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这是《民法典》中的关于公民“姓名权”的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姓名是公民自己的，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自己想起叫什么、想赋予这个姓名什么样的含义，是公民的自由，与他人无关。
然而，在现实中的某些时候，这一点却很难做到，毕竟历史上因名字获罪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我们本文的主人公——王百得，就是典型例子之一。
王百得，河北井陉人，1934年5月出生。最初，他并不叫王百得，而是叫“王白旦”，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
王白旦幼年时曾念过几年私塾，后来因家境破败辍学，直到家乡解放后，他才得以重新入学。1951年9月，17岁的王白旦离开家乡，来到山西太原投靠在电业局工作的兄长，次年进入太原钢厂工作，成为了一名炼钢工人。
王白旦不仅肯吃苦，而且脑子灵活，学东西很快，所以进入钢厂工作仅一年时间，他就由学徒工转为了正式工人，之后又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6年初，此时已经成长为太原钢厂“骨干”的王白旦，被组织选派到黑龙江齐齐哈尔钢厂工作。
众所周知，齐齐哈尔钢厂是“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新中国唯一一个特殊钢厂，曾有着“共和国的掌上明珠”之美誉。当时，为了建设和发展该钢厂，党和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光是生产和管理人员，就是从全国各地的钢铁企业中抽调上来的，王白旦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国家亲自挑选出的“幸运儿”，王白旦的心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而与此同时，一种荣誉感、使命感油然而生，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多炼钢、炼好钢，争取早日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
除了每日努力工作外，王白旦也经常思考如何才能提高炼钢效率。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和团队反复研究和实践，终于将炼钢的时间从原来的10至12小时，缩短至8个小时左右，每月多产出十几炉钢。
在组织多年的培养下，王白旦不仅工作出色，生活作风也很硬朗，终于，在1959年9月，25岁的王白旦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入党后的王白旦，干劲更足了，他所在的三号炉不仅被评为了“模范班组”，他自己也获得了“健将”的荣誉称号。
1960年底，王白旦还被晋升为八级工，并提拔为炉长。次年，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浪潮中，王白旦又因表现出色，成了厂里树立的典型，并获得了厂党委的最高奖励——《毛选》第四卷。
毫无疑问，王白旦只要继续努力，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说不定还能成为厂领导。然而，让所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白旦的“成功”竟然会来得如此迅速。
1969年“九大”召开前，作为党员技工的王白旦被选为了“九大”代表，前往北京参会。
然而，原本被选为“九大”代表就已经令人意外了，在“九大”上，王白旦竟然还被选为了中央委员，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选票竟然跟毛主席“平起平坐”。
就这样，毫无政治生活经验的王白旦，从“小人物”一跃成为了“大领导”。
有了这层关系的加持，王白旦的人生如同“开挂”一般，不仅成为了齐齐哈尔钢厂的党委副书记，还成了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可谓风光无限。
有趣的是，在“九大”期间，周总理曾打趣道：王白旦同志，你这个名字念白可不大好听啊！
王白旦的名字虽然很普通，但如果念成谐音的话，确实不太好听。于是，在此情况下，一位“大人物”突然站了出来，亲自为他改名，而这个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位高权重的陈伯达。
陈伯达建议在王白旦的“旦”字下面加一竖，为“早”字，即“王白早”。而王白旦对此也没有拒绝。
就这样，此次首都之行，王白旦不仅身份变了，就连名字也变了。但怎料，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他竟差点因为这个名字受到了牵连，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幸免于难。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当江青得知此事后，竟主动提出要给王白旦再改一个名字，叫“王百得”。
跟上一次欣然接受不同的是，王白旦对于这次改名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情愿，因为他担心又会重蹈覆辙，可一想到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最后只好同意。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改名确实也为他带来了短暂的荣光，在1973年的“十大”上，王百得又成为了一名中央候补委员。
不过，这样的荣光来得快，去的也快。1976年10月后，一切重归平静，王白旦因为这两个名字成为了重点审查的对象。在此期间，王白旦积极配合组织审查，他的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他确实与那些人没有什么关系。
事后，有人曾建议他把名字改回来，但他却始终不以为然，他说道：“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其实，王白旦这样说并没有什么错，名字不过是用来给人叫的，而所谓的“姓名权”，说到底也只是人权之一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也更不应该将其作为一个人“获罪”的理由。
然而，王百得的问题虽然查清楚了，但他的工作和生活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他选择重新回到钢厂重操旧业，但厂领导鉴于他此前的“特殊”身份，所以并没有给他安排实际的工作，只是挂了一个“顾问”的虚衔。
但王百得可不管了这些，他一回到钢厂，就立马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和工友们一起上工，三班倒，真正做回了工人。
从“大领导”到工人，这样的落差不是任何人都能接受的，但王百得做到了，重回钢厂的他不仅没有任何架子，反而比起之前更加努力。
1989年，55岁的王百得已经临近退休，妻子也为他安排好了退休后的生活，但厂领导表示要多留他一段时间，做好“传、帮、带”，王百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从1990年后，王百得就已经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因此在待遇上除了100元的补差费外，其他的福利待遇统统都没有。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怨无悔，他表示：“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当初在入党申请书中许下的诺言——“我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王百得一直工作到1994年才正式宣布退休。然而，原以为退休后就能过上闲适、幸福的生活，但由于病痛，家中的经济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生活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
2005年的元宵节刚过，王百得的妻子便因胃癌不幸病故。
王百得的妻子在查出胃癌后，她就决定放弃治疗，自己默默承担病痛的折磨，因此一直没有告诉丈夫。直到妻子病倒，无法进食后，王百得才得知真相。然而，尽管王百得拿出了家里所有的钱为老伴治病，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老伴去世后，王百得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心情十分郁闷。同年12月15日，王百得也因病去世了，终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