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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8年3月的某一天，上海农垦局办公楼。
一楼某办公室，林勇一边喝茶一边在看报纸。今年5月份他作为知青才从云南农场调回上海。后来又是父母找关系让他进了农垦局工作。父母都是市直某机关干部。林勇很感谢父母。农垦局每天的工作轻松无比，除了看报喝茶也没啥要紧事。只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麻烦，老有知青来上访，要调回城，陈局长让他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毕竟他也是知青出身，工作起来会得心应手，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差事，因为那些知青都一个个“拎不清”，总是问些古怪又幼稚的问题，什么“为我在农场呆了十年为什么不能回城”，什么“我同学找关系为什么就能调回”等等，弄得他不胜其烦。
这不，今天他刚上班，报纸还没看完呢，一个青年就走进来，问有关调回上海的事。
青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挎着一个黄挎包，瘦瘦高高的，二十七八岁的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对方一说完，林勇就将一份文件递给青年，“知青回城的政策都在上面了，自己看。”
青年拿过文件看了起来，半晌不语。
林勇说，“不符合条件是吧？那就对了，回吧，好好在农场工作，农场一样有发展。”
青年冷笑一声，问林勇，“你应该也是知青吧？你怎么就回城了？”
林勇一时噎住了，过了半晌，才怒道，“谁告诉你我是知青了？我什么身份跟你有关系吗？滚蛋，别耽误我做事。”说着，懒得理青年了。
“你让谁滚蛋？”青年瞪着林勇，生气问道。“有种再说一遍？”
“怎么着？来劲是吧？”林勇正烦着，站了起来。这时，办公室一个大姐连忙劝住了林勇。大姐又对青年挥挥手，“回吧回吧，啊，知青返城是大事，上面没出台政策，谁也没有办法。”
青年冷冷瞪了林勇一眼，转走身了。
望着对方的背影，林勇骂了一句。
一个多星期后，这名青年又来了，因为之前吵过架，林勇一眼就认出了他。
青年问道，“请问陈局长在吗？”
林勇头也不抬，甩出两个字，“不在。”
青年接着问，“那他什么时候回？”
林勇：“不知道。”
青年有些生气了，不满道，“你怎么这个服务态度？”
林勇抬起头，眼睛一翻，说，“我就这个态度，想怎么着！”
青年懒得理他，径直朝楼上走。
这还得了，林勇见状，立即跑出来，一把拽住青年，吼道：“你往哪里走？这里是机关单位，你瞎闯什么？”说着，就拽着青年往楼外推。
“你怎么还推人？”青年生气叫道。
“我推你怎么了？”林勇又推了青年一把，“弄烦了我还揍你！”
“你揍下试试！”青年不甘示弱。
林勇似乎被对方拎不清弄烦了，真的一拳打了过去。
青年也火了，正要还手，这时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他问林勇是怎么回事，怎么在局里打起架来了。
林勇见到男人，态度立即恭敬，连忙说，“局长，情况是这样的……”
青年看到局长，立即说，“是陈局长吗？我是李小伟，是张副市长让我来找您的。”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一封介绍信递给陈局长。
陈局长打量了青年一眼，疑惑地打开信，之后，脸上顿时像开了花。
“啊，你是张副市长介绍来的啊，说你是……快，快去我办公室谈。”陈局长热情洋溢地对青年说。
青年瞟了林勇一眼，冷冷哼了一声，和陈局长一起朝楼上办公室走去。
看到这一幕，林勇惊骇住了，心里直打鼓：哎，这人谁啊？连局长都对他这么客气？
半个小时后，陈局长陪着青年下楼来了，态度极为客气。
路过林勇的办公室时，青年指着林勇对陈局长说，“你们局里这个办事员，办事态度非常恶劣，前几天我来，他要我滚蛋。今天我来，竟然动手殴打我。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吗？就这办事作风，怎么不让群众寒心？”
听到这，陈局长惊讶起来，“有这事？”他立即将林勇叫了出来，问他有没有这事，林勇支支吾吾，脸色煞白。
这时办公室那名大姐走过来作证，的确是有这事。“局长，昨天幸亏我拉开了，不然小林昨天就将这位同志打倒在地了。”大姐说。
“不像话！知道他是谁吗？”陈局长生起气来，指着林勇说，“你现在啥也别干了，给我停职反省！什么时候反省好了再来上班！”
林勇呆站着，大气不敢出。
陈局长对林勇吼道，“还不快道歉！”
林勇连忙对青年说，“对不起，同志，是我的错。我该死。”
陈局长也对青年说，“小伟，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的失职，还望见谅。”
