌工部的代表。我们三人一起照了个合影，还发给刘树同一张“无名英雄证”，上边盖着冀中区的大印，这是地下工作者的证件。
又有一次，春禄把我叫到代庄，说外面有任务，马上搞一百粒子弹。我当下没别的办法，只好把我的子弹给了他。一堆子弹不好拿，连我的子弹袋也拿了去。我让他赶紧送回子弹袋来，丢了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他始终没送回来。
第二天，开早饭时，我像往常一样把枪放在床铺上去吃早饭，别人的床上都有子弹袋，就我的床上没有。一个小勤务员喊了起来:“谁的子弹没了?”我一怔，下意识地踢了他一脚，嘴里说。“少管闲事!”可是，事情已经嚷出去了。
我赶紧去找刘树同，让他把子赶紧凑上。刘树同正打麻将，我在外屋等着，班长陈桂芳找来，问我子弹怎么丢了，我说不知道。当时，敌人在城内正集训青年团，我说也许是青年团的人拿了。陈班长听了，就背着顾问召集青年团开会，大拍了一顿，不见效果;又来软的，说谁拿了，晚上放回原处，我不追究。过了一夜，也没人放回来。
我说:“别着急了，我让刘队长补上算了。”陈班长急了说:“我的祖宗!你不知道，上次顾问趁屋里没人拿了几十粒子弹，人们也没报告。后来他来查问谁丢了子弹，谁也不承认，结果把那丢子弹的人拉出去砍了头。你说实话，到底丢在哪里?你只要保证不是顾问拿了，我就不追了。”
看他着急的样子，我很想告诉他不是顾问拿了。可这不等于不打自招吗?我坚持说:“真不知道谁拿了。”老陈又叫我们几个开会，说只要谁知道这子弹不是顾问拿了，晚上在三楼窗台上立上个砖，就什么也不问了。我想去立上个礴，又怕他在暗地里盯着，露了马脚。陈班长没了办法，他知道我和丁孟斌关系密切(丁和敌工部肖岩同志是老乡，也有联系)，就央求老丁摸我的底。
老丁把我叫到镶牙馆，对我说:“咱弟兄交个心，这事该说清楚了。只要不是顾问拿了，咱大伙把子弹凑上，万一……”我说:“我送人了。孙春林不想干了，怕回家八路军不饶他,叫我给他弄点子弹作见面礼。既是朋友，不能看着困难不管。”
陈班长知道了这个情况，对我说:“咱弟兄俩也算交了心，子弹咱们给你凑齐。不过，我估计你不是送了人。”
我说:“你怀疑我与八路军有联系?”他说:“我看你像个搞敌工的。你一趟趟地回家，家里什么人也没有，这事不说自明。看这形势，日本也呆不长了，咱们都得找条退路。”
我说:“我确实是给了人，为朋友的事，两肋插刀，豁上命我也干。”他又说:“你别打烟幕弹了。我今天就冲 着你 烧香、磕头，非拜下真佛来不可。你要给我接上头，我家里藏着一把撸子，给你交出去。”
看他动了真心，我就趁热打铁说:“你要真愿和外面接上头，我把他们叫来和你见面。”他高兴极了。我有个大爹，常来城内卖火烧，送信很方便。春禄来了，又在南关兰玉家代表县敌工部与陈见了面。陈桂芳也被发展为地下工作人员。陈把半张相片交给春禄说:.你到南宗我家里，把这半张相片和家里那半张一对，家里就会把那撸子交给你。”
有一天，张春禄通知我:外面发动了对敌攻势，敌工部要连续搞到三天的口令。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敌人的口令，不到掌灯时间不许开封，到了掌灯时，城门就关了，怎么出城呢?说来也巧，第一天，我拿到了口令，正赶上孟尝的民伕在这里修城墙，任务大，下班晚。我把口令秘密交给了带工的负责人张锅台，叫他立刻到代庄交给春禄。
第二天傍晚，我在街上碰到发口令的人。我说:“把警备班的口令给我吧!”我拿了口令，回去让大家看了说:.大伙看着，当面撕毁。”其实我只把盖戳的那半块撕碎了，有口令的那部分仍保留着。时间还来得及，我就亲自把口令送出城去。
第三天，我们约定:天黑后，春禄藏在城东面的麦地里，我在城墙上巡逻时，抽烟为号。他就凑到墙下来，我把口令绑在小砖头上扔下去。这次攻势中我们利用口令摸了敌人八个岗哨。
新民会有个王会计，为人刁诈，是敌人的忠实“看家狗”。他在三楼办公，代庄宋禄送了面来，在会计结了帐下来到我屋里，他总是在三楼监视，下来还问这问那。我恨透了他。他有个保险柜，我十八团攻进蠡县城时，把这个保险柜弄到了南关，可是怎么也撬不开，又扔在南关。敌人又把它弄回来，可是盖子撬了个大缝，盖不严了。勤务员王汉义发现柜里除了票子之外，还有把盒子，告诉了我。
