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由陕西商洛山中再次杀出的时候，是以“均田免粮、输银助饷”作为革命纲领的，而这条纲领一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撤回西安前都在执行。

换句话说，李自成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对于普通百姓非常仁慈，他不但免除赋税，还分田地，分粮食以拉拢人心，但军队要吃饭，打仗要花钱，自己的统治机构也要开支的怎么办？那就搜刮明朝官绅、地主老财的家产来弥补。

这种以追赃助饷代替按田亩计征的赋税方式，确实和明朝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给李自成带来了极大的民间声誉，壮大了大顺政权的军事力量。

李自成攻占西安后，把这座十三朝古都又改回原名长安，设置、命名官署都按照唐朝旧制。西安本就是帝王之都，经历朝历代不断修缮，城墙巍峨高耸，坚不可摧，号称固若金汤。李自成本是陕西人，对西安感情自是不一般。为了将西安建成自己的大本营以及后方基地，李自成开始大兴土木，他招徕大批工匠，对西安城进行大规模改造，对城墙进一步加固、完善，还挖深、加宽了护城河壕渠，使西安城墙比之前更牢不可破，远观犹如铜墙铁壁，雄峙关中。比以往更加壮丽。

在没有战事之时，军队就要加紧训练。李自成每3天就要去大校场（演兵场）校射一次。《甲申小记》说彼时的他身穿蓝色布袍，有卫士为他撑把小黄伞，骑着高头大马，身后还有亲兵跟随，张着几面黄龙旗，煞是威风。长安百姓远远望见黄龙旗，就知道是李自成要过来了，都要赶紧避开让道。

李鸿基

由于陕西是李自成的原籍，所以他对麾下将士严格约束，比在别处要严厉得多，他规定：“所过村镇，慰谕父老，戒有所侵暴”。

对于那些富豪缙绅，李自成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进入西安后，李自成有几十万大军要养活，数十万人吃喝拉撒，每日耗费是一笔天文数字，这么多钱从哪来？有人给他出主意，向富人“追赃助饷”。李自成知道这些富绅都不愿归附自己，有人背地里还咒骂自己为“闯贼”，况且自己不愿骚扰早已穷困不堪的乡党百姓，从不向秦川父老征敛，就只得从这些豪门大族身上打主意、刮油水了。

李自成将一些明朝旧臣和门第显赫的富商地主召来，让他们捐献些财物以充军饷供养军队，对那些不愿交或不能如数缴纳者则拘押起来，每日严刑拷打，逼迫其家人如数缴纳。有不少人熬刑不过，被折磨致死。在关中的渭南，乡绅南氏曾被责“饷百六十”。“南企仲，号弦蒲，渭南人。万历庚辰进士，仕至南京吏部尚书。年九十矣。陷贼大骂不屈，不食两日死。其子礼部主事南居业，号冢岭，万历甲辰进士，亦以不屈见杀。”

类似的“追赃助饷”事件不胜枚举，许多高门大姓者因农军逼捐不交而被拷掠致死，关中大地怨声一片。史载，因拒交饷银而被农军拷打致死者太多，李自成下令挖一大坑埋之，填土后用马踏平，家人连尸首都找不到。

李自成用严刑峻法追赃助饷的做法过于严酷，由此在舆论上陷入不利境地，也使许多明朝的官绅对他恨之入骨。

李自成的败不是因为他的生活腐败，他所失的“民心”可不是普通百姓的认可，恰恰相反，李自成的败在于他没有及时完成由农民阶层起义领袖向封建皇权专制化的质变，他失去的不是普通百姓的“民心支持”，而是汉族官绅的“民心所向”。

李鸿基

李自成进占西安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及筹集军饷，马上兵分三路攻掠三秦大地，追剿明军残部，以巩固自己的大后方。

可惜的是，李自成没有及时转变自己的小农意识，或者说他没有及时地完成自己的阶层质变。因为军事上的力量超过明朝，使得他在轻易摧毁明朝各地基层统治的政权机构时，忽视了缙绅势力对获取新兴政权内部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述求。

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缙绅才是当时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的支持与否，对大顺政权管辖区域内的稳定和巩固有着至关性作用！

李鸿基

正是李自成本人及他的谋士们缺乏对社会人心的洞察力和及时调整政治革命口号的战略眼光，仍然以农民阶层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统治辖区内依然采取“追赃助饷银”的政策，从而对官绅、地主们进行打击、压迫，使得已经归降的官绅、地主们对大顺政权失去了归属感。

正如时人所说，李自成是不得“人心”的 ，只不过他不得的是官绅、地主的“人心”，而非百姓。

尽管李自成业已称帝，大肆封爵，也夺取了大明的天下，但在官绅、地主们的眼中，其所作所为在本质上依旧是流寇而已，根本无法和史上历代开创新朝的帝王相比。

大顺政权能够打出“均田免粮”的旗号，也能够将“追赃助饷”的政策贯彻到底，这就意味着他的本质是没有变的，依然坚定地维护着农民阶层的利益没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