青年笑了笑，说，“行，没事了。陈局长，你忙。”
陈局长说，“我送你。”
说着，陈局长一直将青年送到了大门口。
那大姐见了，感叹道，“我的乖乖，这人谁啊，这大的谱。”
2
第二天晚上，这名自称叫李小伟的青年叩开了张副市长的家门，他对张家保姆说，他是北京来的，是李总参谋长的儿子，来拜访张副市长的。
张副市长听了，将李小伟请进了家里。
“你是李总参谋长的公子？”张副市长打量李小伟。
“是的。家里排行老二。我叫李小伟。”李小伟说，“以前在家里我听我爸提起过您。”说着，李小伟从包里拿出一瓶茅台呈上，说，“张叔叔，这次来上海来得急，也没什么好带的，就一瓶酒，请张叔叔不要嫌弃。”
“这怎么行？”张副市长推脱了一番，还是接受了，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家的？是李老告诉你的？不可能啊，李老应该不知道我家。”
李小伟说，“是农垦局的陈局长告诉我的。”
张副市长点了点头，给青年泡了一杯茶，“李老身体还好吧？”
李小伟说，“挺好的，就是血压有点高。”
张副市长说，“李老有几年没回上海了吧？”
李小伟说，“有四五年了。”
张副市长又点了点头，说，“我跟你父亲见过几回面，但交道不深，当年他在上海主政的时候，我还只是区里一个小小的副区长，他对我是没印象喽。”
李小伟说，“我爸倒是有一回提过您，说您笔杆子很好。”
“李老真这么说？”张副市长听到这，脸上喜上眉梢，过了一会又说，“不过，在我印象里，我好像没有给他看过我写的东西啊。”
李小伟连忙说，“可能是张叔叔写的材料之类的吧。”
“那倒是有可能。我是给市里写过几回报告。”张副市长说，“亏李老还记得，他老人家真是有心。”说到这，又问道，“你这回来上海，是来玩的？”
李小伟说，“张叔叔，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个忙的。”
张副市长说，“找我帮忙？你说，是什么忙？”
李小伟说，“是这样的张叔叔，我有个同学，叫张泉龙，目前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他想调回上海，但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很困难，所以就想找您批个条子。”
张副市长点点头，说，“你怎么不找你父亲呢？他老人家是部长，这种事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李小伟叹口气，说，“哎，我爸这个人顽固得很。上个星期我一跟他提这事，他就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走后门，搞不正之风。说实话我也不想这样，但我这同学对我有救命之恩，之前在农场，我掉进水库差点溺水身亡，是他奋不顾身救了我。所以我一直想报答的救命之恩。所以这回我就来上海试试。所以，就找到您这里来了。”
张副市长再次点了点头，说，“这事不算大事，只是我写的条子怕不管用。”
李小伟说，“怎么会呢？您是主管农垦系统的副市长，您写的条子不管用那还有谁写的条子管用？”
张副市长吐了口烟圈，说，“小伟，你有所不知，知青回城问题现在国家还没出台政策，我们也不好私自开口子。”
李小伟说，“可是现在好多知青都通过各种关系回城了。”
张副市长说，“这样，这事你先去找市委的李副书记，1943年，在晋鲁豫根据地的时候，他是你爸手底下的连长，解放后，他一直在东北工作，前些年才调回上海。你去找李副书记批个条子，他是常务副书记，主管工农业生产，拿到条子后我再盖个单，之后再让农垦局盖个单，事情就成了。”
李小伟想了想，说，“行，我去找李副书记，可我不知道他家地址，我好多年没回上海了。”
张副市长说，“他家就在市委大院。我给你写个地址。”
3
翌日晚上，李小伟按照地址找到了市委大院，开始站岗的门哨还盘查他，但得知他是北京来的首长的儿子，态度立马变了，一直将他送到了李副书记家的门口。
李副书记不在家，他夫人接待了他。书记夫人得知他是李老的儿子，十分高兴，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她告之，书记还在市委开会，马上回。
李小伟坐在软软的沙发上，突然有些坐立不安，但很快让自己镇定下来。他和书记夫人聊着天。夫人问他父亲母亲的身体以及工作情况，他一一作答。
十几分钟后，李副书记终于回来了。夫人说家里有贵客到了，然后说是李老的儿子。李小伟连忙说：“李伯伯好。”
李副书记戴着眼镜，一派斯文，他打量着青年，问：“你是小伟？这么年轻？我怎么记得他应该快30好几了吧。”
李小伟连忙说，“李伯伯，我不年轻了，是34了，可能是我长着娃娃脸吧。我比我哥少三岁，比我三妹大三岁，比四妹大五岁。”
李副书记点点头，说，“是的，你们四兄妹很小的时候我见过一回，还是去北京开会。”
李小伟说：“是的，我爸当时还在国家体委工作。”
