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的一个清晨，浓重的硝烟弥漫在中越边境线上。我作为连队的卫生员，刚刚完成对几名伤员的紧急救治。就在准备追赶部队的途中，突然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大地震颤，硝烟四起。

原本有序前进的部队瞬间陷入混乱，后队不知前情，仍在向前挤压，而前队则在越军的密集火力下开始后撤。在这狭窄的山路上，成百上千的战士你推我搡，我被重重地绊倒在地。

眼看着无数军靴从身上践踏而过，我感到呼吸困难，意识逐渐模糊。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起连长交代过的话：＂战场上最危险的就是掉队...＂。作为一名普通的卫生员，我从未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遭遇生死考验。但此时此刻，我的大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我究竟还能不能活着站起来？

1979年2月17日，部队集合号响起。连长王德福站在队伍前，向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张敏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连队的卫生员了。＂

这个任命来得突然。此前的卫生员老李在一次训练中扭伤了脚，无法继续履行职责。而我，因为在新兵连时参加过简单的医疗培训，就这样被推上了这个位置。

第二天一早，我就背着药箱跟随运输连的车队，到师部领取医疗物资。一个装满绷带、止血带、碘伏和各类急救药品的医疗箱，重达15公斤。这个沉甸甸的箱子，从此成了我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伙伴。

＂记住，战场上的＇白金十分钟＇就是伤员的生命线。＂师卫生队的老班长李国强专门给我们这些新任卫生员上了一堂课。他说，在实战中，伤员从受伤到得到及时救治的最佳时间是10分钟，过了这个时间，生还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3月1日，我们接到向387高地进发的命令。行军途中，战士小王的脚被磕破了，我赶紧拿出碘伏和纱布，帮他处理伤口。这是我第一次在战场环境下救治战友。

＂卫生员，你小子有两下子啊！＂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但我知道，这仅仅是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前方。

3月5日凌晨，我们遭遇了越军的第一轮炮击。炮弹在阵地上炸开，战友王明被弹片击中了大腿。我顾不上头顶呼啸的炮弹，抱着医疗箱就冲了过去。

＂咬住牙，忍一下！＂我一边给王明止血，一边安慰他。战场上，卫生员不仅要治疗伤口，更要给伤员以信心和勇气。

那天晚上，我在战壕里写下了第一份伤情报告：重伤2人，轻伤5人。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我必须守护的战友。

3月10日，部队准备对305高地发起进攻。临行前，连长专门叮嘱我：＂你是全连唯一的卫生员，注意安全，别让伤员等不到救治。＂

我知道，在战场上，卫生员就是战友们最后的希望。我们不能冲锋陷阵，但要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我们不能开枪射击，但要用担架和绷带与死神抢人。

那些日子里，我的医疗箱越来越重。不仅装满了各种药品，还装满了战友们的信任和期待。每当听到＂卫生员！＂这声呼喊，我就知道，又一个生命在等待我冒着炮火前去营救。

连队打到老街，一位副连长身负重伤。我背着他穿过枪林弹雨，把他送到后方的医疗点。那天，我的军装被鲜血浸透，但我知道，这就是一名战地卫生员的使命。

1979年3月15日的清晨，从老街通往387高地的山路上，浓雾还未散尽。我背着沉重的医疗箱，跟在部队后面前进。连长严令部队必须保持安静，就连脚步声都要放轻。

突然，前方传来一声枪响，紧接着是连串的机枪扫射声。越军的狙击手隐藏在山坡的灌木丛中，居高临下向我军阵地开火。紧接着，迫击炮弹呼啸着从天而降，在狭窄的山路上炸开。

＂卧倒！＂连长的喊声刚落，炮弹就在离我不到十米的地方爆炸。泥土和弹片四处飞溅，硝烟弥漫。但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

后续部队并不知道前方遭遇伏击，仍在快速向前推进。而前方的部队在遭遇打击后开始后撤。在这条不足三米宽的山路上，两股人流瞬间撞在一起。

＂往前冲！＂＂快撤退！＂喊声此起彼伏。混乱中，我被挤到了路边。右手还紧紧抱着医疗箱，左手却已经扶不住岩壁。一个跑动的战士不小心撞到了我，我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时，更多的部队涌了上来。在慌乱中，无数双军靴从我身上踩过。我试图喊叫，但声音完全被枪炮声淹没。医疗箱被踢到一边，里面的药品洒了一地。

