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老兵拒绝当官，毛主席得知后询问：听说你要回家＂还债＂
1949年的深秋，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兵站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门前，请求见毛主席。这位老兵，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特灶班班长，为毛主席掌勺整整11年。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组织上安排他去天津担任制糖厂厂长，可他却坚决推辞。更令人不解的是，他说自己要回老家＂还债＂。这是一笔什么样的债务，让一位老革命宁愿放弃大好前程也要回乡偿还？这其中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
一、不凡的厨师生涯
世人皆知李开文是毛主席的老班长，却鲜有人知他的厨师生涯始于一场意外。1932年的一个雨夜，年仅16岁的李开文在大别山一带遇到了正在转移的红四方面军。那时候，他还是个放牛娃，因为一手好厨艺，被部队收留下来当了炊事员。
李开文的厨艺天赋，源自他的母亲。在大别山区，他家是远近闻名的农户，母亲擅长用山野菜做出美味佳肴。李开文自小跟在母亲身边，学会了各种野菜的烹饪方法。这些看似普通的手艺，后来却在战争年代派上了大用场。
1935年的长征路上，部队经常断粮。李开文带着战友们采集野菜，靠着childhood时期积累的经验，让将士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用草根和野菜熬制的汤，让一位发烧的首长喝了后感觉舒服许多。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上级耳朵里。
1938年，组织调李开文去延安，安排他到中央特灶班工作。特灶班是个特殊的岗位，专门负责中央领导的伙食。刚开始，李开文心里直打鼓，可他很快就凭借着独特的手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在特灶班的日子里，李开文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做饭方法。他知道毛主席胃口不好，就专门研究如何让饭菜既营养又易消化。他会把玉米面磨得特别细，蒸出来的窝窝头既软和又好吃。每逢战事紧张时，他随身带着小石磨，确保领导们随时能吃上热乎饭。
1940年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感冒发烧。李开文想起了当年在长征路上用野菜煮汤的经历，便采来一些特殊的山野菜，熬了一锅清淡的汤。毛主席喝了后，第二天病情就有了好转。从那以后，李开文就被任命为特灶班班长。
在延安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李开文经常带着炊事班的同志们上山采野菜，把普通的食材做出新花样。他们种菜、养猪，努力改善伙食条件。即便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也总能想办法让饭菜有滋有味。
转战陕北期间，李开文跟随部队辗转各地。有一次，部队转移途中遇到暴雨，所有粮食都被淋湿了。李开文连夜用湿粮食做成锅盔，既解决了粮食变质的问题，又让将士们吃上了热乎饭。这种特殊时期的应变能力，让他在部队里赢得了极高的威信。
二、推辞高位的真相
1949年10月初，天津市组织部派人专程来到北京，向李开文传达了组织的任命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百业待兴，一座规模可观的制糖厂即将开工建设。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李开文担任厂长一职。
这个任命消息在特灶班引起不小的轰动。特灶班的同志们纷纷向李开文道贺，认为这是组织对他多年工作的肯定。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李开文却婉言谢绝了这个职务。
在组织部同志再三劝说下，李开文道出了推辞的原因：＂我一个农村出身的炊事员，只认得几个字，连报纸都看不明白，怎么能管理一个大厂？＂这番话不是推托之词。李开文确实只上过几天私塾，认字不多，连自己的名字都要写很久。
组织部的同志指出，李开文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在特灶班工作期间，他管理着几十号人，还要负责物资调配、人员安排等繁杂事务，表现出色。而且天津制糖厂会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团队，不会让他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面对组织的信任和鼓励，李开文仍然坚持己见。他说：＂我在部队这些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打败敌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想回老家，看看那些等了我十七年的亲人。＂