李副书记点点头，问了李小伟家里一些情况。又回忆起1943年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在李老手下干革命的往事。
李小伟这时提醒李副书记，“李伯伯，我听我爸说过，你们不是在晋冀鲁豫吧，应该是在晋鲁豫，还有冀南。1947年他才去的晋冀鲁豫革命区。”
听到这，李副书记笑了，连忙说，“是的，是的，是晋鲁豫，瞧我这记性。”
这时，李副书记的态度开始变得和蔼了，问李小伟怎么跑到上海来了？李小伟将情况说了，李副书记点点头说，“事情不大，条子我来写。你那同学叫什么名字？”
李小伟说，“叫张泉龙。”
随后，李副书记从书房里拿出市委专用信函，给青年写了一张调函。
李小伟拿着条子，十分激动。李副书记说，“把你家的电话号码写一个给我，以前我有过你家号码的，后来不知道弄哪去了，好长时间没跟李老联系了。”
李小伟说，“好的，我就这来写。”
这时，书记爱人拿过一个袋子走了过来，里面装满了礼物，她笑吟吟地对李小伟说，“小伟，这些礼物你回北京的带给李老，都是一点土特产。”
李小伟连忙说，“婶婶，这怎么行呢？我爸会骂我的。还是您自己留着吧。”
李副书记说，“拿着吧，好些年我没到李老面前走动了，有时候挺想念他老人家的。”
李小伟说，“那行，我恭敬不如从命。谢谢伯伯和婶婶。”
4
林勇这几天没去上班，在家写检讨。他父亲是市纪委的副书记，那天正在要去上班，见儿子在写检讨，很是诧异。林勇将情况说了，之后叹口气说，“真倒霉，碰上北京首长的儿子。可他穿得普普通通的，我哪知道他是首长的儿子？”
林父听完情况，也很诧异，问了那首长儿子的长相，林勇大概形容了一下。
林父说，“我听你方叔以前聊起过，他在当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之前曾经给李老开过车，说李老的儿子从小学习成绩就好，清华毕业后一直在研究所工作，文质彬彬的。那你说的这人有点不像啊。”
林勇更加诧异了，说，“不是吧。”
林父想了一会，决定给老方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林父将情况说了，老方在电话那头听了也很诧异，“有这种事？你这一描述确实跟小伟不像。这样，我这有几张李老以前全家的合影，拿过去一对照不就清楚了嘛。”
林父连忙说，“对，对，我马上过来拿。”
5
这个自称李小伟的青年拿着李副书记的条子又来找张副市长盖了章。弄好之后，又赶往农垦局去盖最后一个章。
那天他刚到农垦局，发现气氛不对。一楼大厅里有好几个人站在那，像是专门在等他似的。里面就有陈局长，以及之前那个跟他吵架的办事员。
李小伟还是走过去，对陈局长说，“陈局长，我已经从李副书记和张副市长那里拿到条子了，还需要你这盖个章。”
陈局长接过条子，看了看，神情似乎犹豫起来，对旁边一个高个子中年人说，“是李副书记的字迹，也是市政府的章。这个不会假吧？”
高个子中年看着条子，又看着李小伟，问了句，“小伟，你认识我吗？”
李小伟看着中年男人，过了一会说，“我好多年没回上海了，许多人的样子忘记了。”
高个子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李小伟，说，“认识上面的人么？”
李小伟拿过照片，瞅了起来，前额上沁出了一层细汗。
“不认识吧？想你也不认识。”高个子说，“说吧，你为什么要冒充李老的儿子？你到底是谁？”
6
张泉龙，这年27岁，出生于上海，高二那年文革爆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停课闹革命，一年后，又跟同学们一起奔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这一呆就是10年。这10年里，他吃尽了苦头，流尽了汗。
1977年开始，农场有些知青开始调回城里了。
张泉龙发现，那些能调回城的知青，多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他的一些朋友、同学、甚至情敌，都因为父母的关系到位，很快就被调回去了。
比如他高中同学洪亮，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一年前就离开了，而且一回城就去了某派出所当民警。
可是他出身普通，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这里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一年时间，他五次提出申请，但都被农场拒绝了。
1978年春节，他请探亲假回到上海过年。不曾想在大街上遇到了他的前恋人，当时她跟她的未婚夫在商场买东西。双方都没有说话，各自走开了。
他和女友是在农场认识的，谈了四年。女友也是屡次申请调回城里，但都没成功。后来她找一个同学帮忙，这同学的父亲是某国企的领导，通过老子的关系回城后，又把她调回了上海。于是，回城后，她向张泉龙提出了分手，很快和这同学订了婚。
