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作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今天要讲的书，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本书写于1929年，虽然距今已接近百年，但其中的思想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一本“做自己”的人生指南。
那么，书中具体都讲了哪些人生话题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书中寻找答案。
“做自己”并不容易
说到“做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件事儿挺容易的。但其实，做自己真的很难，尤其是对女性而言。2024年，在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一个头发花白的奶奶，对着镜头哽咽地说道：“如果有来生，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只要一个工作就够了。”
那么，她是谁？为什么回忆起大半生的婚姻生活，竟是如此决绝呢？原来，她叫张赞英，是著名画家曾孝濂的妻子。他的丈夫曾孝濂是“中国植物画第一人”，中科院教授级画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植物科学画家，为国家邮政局设计过多款邮票。
但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曾孝濂的妻子，也就是那位在节目中一语惊人的老奶奶，却满腹的委屈和后悔。她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寂寂无名，哪怕出现在镜头里，也是以画家妻子的身份。
作为被顺带采访的对象，12分钟的采访里，70多岁的张赞英数次掩面哭泣，因为她的人生，原本也应是如此丰富多彩、熠熠生辉的；原本，她也有机会坐在那，以自己的名字接受采访的。
如果没有结婚，她现在应该是北京林业大学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在自己的领域小有所成。可为了家庭和婚姻，她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成了丈夫的妻子、秘书、助手兼保姆，可唯独，她不是她自己。
最让她难过的是，丈夫连擦嘴的脏手纸，也要递给她，那一刻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卑微与难过。张赞英回忆着自己大半生的婚姻生活，忍不住落泪。她终其一生都在为家庭忙碌，却唯独没有机会从事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如果有来生，她只想做自己，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段充满心酸的人生回顾，也让无数的网友产生共鸣。的确，看着她的一生被婚姻悄无声息地“吃掉”，从一路光明跌到暗淡无光，怎能不让人感到唏嘘呢？这是张赞英面临的困境，也是所有“张赞英们”正在经历的困境。
因为性别的原因，女性似乎被天然赋予了“牺牲”的本能，结婚就意味着牺牲的开始。为了生孩子身材走形、健康受损，为了带孩子，每天喂奶、洗衣、做家务，睡不了一个整觉。甚至很多女性为了家庭选择放弃了事业，每天像个陀螺一样，孩子、家务忙个没完，而所有的辛苦，却被一句“为母则刚”视为理所当然。可这份“理所当然”，却是妈妈们用消耗生命换来的。但人生只会记得外面的丰功伟绩，没有人会夸赞一个勤劳为家的母亲。
实际上，这样的困境，伍尔夫早在100年前就发现了，于是她写下了这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来探讨女性如何突破这些限制，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说到伍尔夫，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她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这本《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更是享誉盛名。
不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并不是一部小说，它原本是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两次演讲，演讲的主题是“女性与小说”。
演讲中，伍尔夫用一种幽默而犀利的方式，讲述了她在研究女性作家时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伍尔夫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几个核心观点，看看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为我们带来新的启示。
当个女作家太难了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的源于伍尔夫的演讲，因为演讲的题目是“女性与小说”，所以一开始，伍尔夫先向我们论述了女性与文学的关系。
不过当她深入这一问题后才发现，当个女性作家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一开篇，伍尔夫就讲了一个让人心酸的小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我”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漫步，却因为是女性，被从草地上赶走，又被无情地挡在了图书馆门外。这看似简单的一幕，却像一把锐利的刀，划开了当时社会对女性限制的表象。
在那个时代，知识的大门对她们紧紧关闭，女性连进入大学图书馆这样的知识殿堂都不被允许。这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为什么女性在追求知识和创作的道路上会有这么多阻碍呢？
为了寻找答案，“我”开始了一段探索之旅。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女性在历史上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更别说在文学或任何其他领域中留下足迹。因为大部分女性都被禁锢在家庭里，只能围着丈夫和孩子转，她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一份工作可以争取经济独立，社会对女性从事写作也充满歧视。
要知道，在19世纪及之前的西方社会，女性作家面临着严重的性别偏见。出版界和读者常常觉得，女人写的东西，能有什么深度呢？拿来当消遣读物还差不多。这种偏见击退了很多女性作家，也让女性作家在出版商那里屡屡碰壁。