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李开文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向毛主席当面说明了情况。让人意外的是，毛主席并没有劝他留下。相反，主席询问了他的家乡情况，了解到他离家十七年音信全无的经历后，表示理解他的选择。
在谈话中，李开文说出了另一个推辞原因。多年来，他一直在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这十七年里，家里的重担全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要照顾老人，要抚养孩子，还要料理农活。这份情，这份债，他必须要回去还。
组织上考虑到李开文的实际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临行前，组织特意给他开了一份证明，以便他回乡后能得到当地政府的照顾。这份证明上写明了他的身份：中央特灶班班长，为革命工作十七年。
1949年10月底，李开文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乡。特灶班的同志们为他送行，一些老战友专程来到北京站为他践行。那天，车站上挤满了来送他的人，有的同志还特意给他准备了干粮和茶水，让他在漫长的归途中能够果腹。
三、十七年的等待
1932年，李开文离家参军时，他的长子刚满两岁，小女儿还在襁褓之中。那一年，他的父亲已经60岁，母亲58岁。当时的李家，是村里少有的殷实人家，田地有十几亩，牲口有三头，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农户。
李开文走后的第一年，妻子张氏每天都要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张望，盼着能收到丈夫的一封家信。然而，战争年代通讯不便，加上李开文长期在特殊部门工作，一年年过去，家里始终没有收到他的只言片语。
1935年，大旱导致庄稼绝收。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张氏不得不变卖了家中的牲口。那年冬天，老父亲病倒了，需要钱购买药材。张氏咬着牙，将李家祖传的那口铜锅也典了出去。
到了1937年，战火烧到了村口。日军多次扫荡，李家的房子被烧毁了一半。张氏带着公婆和孩子，在邻居家的地窖里躲了整整三个月。期间，婆婆因为受寒病倒，张氏用野菜熬粥，一口一口地喂养，这才保住了老人家的性命。
1939年，李开文的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老人一直念叨着要见儿子最后一面。张氏只能含泪告诉公公：＂开文在外打仗，等打完仗就回来了。＂送走了老人后，张氏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张氏白天干农活，晚上纺线织布。村里人都说，李家能保住这些年，全靠这个儿媳妇硬撑着。1941年，长子考上了县里的高小，张氏变卖了最后一块地，也要让孩子继续读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不少参军的乡亲陆续返乡。每当听说谁家的儿子回来了，张氏就会立即赶去打听消息。可是，问遍了所有归来的军人，却始终打听不到李开文的下落。
村里有人劝张氏改嫁，说一个女人带着婆婆和两个孩子，日子太难过。张氏却说：＂开文是去打仗救国的，我等了这么多年，就是死也要等他回来。＂于是，她继续守在这个家里，日复一日地操持着农活。
1947年，邻村来了个算命先生，说李开文已经在战场上牺牲了。张氏不信，她说：＂开文没给家里捎过信，就是因为他在做重要的工作。等全国解放了，他一定会回来的。＂
到了1949年春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到了村里。张氏带着全家老小，走了十里路到县城参加庆祝活动。她站在人群中，遥望着城楼上的红旗，盼望着丈夫能在某个时刻突然出现在眼前。
十七年里，张氏把李家的祖屋保护得很好。虽然生活艰难，但她从未变卖过房屋的一砖一瓦。她说：＂这是开文的家，我得给他完完整整地留着。＂她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每年都会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仿佛在等待着主人归来。
四、感人的重逢
1949年11月的一个清晨，李开文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北京到湖北老家，要转乘三次火车，再步行两天路程。一路上，他走走停停，询问着回家的路。十七年过去了，连道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当李开文走到离家还有三里地的水口铺时，遇到了正在割草的村民。那是邻居家的小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却认不出这个风尘仆仆的陌生人。李开文问起家里的情况，得知老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和妻子还健在，两个孩子都已长大。
李开文加快脚步往家赶去。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他停了下来。这棵树已经比从前粗壮了许多，树皮上的裂纹像是见证了这些年的沧桑。村里的几个孩童看到这个陌生人，好奇地跑来打量。