那天张泉龙回到家，又痛又恨，他暗暗发誓，无论如何要调回城里。
他先去了农垦局询问情况，但不出所料，他不够条件，那次那个办事员还凶了他。
他意识到，要调回城里，必须要有关系。
可他什么关系都没有，怎么调回？
他想到了他的同学洪亮。
那天，他用所有积蓄买了几瓶好酒好烟去洪亮家拜访。一年不见，洪亮已经容光焕发了。他向洪亮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他向他父亲帮帮忙。洪亮说，“行，我跟我爸说说看。”
当天晚上，洪亮就回过话说，“我爸说了，这事不太好弄。他也没办法。”
张泉龙知道，这是托词。不过他没有气馁。他了解到，洪亮家正在装修，需要人帮忙，于是他天天往洪亮家跑，帮着干活。不管如何，至少让洪亮他爸看到自己的诚意吧。
他的卖力干活终于引起了洪父的注意，有时会留他下来吃饭。他诚惶诚恐地答应了。吃饭的时候，洪亮和他爸会聊起市里一些领导干部的情况，他虽然插不上嘴，但也将所有人脉信息默默记在心里，比如知道了现在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老曾经在市里主政过，知道了他家有四个孩子；知道了现在的李副书记解放前是李老手下的连长；知道了张副市长一直想升迁……
一个星期后，装修结束，洪父也没给个准话，只是说他会想办法。
假期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回农场。洪父的承诺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他等不及了，想来想去，决定赌一把：冒充李老的儿子，拿到调令！
他说干就干。
他先从洪亮家里拿到一些政府专用信笺和几个空茅台酒瓶。然后，以张副市长的名义给农垦局陈局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之后，带着一瓶用普通酒冒充的假茅台酒和那封介绍信去找陈局长。
没想到，陈局长竟然相信了他的身份，不过又告诉他，他们农垦局没有资格发调令，非得找张副市长批条子。
于是，他又找到张副市长，而且还意外从张副市长口中得知了李副书记和李老革命的地方是晋鲁豫。这在之后李副书记口误（也许是试探）中还纠正了他。这让李副书记对他更加信任。
他给李副书记写的电话号码并不是李老家里的电话号码，而是他所工作的传达室的电话，这是他查了好久才查出来的，即便被揭穿，也不会太离谱。
只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那个中年男人他不认识，那张照片更不认识。当时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跑！
但很快被人抓住了，扭送进了公安局。
7
几个月后，张泉龙因诈骗罪在法院公审，法官问他为什么要冒充诈骗。
法庭上，张泉龙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法官同志，假如我是真的呢？假如我是真的，那么我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可惜我是假的，所以才被治罪。就算我是假的，只要我没被发现，只要我能心安理得，我就可以享受我一辈子也没办法享受的待遇！”
后来，张泉龙以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张泉龙的悲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背后揭示的问题却存在千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国家里，尤其显得触目惊心。正如他自己所追问的：如果他的身份是真的，是不是一切都合情合理？
权力的肆无忌惮才是最可怕的。
也许这起案件太过于典型，两年后，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将其改编成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曾排演过，引起内部轰动，还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几经审查和讨论，因沙叶新不愿修改剧本，最终没有公演。
不过，两年后，这剧本被台湾一家影视公司买下，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并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扮演张泉龙的，是谭咏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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