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紫苏 来源：《两弹一星精神》

1955年9月17日，是钱学森和蒋英结婚8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钱学森一家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由好友马勃陪同前往洛杉矶码头，准备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回国。

动身回国

临上船之前，钱学森发出铿锵誓言：除非美国道歉，否则余生不入美国。此后的几十年，他践行着自己的誓言，再未踏上美国的国土一步，这已是后话。

而那一天，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是：《火箭科学家今日返回中国》。

经过21天的航行，一家人终于在10月8日顺利到达香港。

当钱学森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一手提着包，走上了罗湖桥头，看到海关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的那一刻，禁不住热泪盈眶。

钱学森一家抵达罗湖

没人知道，这条漫长的回国路，他们整整走了五年。

无数的羁绊，也终于在踏上了祖国领土的这一刹那一扫而空。

自由出入五角大楼的卓越科学家

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的前15年，钱学森备受尊重，其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自1934年被录取为庚子赔款留学生，经过一年实习，1935年8月20日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攻读硕士学位，他在数理理论方面表现出的卓越天赋，令无数人瞩目。

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1936年10月钱学森转战加州理工学院，拜在当时世界航天工程学专家冯·卡门先生的门下。

冯.卡门

1939年6月钱学森完成《高速气动力学问题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音速流》阐明了压力修正公式，后被学界称为“卡门—钱近似”公式，改公式能够准确地推算出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可压缩性对飞机升力的影响是多大，后被国际航空界广泛应用了二十年。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钱学森加入了由冯.卡门助手史密斯以及马林纳、帕森、福尔曼4位火“箭迷”在学校组成的“火箭俱乐部”。由于试验的危险性极大，被大家戏称为“自杀俱乐部”。1939年3月的一次试验时，火箭爆炸了，惊动了全校，校方为了安全，试验基地搬迁至离学校几公里外的荒凉的阿洛约.赛科山谷。

“自杀俱乐部”的火箭点火试验

后来在导师冯·卡门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正规的实验室，冯·卡门担任实验室主任，钱学森任火箭研究理论组组长。从加入“自杀俱乐部”起，钱学森的研究重心从航空开始转向火箭。

这个“民间组织”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研究火箭的组织，包括钱学森在内的5人被称为美国研制火箭的“元老”。该实验室就是美国宇航局现在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美国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JPL是它的创始机构之一。

1944年12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成立科学咨询团，冯.卡门任团长。经冯.卡门，当月钱学森辞去加州理工学院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加入咨询团，并被授予最高权限：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可以参与任何秘密的军事项目的研究。

1944年12月，冯卡门主持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左二为钱学森。

1947年2月，年仅36岁的钱学森还被授予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而且成为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享受着优厚的科研条件，是美国科学界最明亮的新星之一。

尽管荣誉加身，但对于未来，钱学森渴望用自己的学识去推动自己祖国的科技发展，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建立，更坚定了回国的决心。

时局乍变 风雨欲来

1950年上半年，正当钱学森公开申请回国探亲时，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他当即表示：我们不应该让他去中国，并给美国移民局打电话表示：说什么也不能放钱学森回到红色中国。而且有人表示阻止他回国的办法是指控他为共产党人。

此时正值“麦卡锡主义”当道。由于钱学森的朋友马林纳、威因鲍姆等都是美国共产党员，因此，调查人员“怀疑”钱学森也拥有美共产党身份，并对他展开了调查。

1950年6月6日，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宣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尽管钱学森坚决否认自己是美国共产党员，他们仍不以为然。而且，就在当天加州理工学院就接到了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吊销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这对钱学森的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意味着他再也无法做他已经从事多年、驾轻就熟、成绩斐然的工作了。

这次事件也促使他下定决心回中国。

为了回国，钱学森先后辞去在美国的一切职务，脱离美国军方身份，并于6月19日联邦调查局人员再度光临的时候，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交给了他们。声明中写到：“当年我成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在了，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我的头上，因此，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随后，他开始收拾家当，向恩师、老友告别，准备回国。

1950年8月23日，钱学森只身前往华盛顿，向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正式辞行。

金布尔与钱学森曾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早年间他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火箭与推进剂制造公司，钱学森担任该公司的技术顾问，两人合作非常愉快。

此时，丹.金贝尔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对钱学森说：你不能走，你太有价值了！钱学森在尴尬的、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谈话。钱学森离开后，他立刻致电美国司法部，电话中他说了一句“名言”：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

而此时尚在路上的钱学森并不知道风雨欲来，未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无端入狱 遭受重重刁难

当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的时候，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的稽查人员向他出示了不准回国的指令。

此前他已雇用了一家搬家公司，把钢琴、生活用品、书籍，甚至还有一个洗碗机全部打包，准备用船送回中国。这时，他的行李在海关也遭到了检查和扣押，原因是运走的文件上标有“机密”或“绝密”的字样。

