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第四次反“围剿”前夕，无线电总队下属的无线电分队已发展到14个，遍及各军团、军，整个作战指挥网络初具规模；二局的侦察台扩展到三部，侦收、破译、校译人技术人员保持在10人左右。正如朱德、周恩来在他们共同签署的一份密令中所指出的，“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的通信工具”。

此时国民党不仅知道红军在使用电台，而且也已意识到了自身无线电通信泄密，进而导致其军队“吃了不少亏”的问题。检讨泄密的原因，他们认为是“围剿”中部队失利，红军缴获了密码本，“无线电密码落到土匪（国民党对红军的蔑称）手里，以致我们无论什么密码，他都能译出来。”

之前红军能够缴获的密码本，从简易密码一直到“壮密”、“斗密”、 “展密”等，无一例外，都属于明码本范畴。为了防止红军进一步侦破其内部密电，国民党咬着牙做了一个切断——从此以后，明码本作为底本的例子几乎完全消失，他们聘请专业人士甚至是外国专家，另行自编出密码本，当时称为“特别密本”。蒋介石对此颇有些自鸣得意，他甚至还把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说“后来我就亲自把密码统统重新改编。”

与“普通密本”相比，“特别密本”不仅换了底本，而且花样多变，更换极勤，红军破译的困难和工作量由此都大大增加。根据这一情况，曾希圣果断决定将二局过去侦收兼破译的职能及人员分开，实行专业化，即侦收归侦收，破译归破译。

二局随后单独设立了一科，即破译科，曹祥仁任科长，邹毕兆任副科长。曾希圣指定两人专搞破译，不再兼侦收等任务，以便让他们能够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围绕“特别密本”进行不间断的钻研和破译。与此同时，曾希圣对侦察台的工作也做了调整和分工，要求每部侦察台的侦听对象都要相对固定，必须不分昼夜，死死盯住白军主力部队一至两个师的电台，目的是找出敌来往电报与部队行动的联系，为破译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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