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五、刘增福被关押的始末
一九四八年九月，西安电监科侦测组(组长张炳杰)的值机报务员李学文，发现市区一个未经登记的“可疑”呼号,根据其经验与通报时间、手法、密电组织等判断，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代理科长宿绍林，以电监科的科址甜水井大有巷为基点，在市区另架测向机流动交测，缩小侦听范围，肯定该可疑台设在西木头市附近。
我于同年十月中旬，从南京去西安接长该科后，宿绍林向我介绍了该台发现和先后侦测经过，我为了慎重，又商同西安电厂，采取对该地区临时停电和继续缩小侦测等措施，最后判定该可疑台设在西木头市四十二号。
经过反复重点守听交测，参与该台侦收和测向人员一致认为是属于共产党地下电台无疑，都想争“表现”立“大功”，搞一番惊人的“事业”，敦促我进行搜捕。我以新官上任的心情，自然更不例外，我向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刘庆曾)、省会警察局(局长肖炤文)研究搜捕办法，决定采取对该地区实施戒严，突击检查户口，进行捉捕。
一九四八年十月底的某日凌晨一时左右，以电监科为主，协同绥二处、警察局，直奔西木头市四十二号，破门而入，警醒梦中的刘增福和两个学徒，翻箱倒柜，四处搜查，没有发现收发报机一类的电讯器材，只是在其抽屉内有磁夹板、灯头等电灯用品，另外安装有矿石收音机及天线一付。
我们认为在侦测过程中，可能被察觉而临时转移了的，决定把该店(店名春和德、操油漆业)老板刘增福带走，关押在太阳庙门监狱(当时称为看守所，所长丁敏之)，砸上脚镣，进行连续审讯，没有任何“口供”。
以后我同宿绍林、张炳杰、卢望植(卢是电监组长，中共地下党员，一九四九年十月，从西安到绵阳与我秘密联系人，于一九八〇年离休，现定居原籍陕西郃阳东王公社，下阳大队)等人，共同商讨处理办法，大家感觉刘增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忠厚老实人，大字不识一个，共产党也不会利用这样的人来作掩护，共同的意见把他放了。那么手续上又咋个放法，才能合情合理，以便向上面交差?最后决定，暗示西木头市的街坊邻居，叫他们出面说情，都认为刘增福是好人，联名具结;这样无辜逮捕，被镣押半个多月，得以保释出狱。
六、国民党在进犯陕北之战中的电信侦测布置
一九四七年春，胡宗南发动陕北战役期间，:为了配合其军事行动，征得国民党国防部的同意，在西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有利地带建立测向电台。
记得在同年四月初，国防部二厅副厅长魏大铭从南京急电给我，要我在某月某日必须赶到徐州与他会晤。我按时到达，同他见面后，他说:我没有去过西安，情况很生疏，我与你同去，一则有伴，再则如何在陕北建台问题，事先研究一下我才心中有数。
果然不出魏大铭预料，他一到西安，就由绥署把他安排住宿在“西京招待所”，派来一部小车，供他使用，由胡宗南参谋长盛文(别名国辉，现住台北基隆路二段一三二号)代表胡设宴接风，我也同时被邀参加。互商结果:以西安为据点，分别在灵宝、宜川及建立随军(二十九军)台各一座,控制晋南及晋西南地区解放军动态。并在延安建立分队，以后因形势的发展又增设清涧台，共同交侦，遥相呼应。
西安测向台，决定架设大型DAB机，台址选择在西门外的西北大学左前方约一华里的边家村。当时国民党无线电工程人员，都还不懂该机的安装技术，重金聘请德国工程师巴达年(BASTANER，住南京贡院路公园里十五号)负责安装，由西安东大街合众营造厂承包修建，仅此项架设费用，就花去法币一亿四千八百万元。其余各台一律使用F1NGH机，随军台使用DAG机。
任命刘维仰为西安台台长，杨潜为延安分队长，肖麟为宜川台台长，魏以异为灵宝台台长，姚荡远为清间台台长，楼坚城为随军二十九军(刘戡)军台台长。西安另设通讯台,台长是袁珩。
(除确知杨潜、袁珩已去台湾外，其余各台长，情况如下:刘维仰在淮海战役中被俘。姚荡远陕北战役被俘，解放后在北京中央公安部七局工作。魏以升在陕西泾阳县农技站工作。肖麟病故。楼坚城情况不明。)