压在身上的重量越来越大，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耳边只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和战靴踩在泥土上的沉闷声响。这种感觉，就像是被活活地压进了泥土里。

就在这时，一发照明弹在空中爆开。惨白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山谷。越军的机枪火力更猛了，子弹像雨点一样扫过来。

＂打起来了！都他妈给老子卧倒！＂一个营长模样的军官大吼一声。混乱的队伍总算停了下来。我这才有机会从地上爬起来，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疼痛。

医疗箱摔得七零八落，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因为前方又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卫生员＂的呼喊声。

我拖着疼痛的身体，捡起能找到的医疗用品，继续向前爬行。在炮火的间隙中，我听到了熟悉的呻吟声 - 是3班的小李。他的左臂被弹片划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正汩汩流出。

这时，另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气浪掀起的石块劈头盖脸地砸来。我本能地扑在小李身上，用身体护住他的伤口。直到炮声渐歇，我才开始给他包扎伤口。

天已经完全亮了。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跟不上连队的步伐。但此刻，更让我担心的是：这样的遭遇战中，还会有多少战友需要救援？而我，还能坚持多久？

就在我因脱离部队而惊慌失措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张卫生员，快过来！＂是姚三顺在喊我。此时的他躺在一处弹坑里，脸部血肉模糊，几颗牙齿已经脱落，说话时血沫不断从嘴角溢出。

＂我们家几个兄弟都是党员，就我还不是。＂姚三顺含糊不清地说着，＂如果我回不去，你一定要告诉连队，我想入党。＂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格外坚定。

顾不上擦拭被他喷在脸上的血迹，我立即开始为他包扎。可是伤口位置太特殊，包住嘴巴时鼻子就会流血，堵住鼻子时嘴巴又会渗血。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

＂轰隆、轰隆＂，声音越来越近。我和姚三顺就在草丛中，如果坦克碾压过来，我们将无处可逃。但此刻，我只想着先把姚三顺救活。

坦克开过来的速度并不快，给了我们宝贵的时间。我迅速完成了包扎，又叫来担架队，将姚三顺送往后方的营救护所。临走前，他还在不停地说：＂我要留下来，我要立功入党！＂

就在这时，团部的电台响了起来：＂7连卫生员在吗？＂是刘副团长的声音。我赶紧回答：＂到！＂

＂调皮鬼，肚子饿了吧？＂刘副团长递给我一包压缩饼干，＂吃点东西，继续干好你的工作。＂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入伍第一天。那时的我是个＂刺头兵＂，经常和班长起冲突。但连长王德福从不批评我，而是耐心开导：＂在部队，我们都是一家人。＂

确实，在战场上，我们就是一家人。8连的战士看到我掉了队，主动带我找回了连队。通信班的老李帮我收拾散落的医疗用品，机枪手小张替我背起沉重的医疗箱。

3月20日，我们攻下了387高地。清理战场时，我在战壕里发现了一面越军的军旗，旁边还有一个装满药品的箱子。我打开一看，里面有青霉素、吗啡等急救药品。

这让我想起了在战俘医院见到的一幕。一个受伤的越军士兵，在我们医护人员的救治下保住了性命。临走前，他用生涩的中文说了声＂谢谢＂。

那一刻，我第一次深刻理解了什么是＂人性光芒＂。在战场上，我们是对手；但在生命面前，我们首先是人。

回到连队后，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姚三顺保住了性命，正在野战医院康复。更让我惊喜的是，他的入党申请已经被批准。＂这是他用生命换来的荣誉。＂连长说。

就这样，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见证了太多感人的瞬间：战友之间的互帮互助，长官对士兵的关怀，敌我双方的人性对待。每一个细节，都在诠释着战争年代里最珍贵的情感。

1979年3月25日，在通往305高地的路上，我遇到了最惊险的一次救援。五班长老王中弹倒地，伤口就在胸膛靠近心脏的位置。当时，越军的机枪火力正封锁着整个山坡，任何冒头的目标都会立即招来一串子弹。

＂卫生员！快来救救班长！＂战士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我趴在一块突出的岩石后，距离老王只有二十米远，但这二十米却布满了越军的火力网。

我脱下了外衣，在地上匍匐前进。每向前爬一米，就能听到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终于爬到老王身边时，我的军装已经被地上的碎石划出了无数口子，手肘和膝盖都在流血。

给老王包扎时，我发现子弹打穿了他的防弹衣。这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处理贯穿伤。按照训练时的要求，我先检查了出血点，用止血带扎紧，又在伤口上撒了止血粉，最后用绷带加压包扎。