为此，一些有才华的女性作家，常常选择使用男性笔名来避免这种偏见，比如写出了《简·爱》《呼啸山庄》等名作的勃朗特姐妹，最初就是以男性化的笔名出版作品的。
即便有些女性热爱写作，现实环境也没能给她们提供便利，因为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在家中拥有一间独立的、安静的、不被打扰的房间。如果写东西，她们就只能待在公共的客厅里，在嘈杂的环境里进行创作。
比如，拿我们熟知的西方名著《傲慢与偏见》来说。这本书就是作者简·奥斯汀在客厅里完成的，因为觉得写作是件见不得人的事，简·奥斯汀每天便像做贼一样，只要有人一走近，她就迅速用吸墨纸盖住稿子，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她很庆幸家里的门总是吱呀作响，这样就能让她在客人进门前做好掩饰。但我们也不禁猜测，如果有一间安静的房间，如果不被人打扰，那《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呢？这本书将“偏见”作为书名，是不是也代表了简·奥斯汀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呢？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种怪相，伍尔夫提出了她的核心观点：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
她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女性艺术创造的基础，没有这些条件，即便再有才华和灵感，也很难发挥出来。
钱不仅仅是底气，更是做自己的自由
我们先来说说其中的“金钱”。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女性而言，经济独立真的太重要了，因为钱真的能带来底气。只有经济独立了，女性才有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此，伍尔夫又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故事中的“我”原本过着非常困顿的生活。因为在19世纪，女性虽然可以出去工作，但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要想靠写作养活自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出版业几乎被男性所垄断，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决定哪些作品可以出版，哪些作品不能出版。而女性作品因为不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往往很难被出版。即使勉强出版了，销量也不会太好。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很难通过写作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要么依附于父母，要么依附于丈夫。总之，就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因此，“我”同样过得很不容易，一天要打三份零工养活自己。但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告诉“我”，姑姑去世了，而“我”是她唯一的继承人，为此“我”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每年可以拥有五百英镑的财产。
从贫穷困顿到一夜暴富，这简直太让人惊喜了，而且有钱后的生活，真的太爽了。金钱让“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用再四处打工、忧虑饥饱，而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哪怕在图书馆里发呆，也不会心生愧疚。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看着钱包里取之不尽的钱，“我”惊讶地发现，一份稳定的收入竟然能给人的心境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一想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走“我”手中的五百英镑，一想到“我”不需要付出精力和苦力，就能永远地拥有食物、房子和衣物，“我”的内心就变得无限安宁，连憎恨和痛苦也全部消失了。
“我”用不着恨哪个人，因为他不能伤害我，“我”也用不着奉承哪个人，因为“我”不要他的恩惠。经济的独立，让“我”可以后顾无忧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在校园思考、在书店看书，在家中写作，人生变得前所未有地美好和自在。
不得不说，伍尔夫所讲的这个故事，所畅想的场景，的确很好。钱，确实可以带给我们做自己的底色，有了钱，我们便不必忧虑生活、不必违背内心，可以更加从容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回到现实，很多女性在“金钱独立”方面，还不能足够清醒，很多女孩总是轻易地放弃工作、放弃自我。殊不知，当女性让出经济权时，女性的独立权也会因此失去。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去年在网上闹的沸沸扬扬的“瑞士卷”事件。一位全职宝妈买了一盒八个装的瑞士卷，女儿吃了两个，儿子吃了两个，丈夫吃了两个，当她忙碌一天，终于把孩子哄睡，准备吃掉剩下的两个时，却遭到了丈夫的教训。
在丈夫看来，宝妈吃了这零食，孩子就没得吃了，作为母亲，她也应该以身作则，吃饭的时候多吃点，给孩子树立好榜样。明明丈夫也吃了，却要求自己给孩子做榜样，这让宝妈满腹委屈，忍不住在网上哭诉。她已经忙碌一天了，可一天的辛苦，不但没有获得丈夫的尊重，连饮食自由都失去了，难道“全职妈妈”就这么卑微吗？
“瑞士卷”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铺天盖地的讨论，就像前面提到的“张赞英困境”一样，两个瑞士卷虽然微小，却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独立对于女性的重要性。
全职妈妈的家务劳动是被社会忽视的隐形劳动，是没有经济收入的，而在当女性没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衣食住行都需要向别人伸手讨要时，女性一定会失去很多自由，哪怕是最基本的饮食选择。
希望这盒“瑞士卷”能让所有的女性明白，只有当女性拥有了自己的经济能力，不用再依赖于任何人时，我们才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自己的梦想。
独立的空间，是不可让步的自我