侦收测向，配合西安绥署情报处(第二处)在胡宗南进攻陕北期间，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当时对正面的第一野战军三百五十八、三百五十九旅，发现其呼号后，一直紧跟控制，未曾中断，对其布置动向，均能及时掌握。从清间战役中测向台人机被俘后，解放军电台才进一步加强了隐蔽保密性。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被调去南京前，胡宗南设宴送旧迎新，请我与李纶生(接替我的人)吃饭，还不断地赞誉我们在电讯侦测上对他的帮助。
陕北战役结束后，在西安的该项侦测设施，一直继续“工作”至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前，才撤迁至四川转台湾去了。
七、军统特务在汉中地区布置“巴山游击队”与潜伏电台始末
国民党在大陆崩溃前夕，在各重要城镇布置潜伏特务，企图进行颠覆破坏，汉中地区的潜伏计划，也被军统提到议事日程，开始行动了。
西安解放前，胡宗南就开始在汉中屯兵布署，派遣他的参谋长盛文为先行官，成立“前进指挥所”。军统为了配合其行为，毛人凤指振其大特务王叔刚，从厦门飞来汉中(王原任南京卫戎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南京解放前，直接参与杀害革命人士，血债累累，已镇压。)以汉中警察局(局长李倬才已镇压)的武装为基础，搜罗在该地区的特务(抗战期间，军统在汉中办过九期训练班，班址设在铺镇陈家营。对外名称是“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被骗参加受训的有数百人。如西乡的赵兴维，张易哲，袁焕然，张成美等都先后参加受过训。这些人大多流散于该地区，军统企图利用作为游击力量。)，以及党政头，如国民党南郑县党部书记长王中一，南郑县长陈士杰，南郑县的省参议员兼联中校长白X等作为领导骨干，在汉中崇仁医院，设立临时筹建机构，组织“巴山游击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革命形势节节逼近陕南，汉中地区国民党政府的大小机关，积极作南逃的打算。特务头子王鸿骏(原军统陕西站站长，已逃台湾)，为了配合其游击计划，准备布置潜伏电台，由该站人事科科长任鸿猷(原与我在军统湖南训练班同期同学，现任宝鸡市政协委员，)找我替他们物色一个忠实可靠、技术优良的报务员担任潜伏任务，而且最好是本地人，便于隐蔽掩护。
我告诉他:“我已向民航队订妥去成都的机票，下次班机就走，时间不允许，你们另外想办法。”任以哀求的口吻说:“王主任要来亲自商量，他今天身体不舒适，所以叫我来的，这事无论如何要你协助完成，”我同意了，我说明天给你回信。
任鸿猷见我有口话，回去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左右，迫不及待地跑来对我说:“王主任希望你暂缓去成都，把这事决定后再走”。我于当天写了一封信，打发我的传令(通讯)班长孙秉乾，持函去城固，召请原军令部通讯所、电信监察科报务员郑永昌来汉中，对他说明工作性质任务，并介绍他去与任、王两人会晤，研究决定。他去后返回谈称:事关重大，回去与老人和妻子商量后再作定夺。
郑永昌再次从城固来汉中，表示接受潜伏任务，又去与任、王两人会商决定:电台台址暂定在汉中东关义生祥盐店内，使用两瓦半收发报机，先发银币七百元作建台经费，可先架台与台北试通。外勤人员，由郑永昌就地进行物色，以一至二人为限。至于郑用什么职业身份作掩护，他根据情况、环境自行处理。
我临行前，郑永昌对我要求道:电台联系，主要靠时间准确，希望把我的手表给他留下。因成都比汉中容易购买，我同意了他的要求。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去成都，大约在十月底郑给我来信说，汉中环境较以往复杂，已把电台迁往他家(城固中山街十二号)，并带来银币一百元，作为购买手表之用。并称:与台北距离远，机器性能差，没有取得联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我在成都率部起义。成都解放，军管会成立，我向组织上交待了汉中组织的游击队与潜伏台的详细经过。
郑永昌在城固也受其友人的规劝，不要继续逃跑或隐蔽，向城固公安局坦白投案，交出了电台机件，从此汉中地区的潜伏组织，宣告结束。(郑泳昌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通过学习改造，先后充任南郑莲花中学教师及南郑县文教局教研室干部多年，现退休定居南郑县。)