区敌工部知道这事后，肖岩同志非让我把这盒子弄到手不可。我和王汉义夜里上了三楼，我用铁棍撬着，王汉义用手往里摸，费了好大劲，把钞票也弄散了，勉强把盒子拽了出来。原以为他们都有家眷，晚上没人值班，谁也不会知道。不料，下楼时被一个叫合义的看见了。我们很害怕，把盒子藏在刘树同屋里被子底下。一想也不保险，就去找丁喜斌商量办法。丁喜斌想了想说:“既然有人看见了，藏在哪里都不行,除非你们今夜逃走,不然很危险。不如把盒子放回去。”我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又偷偷放了回去。
第二天，王会计发现钱都乱了，枪还在，认定是有人偷了钱,就向翻译官报了告。翻译官把有关人员叫齐,让仔细追查，气氛很紧张。队长刘树同建议:先把账和款算算，看究竟丢了多少,查找也心中有个数。他们采纳了这个意见，就开始查点。第一次数着差一百元，第二次再算差五十元。等第三次算清，一点不差，他们都放了心。
我们可不干了，反守为攻，串通警备班的弟兄们把大枪抱到翻译官那里一摔，说:“弟兄们都不干了。”翻译官一怔，问:“为什么?我们说:“会计成心给我们栽赃，钱不少，硬说失盗。晚上他回家睡老婆，让我们警备班守夜，还给我们扣帽子。手枪是顾问给的，我们留着自卫，谁跟我们过不去，就跟他拼命。”
翻译官怕把事情闹大，为了稳住我们，把会计调走了。我们没有闯下祸，倒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后来，我出来到二区张家庄领任务，见到县敌工部长刘特时，区敌工部肖岩同志也在。我说了这次摸枪的经过，大家都笑了。刘特同志还批评了肖岩同志考虑问题太简单，让他们搞枪、搞子弹多危险，一暴露就出大问题。安插在鬼子顾问身边一个人有多么不容易!在敌人心脏里发展地下组织，比枪和子弹重要得多。我听了，心里暗暗佩服。
就是由于这次出去接受任务，待了三天，鬼子顾问山奇(坚达调走，换了山奇)对我产生了怀疑。山奇两眼射着凶光，对我开始了一番审问:“你的，什么的干?”我说:“看病人去了。”“什么人的病?”“我的姨妈。”“见八路的干活?”“我要见了八路，死了死了的。”我那时年岁不大，思想简单，沉着对付，一点不慌。虽然没露破绽，但山奇还是要杀我。幸亏郝翻译官坚决担保，说我是他从李岗带来的唯一的人，绝对不通八路，要杀也得连他杀掉。这样，鬼子不再追究此事，但对我很不信任了，无论有什么事，都不要我参加。
敌工部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让张春禄来通知我，晚上接我出城。我想，鬼子虽然怀疑我，但还未下我的枪，我可以随便出城，不需晚上来接。不过，我想起了刘特同志的话，一人带枪出去没有多大价值，这里的地下组织怎么办?先留下看看再说。
不久，山奇又调走了。敌人兵力不足，让伪合作社的顾问贾滕兼全城的顾问。贾滕不知此事，我又平安无事留下来，又发展了郝翻译官的妻子李文华。郝翻译知道了这事，对我说:“宁凯，要不是我，你有几个脑袋也早掉了。你干什么，我不反对，但是别连累我。”
郝翻译官曾被调到博野一段时间，现在又调回蠡县当新民会的部长。新民会警备班班长陈桂芳原来与郝有矛盾,这次郝成了陈的上司。陈桂芳心里害怕，想带枪逃跑。我说:咱不能光一个人走，咱们弟兄同生共死，你走我也走，还要带上你侄子陈国治。老丁听我的,老曹、老鲁听你的指挥。拉出去了听我的，在里边你是班长，行动归你指挥。”这样商量好，又和春禄取得了联系。
旧历腊月二十四，春禄派了一辆大车到南关，先把家眷接出去。为了不暴露目标，谁的东西、行李都不许带。腊月二十五日，趁刘树同在南城门站岗时，我们六个人全副武装，大摇大摆地出了城。刘队长还打招呼:“到哪里去呀?”我们说:“去代庄催柴火。”
到了中孟尝，由春禄领我们见了区委崔文杰、区长李特、区敌工部肖岩。这天正是中孟尝年终大集，就着大集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群情奋激。又领我们到野陈佐，见了县委杨崴、王福禄等。我们休息了几天，就参加了县大队。
不久，蠡县解放，敌人逃到保定。我们的反攻部队挺进到平津保三角地区，迫使日寇交械投降。在战斗中我负了伤，出院后回了家。
我们一同出来的六个人有;丁喜斌、曹景昭、陈国治、鲁廷海、王保海和我。(陈桂芳去了北关，来的晚些)带出的武器有:六棵三八大盖，三架盒子，一把托盒，两把撸子，外加部分子弹和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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