好，现在我们再来谈谈伍尔夫提到的第二个条件：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这个房间不需要太大，也不需要太豪华，但一定要是自己的，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可以在里面安静地思考、创作。
那么，伍尔夫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房间的重要性呢？因为一直以来，女性都在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满足家人的各种需求，很少有时间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女性活在公众的视野下，活在家长的期待中，她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会引起别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女性很难有机会去静下心来思考，去从事创作。而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就可以给女性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在这个房间里，她们可以暂时摆脱外界的种种目光和束缚，去做真正的自己。
这个房间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象征着女性的独立和自由。在这个房间里，她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这个过程，就是女性自我觉醒和成长的过程。
当然，伍尔夫所说的房间，并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空间，它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个独立的空间，是我们不可让步的自我，是一块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的自由地。这里没有外界的打扰，只有自己，你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探索内心世界，可以尽情地表达思想和情感，可以在里面看书、画画、唱歌，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躺着发呆，透过窗纱看看月亮。
当女性拥有了这样一片天地后，她们不仅获得了物理上的独立，更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而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看，“一间自己的房间”，其实也象征着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认可和支持。它提醒这个社会，必须公平地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去追求知识、艺术以及其它形式的自我实现。
总之，无论是经济独立，还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是女性实现自我的重要因素。这两者的结合，不仅能使女性获得物质上的保障，也能帮助女性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
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女性与自我的关系。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本书里，伍尔夫对女孩最后的期望是“成为你自己”。
什么是自己？就是深深了解自己的局限，并运用智慧与之相处。
长久以来，女性一直生活在男性的目光当中，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塑造自己。哪怕今天，女孩儿们依旧不停地询问自己是否胖，是否不够好看，固执地将自己束缚在S码的衣服里、“白瘦幼”的标准中。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不能够跟自己相处的表现。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很难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也很难将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在伍尔夫看来，女性要想成为自己，必须要学会摆脱男性的目光和束缚，倾听自己的内心和需求，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女性不必只是一个“贤妻良母”，她也可以是律师、建筑师、宇航员……是任何她想成为的角色。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女性可能会受到男性的嘲讽和打压，可能会受到家人的阻挠和反对，也可能会受到自己的怀疑和挣扎。
但是，只要女性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成为真正的自己。就像伍尔夫所说的，“请大家一定记住自己的责任，要努力提高自己，追求精神世界”，“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我让你们去挣钱、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你们去面对现实，那种生活一定充满了活力”。
这些话语今天听来，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伍尔夫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每一个试图寻找自我、追求内心的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外界的声音太过嘈杂，我们不由自主地活在社会的标准下、别人的期待中、同伴的对比下，很多人像牵线木偶一样，被裹挟着，失去了真正的自己。
正因为如此，伍尔夫关于“成为你自己”的理念，才更加难能可贵。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无论性别如何，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自己，这是一种内心的自由。
而成为自己意味着接受自己的全部——包括优点与不足；意味着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迎合别人的眼光，也不需要去追求别人的标准。我们只需要做自己，做那个真实的自己。这不仅是对女性的启示，也是对所有人的一份珍贵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