八、军统特务在陕西活动梗概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推动下，芦沟桥事变后，很快就把中国的半壁河山拱手转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己退居离战场数千里之外的四川，一心一意地搞策划“剿共”，镇压人民的工作。
在当时的军统，是他的唯一帮凶;而电讯侦译，又是军统的重要组成部份。从一九四〇年起，先在江西上饶，成立电讯第一工作队，(队长杨仕伦，四川南充人)以侦收研译新四军所属电台的往来密码电报;继而在陕西境内，成立第二工作队、测向台、通讯支所、电信监察科等反动组织，以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对其军事、政治、财贸及地下组织的通信，为侦译对象。兹将历年来军统在陕西境内的布置活动，组织沿革变迁等，就个人所知，分别回忆报导于后。
甲、第二电讯工作队:其名称叫“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二工作队”，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改称“国防部第四支台”，它以公开的名义对外，是为了在当地便于补给粮食服装及有关事务性的联络活动;其人事业务是受军统局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侦收研译中共秘密电报的一个绝密机构。
该工作队队址，最初设于西安市区北马道巷公字一号，以后改迁至大湘字庙街一号。成立于一九四二年，首任队长王怀仁(浙江孝丰人，胡宗南的小同乡)，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九月，队长张成信，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四月，队长李纶生，一九四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队长杨谦(潜)。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前，该台一部分人机由副队长廖汝楫率领西迁至兰州，一部份由杨谦率领南迁至汉中;但去兰州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队址及隶属问题，仍折回汉中，合并迁往成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杨谦率领全台人员电机，飞往台湾;杨的爱人于家媛及小孩，因飞机吨位限制，滞留大陆，返回原籍天津定居。
杨谦去台前，将已经运往机扬的部份电机及少数人员暂留成都等候另机飞台，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授意准备去台的杨焜(该台事务员)、袁辉(器材保管)指示他们不要去台湾，把运往机场的电机，迅速运回市区存放在电信局，让他们今后随我一起行动。
杨、袁两人接受了我的意见，因他们原是我的属下，又有乡谊之情，所以能随我参加起义。(按杨焜现任南郑公路监理所(站)副工程师。袁辉现在新疆乌鲁木齐九家湾木材三分厂病休。)
军统局本部，在重庆设有专门侦译国际国内电信密码的庞大机构。当时中共(简称C、P)在陕北地区，大多使用手摇发电机，讯号微弱，距地遥远，重庆方面，曾试行架设定向天线，仍感有收听困难，才决定派遣工作队于西安，从事截收陕北方面往来电机;将抄获的密码，当天原件航寄重庆研究室，从事研究破译，工作队本身只配备少数研究人员,仅能识别判断密码的难易而已,当时以延安为基点，所发出军事政治甚至陕甘宁边区的财贸电报，均在控制掌握之列。
远在四十年代初，重庆新华日报社拍往延安的报导，已能全部截抄收听。当时是使用的加减不进位的成语词汇作密钥加码，曾经使用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密的乌云，布 满天空”、“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敌机狂炸曾家岩”等加码，都可以及时研译出来。因此在重庆方面已有坚强的技术基础，所以西安的工作队只是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作到供给原材料的目的。