但老王的情况越来越危急，脸色开始发青。这时，通信班的小张冒着枪林弹雨爬了过来，二话不说就和我一起抬起老王，向后方的医疗点转移。

就在这时，越军的炮火突然间密集起来。我们只能把老王放在一个弹坑里，自己则紧贴着地面，等待炮击结束。那是漫长的十分钟，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终于，我们把老王送到了医疗点。军医说，如果晚来十分钟，老王就危险了。这让我想起了李国强班长说的＂白金十分钟＂。

3月28日，在攻打老街的战斗中，我又一次遇到了生死考验。副连长带领突击组冲锋时被地雷炸伤，右腿血流如注。可是，从他倒下的位置到最近的掩体，中间有一片完全暴露的开阔地。

＂你留在这里，我自己爬回去！＂副连长对我说。但我知道，以他的伤势，根本爬不了多远。

我二话不说，把副连长背在背上，弯着腰开始冲刺。越军的子弹就在耳边飞过，打在地上溅起一蓬蓬尘土。那一刻，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和副连长的呼吸声。

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背着的医疗箱，发出＂砰＂的一声响。那个装满药品的铁盒子，竟然替我们挡住了致命的一击。

把副连长送到安全地带后，我发现医疗箱已经被打得像筛子一样。但更让我吃惊的是，箱子里的绷带和药品，竟然大部分都完好无损。

4月1日，在一次战斗间隙，我清点医疗箱里的物资。短短一个多月，我用掉了128卷绷带，76个急救包，喷洒了近2公斤的止血粉。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次在死神手里抢人的较量。

老王后来完全康复了，他说自己能活下来，全靠那天我顶着枪林弹雨爬过去救他。但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所有冒死掩护我、帮助我的战友们共同的功劳。

1979年4月3日，在团部的一间简陋营房里，刘副团长正在翻看一份立功报告。报告上详细记录了我在战场上的表现：一个月内，成功救治重伤员28人，轻伤员83人，无一人因延误救治而出现生命危险。

＂你知道战友们都怎么评价你吗？＂刘副团长指着报告说，＂他们说，听到枪声，就看见你往前冲；听到炮声，就看见你往上爬；听到呼救声，就看见你从硝烟里钻出来。＂

这份立功报告的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3月12日，在穿越越军的炮火封锁区时，我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被炸伤的机枪手小张，自己的后背被弹片划出了十几道口子。3月18日，在攻打305高地时，我连续工作36小时，救治了12名重伤员，直到体力不支晕倒在战地医疗所。

最让战友们记忆深刻的，是3月22日那场遭遇战。当时，我们的一个排遭到越军的伏击，伤亡惨重。我爬到阵地前沿，在密集的弹雨中，一口气救出了7名重伤员。其中包括排长老陈，他的大腿被炸断，如果不是我及时用止血带扎紧，他可能就活不成了。

＂这次立功，不仅是因为你救了多少人，更是因为你给战友们带来了信心。＂连长说这话时，指了指我的医疗箱，＂战士们说，只要看见你背着这个箱子在战场上穿梭，他们就不怕负伤。＂

4月10日，在一次支援友邻部队的战斗中，我遇到了最难忘的一幕。一名重伤员失血过多，需要紧急输血。可是，战地医疗所的血浆已经用完了。我二话不说，卷起袖子，直接给他输了400毫升血。那名战士后来知道后说：＂原来我们是用同样的血在打仗。＂

立功的消息传开后，许多战友都来找我聊天。他们说，没想到当初那个＂刺头兵＂，会在战场上有这样的表现。老班长李国强专门找到我说：＂在和平年代，你是个调皮的兵；但在战场上，你是个真正的军人。＂

4月15日，团部开表彰大会。当我上台领受三等功奖章时，发现自己的军装还带着血迹。那些血迹，有的是战友的，有的是自己的，分不清也道不明。但每一处血迹，都是一个生命得救的见证。

团长在会上说：＂一个人要立功，要么冲在最前面，要么干在最难处。张敏同志，你做到了后者。＂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战场上那些险象环生的时刻，想起了战友们信任的眼神，想起了伤员们感激的话语。

不久后，战斗结束了。但那些在硝烟中抢救生命的日子，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那个沉甸甸的医疗箱，那些血迹斑斑的绷带，那些此起彼伏的呼喊声，都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