1950年8月28日美国海关和联邦调查局查扣钱学森的行李

根据当时美国的法律，涉及技术问题的文件不可以在没有告知海关的情况下携带出境，因此，海关官员申请了对钱学森的8箱文件加以扣留的民事搜查许可证，认为他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后来的调查显示，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私人书籍、笔记。

从1950年9月开始，钱学森还被下了禁足令，禁止离开洛杉矶市的边界。9月7日，美国移民局更是毫无预警，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的罪名将钱学森从家中逮捕，并将其带到坐落于南太平洋荒凉岛屿上的特米诺岛监狱。

特米诺岛

在这里，狱警24小时轮班制监视看守他，并用上了这所监狱中最严酷的刑罚——精神折磨。白天有人对钱学森进行轮番轰炸式审问，夜晚则交由狱警每隔15分钟用强烈的灯光直射钱学森的双目，使他无法安睡。

在钱学森入狱的第14天时，妻子蒋英终于得到探视权，却没想到，看到的竟然是形容枯槁，被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丈夫。

蒋英心痛不已，坚定地对丈夫说：“你放心，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会意地点点头。

经过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钱学森获准被保释。但保释金是一万五千美元，多亏朋友们的自发募捐，才凑够此数。实际上这笔费用本身就是对钱学森的有意刁难，因为在当时保释一个真正的犯人也不过需要两千块美金而已。

9月20日，钱学森被监禁的第十五天后，他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在这半个月的虐待中他整整瘦了15公斤，并一度失声。所幸经过休养，钱学森的失声得到康复。

钱学森出狱后，美国当局并没有那么轻易地放过他，移民局对他做出强制规定：不许离开洛杉矶，每月必须到移民局报道一次，并且要无条件地接受移民局的问话。

1950年11月钱学森在洛杉矶移民局的听证会上

与此同时，美国当局却用许多奇奇怪怪的理由，召开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让钱学森参加，美其名曰：让钱学森参加公共活动。

从此，夫妻俩的行动都受到了政府特工的严密监控，家里的电话每天都要响上十几回，私人寓所也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庭，时不时有人闯进来对钱学森一家人进行恐吓与盘问。

被扣押软禁、住所被监视、电话被监听……这样令人窒息的生活居然持续了五年之久。

相濡以沫，同舟共济

也幸好有蒋英的陪伴，钱学森才没有被击垮。

当钱学森入狱后，蒋英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那时他们的小女儿才刚刚出生2个多月。

出于对钱学森安全的考虑，钱学森出狱后，蒋英没有再请保姆，而是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专心留在家中做起了全职保姆和钱学森的私人秘书。

蒋英把家庭经营得更加温馨，为了方便随时能够动身回国，家里始终有三个轻便的箱子，用来盛放他们一家人的行李。钱学森也曾建议她带着孩子先行回国，但她拒绝了：“不，我们到哪里都要在一起。”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钱学森在美国被软禁的五年中，蒋英还经常充当钱学森的哨兵，当钱学森待在家里埋头科研时，蒋英就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走动，时不时看看窗外和门外有没有可疑的人。

可身边的眼线还是太多，他们二十四个小时不停歇地监控钱学森一家人的生活，每天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总共交谈了多久……

同时，美国移民局还规定，钱学森一家只能在住宅附近30米以内的范围活动，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曾回忆那段日子：“我和妹妹在家里憋久了，就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远处玩。结果，爸爸带着我们，坐着车，在附近转了一圈很快就回来了。”

因为还处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钱学森为了避免麻烦，也担心连累朋友，索性谁也不见，门也不出，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漫漫无期的软禁岁月，钱学森并没有沉沦虚度。

由于之前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于是他选择了需要数学手段的理论研究问题。蒋英在家中的卫生间为钱学森布置了隐秘的工作间，在这里，他自己推导公式，在理论上证明。

在没有资料，没有助手的情况下，1954年，钱学森独立完成了一部科学巨著《工程控制论》的英文版，这绝对是科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也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在这部巨著的开篇，钱学森赫然写下了“献给英”三个字。蒋英笑着说：“这是给我的报酬。”

在那段孤独且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偶尔孩子们睡着后，蒋英会弹吉他给钱学森听，也邀请钱学森用竹笛与她合奏。夫妻俩相濡以沫、锦瑟合鸣，再苦的日子也会变成甜。

守得云开见日明

尽管美国当局为了阻止钱学森回国用尽了一系列雷霆手段，但是他们还是远远低估了钱学森的决心。

1955年5月，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是钱学森父亲的老师，也是好友，钱学森小时候见到叔老都会恭恭敬敬地鞠躬，口中叫着“太老师”。若是此次能够得到陈叔通的鼎力相助，那么归国之期便指日可待。