乙、测向台:利用测向所得的情报，既迅速、又准确，陕北战役中途，胡宗南曾叫他的机要主任王微打电话把我叫到小雁塔去，问我:“你们是否从电台上发现一百二十师(贺龙元帅部)从山西过黄河的迹象”?我说:还没有听到值机报务员的汇报。他说:“要加强注意，如果有新情况，盼立刻告诉我。”从而可见从测向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了。
原中原军区从湖北宣化店突围出击，该军区通讯科长文彬(湖南大庸人，长征干部,以后更名为甄新)、译电员黄萍(女，文的爱人，以后更名为罗玲)在豫陕边境战斗中，因掉队被俘。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铭得知这一情况后，从南京赶来西安，向胡宗南提解文彬夫妇；
魏又要我陪同他去所谓“青年训导总队”，了解被俘人员中，有无从事电讯工作的，结果发现中原军区报务人员姚仕录(以后更名为王文海)、译电员胡英(女，姚的爱人)及报务员李宾玉、余忠贤(一九五一年病死在北京)。以上文彬等六人，一并交由四支台管押利用。
魏大铭的企图目的，是想利用这些电讯工作人员，熟悉中原军区的通讯情况，搜听其通讯纲，开辟新线索，但一直没有任何发现。
丙、通讯支所:该所原受军委技术室领导，一九四三年左右,派赴绥远陕坝，收听华北中共电台及监听阎锡山、傅作义、邓宝珊等非嫡系部队通讯。
陕坝西安，采取双方联系合作，遥相呼应。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后，魏大铭将该所从陕坝调往西安，撤销原建制，并属四支台，原所长余藩，贬调为四支台的报务主任。
魏大铭采取这样的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清除异己，报复一九四二年被驱逐的耻辱遭遇;再方面自从戴笠坠机殒命后，树倒猢狲散，暗想另找主子作靠山，见到胡宗南既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同军统有深厚姻缘关系的人，将来的前途，大有可为。乘此机会，吞并通讯支所，扩充壮大在西安的侦测实力，配合胡宗南的军事进攻。
在此期间，魏大铭不辞辛劳，两度到西安与胡的参谋长盛文，机要室主任王微，积极策划布置，扩大侦测网，以期在胡宗南面前争宠邀功。
丁、电信监察科:电信监察是专门从事侦破中共地下电台组织的一个特务机构。西安绥署电监科，成立于一九四三年，首任科长王钟嶽，原配属洛阳警备司令部，日寇侵入河南后，迁至西安。
一九四四年科长戴梁。
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八年七月科长丁祥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前改配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其后又改配绥靖公署)。
一九四八年八月至十月，代理科长宿绍林。
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科长张成信。该科住西安市甜水井大有巷十一号。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反动的绥署秘书长赵龙文，为了怕人民群众知道局势变化的真实消息，指示授意情报处长刘庆曾，研究设法，如何防止封锁市民收听中共广播。刘庆曾找我征询意见,商量对策,共同研究结果，利用陕西广播电台架设强力电机，针对其使用的频率波长，发射干扰。该广播台台长韩镇华，亦承允协助进行，经过半个多月的试验，毫无效果。
陕北战局的急转直下，西安绥署和我们都忙于作南逃的打算，自行结束了这一罪恶行径。
一九四九年五月西安解放前，电监科已分期分批撤迁至汉中。同年十月，又继续转迁至四川绵阳，从此永别了陕西。
上述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要经过它的特务训练，一九四五年前，主要靠重庆、兰州等训练班抽调，其后为了适应大量发展的需要，在西安开办了一所“电信技术人员训练班”，班址设在二府街，由秦世贤负责、为军统在陕西及西北地区所属公开的、秘密的通讯单位，培训了大量的报务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