钱学森急忙提笔写信。在信中写道：“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求祖国帮助早日回国。”

为了印证自己所言不虚，钱学森还在信封中附夹一张《纽约时报》的小剪报，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这篇报道的具体内容便是与阻止钱学森返回中国有关。

信写完了，又该如何寄出去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眼线的监视，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一封求助信寄出去又谈何容易。

为了防止书信落到美国政府手里，他们不敢直接把信寄回国。于是蒋英提议寄到比利时的妹妹蒋华那里，请她转寄给陈叔通。

由于担心会被认出笔迹，蒋英用左手写，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蒋华的地址，以使联邦调查局特工认不出蒋英的笔迹。

而投递的邮箱也几经考察，确定在离家不远处的商场中，那里有家咖啡馆内设有邮筒。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向陈叔通发出的回国求救信

1955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钱学森和蒋英打扮成出去喝下午茶的样子，慢慢地走近那间咖啡馆。

途中，钱学森突然转身停下，后面尾随的人一愣也跟着停下，这时蒋英大声对钱学森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趟洗手间。”说完她迅速走进咖啡馆，将藏在衣服里的信投进了邮筒。

很快，这封求救信完好无损地被寄到比利时。

蒋华立即将信邮寄给了身处上海的父亲，再由父亲将信寄给陈叔通。辗转了大半个地球后，这封信终于送达北京。陈叔通收到信后，觉得意义重大，没有片刻耽搁，当即通过相关渠道转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

8月，恰逢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召开，这场会谈实质上是一场外交谈判，美国希望释放所有在中国受到监禁的美国军人和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人员回国。

此时，中方正苦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回国，钱学森的求援信无疑是最有力的证据，周恩来总理作出了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最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钱学森回国，美国移民局于8月4日通知钱学森可以自由离开。

1955年8月，美国当局最终开出了同意钱学森离境的公函。

日内瓦中美会谈之后，美国也取消了中国学者离境的禁令。

钱学森的一封信不仅赢得了回国的自由，而且赢得了新中国对美外交的一次胜利。对此，周总理由衷感到欣慰：“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冲破险阻 安然回归

终于可以启程回国了！钱学森归心似箭。

在准备离开美国时，钱学森仍然受到了阻挠，近期的飞机票买不到，他只能预定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船长在政府授意下告知钱学森头等舱的座位已经售罄，只剩下三等舱的船票。

孰料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当即购买了三等舱的船票，带着蒋英和两个孩子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而就在启程前，他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沿途切勿下岸。

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照做了。

由于钱学森乘坐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是一艘美国邮轮，船上有美国警察维护治安，如果钱学森在这艘船上发生任何意外，那么，美国政府都难辞其咎。

事后才知原来美方仍不肯放过钱学森，而当局也下达过“宁可杀了钱学森，也不可放他回祖国”的命令。所以他们想让轮船在其他港口靠岸，在钱学森下船时动手。

所以无论船经过夏威夷、横滨还是抵达马尼拉，乘客们都上岸游览，只有钱学森一家始终待在船上。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的这封电报，钱学森才躲过了这一劫。

钱学森启程回国

可当他们安全回到上海，向父亲钱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父亲却说：我没发过。

这封电报究竟是谁发的？成了一个谜。

50年后，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其中就包括这封电报的底稿。

原来，这是周总理担心钱学森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意外，特意让外交部以其父亲的名义叮嘱他留在船上，不要上岸。

至此谜团解开。

中央十分重视这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的安全，为了做好钱学森回归的安全问题，国务院领导在指示外交部的同时，还指示外贸部做好协助工作，并准备了多套方案。

先派人在邮轮靠岸前，提前登船与钱学森取得联系，并陪同钱学森先从大邮轮换乘到华润公司事先准备好的小游艇上，然后抵达九龙码头。10月8日从九龙到深圳的火车票也已提前几天定好。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在九龙火车站搭乘11时25分的火车赴穗。下午1时许到达了罗湖桥火车站。此时大家精神高度集中，蒋英走在前，钱学森走在后。

后来据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回忆，归国之前，钱学森和妻子蒋英也已经商议好，万一途中遭遇不测，为了保护丈夫，蒋英会扑到钱学森身上，用身体挡住子弹，确保丈夫能安全回国效力。

所幸安然无恙，大家在英国警察的监视下通过了罗湖桥，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一踏上祖国的土地，钱学森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民日报》第一版对此也特别进行报道。

1956年1月，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简述《我在美国的遭遇》，此后50多年间，钱学森很少再提及自己艰难回国的那段历史。

从此中国有了钱学森，“两弹一星”计划起码前提了20年！一路走来的艰辛，都随着那朵升腾的蘑菇云而烟消云散。

200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在授予钱学森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时，这样评价钱学森：“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向钱老致敬！向伟大的科学家致敬！

【作者：紫苏 来源：《两弹一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