正在这时，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从村头的小路上走来。她手里提着一个竹篮，里面装着刚摘的柿子。这是李开文的母亲，十七年不见，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李开文叫了一声＂娘＂，老人愣在原地，手里的竹篮掉在地上，柿子滚得满地都是。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张氏正在田里收工，听说后立即跑了回来。她站在院子门口，看着这个魁梧的军人，一时说不出话来。昔日的青年已经两鬓斑白，但那双明亮的眼睛依然如故。
重逢的场景引来了全村的乡亲。李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向李开文询问这些年的经历。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当听说他是在中央机关工作时，村民们都惊讶不已。
李开文的儿子已经22岁，在县里的中学教书。女儿19岁，在公社当会计。当天下午，有人骑自行车去县城通知了儿子。傍晚时分，儿子骑着车带着妹妹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兄妹俩站在父亲面前，一时不知该如何称呼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
当晚，李家摆了几桌酒席。乡亲们你三碗、我两盅，畅饮到深夜。村里的老人们说，李开文不愧是革命军人，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急着回来尽孝道。邻居们更是称赞张氏，说她这十七年守得值得。
第二天一早，李开文就开始收拾院子。他看到，妻子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祖屋的房梁虽然有些老旧，但一点都不漏雨。院子里那棵柿子树长得很高，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李开文问妻子是什么时候种的，张氏说是在他走后第三年，想着种棵果树，等他回来能吃上自家的柿子。
一连几天，前来探望的乡亲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带着自家的特产，有的提着鸡蛋，有的拎着蔬菜。李开文听说村里有几户因战乱而家境困难的老乡，便把组织发给他的安家费分给了这些人家。他说：＂咱们都是乡里乡亲，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五、平凡的日子
回到家乡后的李开文，很快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妻子一起下地干活。他不顾妻子劝阻，主动承担了挑水、犁地等重活。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这是个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十七年的人。
1950年春，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李开文积极参与其中，但他始终保持着朴实本色。当地干部想请他当工作组组长，他坚持推荐了另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功的老乡。他说：＂我刚回来，对村里的情况不够了解，还是让更熟悉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比较好。＂
那一年，李家的日子渐渐好转起来。李开文和张氏一起开垦了荒地，种上了水稻和棉花。他们还在院子后面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春种秋收，庄稼长势喜人。到了年底，李家不仅交足了公粮，还有余粮可以换些日用品。
1951年，村里成立了互助组。李开文主动把家里的农具借给其他社员使用。有时候，其他家缺少劳动力，他就主动帮忙。秋收时节，他和妻子常常帮助邻居收割稻子，直到天黑才回家。
1952年，李开文的儿子结婚了。按照当地风俗，儿子结婚要摆十几桌酒席。但李开文坚持只摆了六桌，他说：＂现在是新社会，要提倡勤俭节约。＂婚宴上，他特意邀请了村里的五保户，让他们都能吃上一顿喜酒。
1953年，李开文被推选为生产队长。他每天最早到地里，最晚回家。为了提高产量，他多次步行到县里，请农业技术员来指导耕种。那年，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三成。
1954年，村里开展了扫盲运动。虽然自己认字不多，但李开文仍然支持妻子参加扫盲班。每天晚上，他就在油灯下听妻子读课文，有时还会跟着一起学习。到年底时，张氏已经能看懂简单的报纸了。
1955年春节，特灶班的几位老战友专程来李家探望。他们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组织上一直记挂着李开文。老战友们劝他回北京工作，但李开文还是选择留在农村。他说：＂现在家乡正在发展生产，我要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好。＂
1956年，村里开始筹建小学。李开文带头捐出了家里的一间房子作为临时教室。他还动员村民们一起出力，帮着搬砖运瓦，修建新校舍。到了秋天，学校正式开学，村里的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教室。
时光流逝，李开文始终保持着朴实的本色。每年清明，他都要带着全家人去给父亲扫墓。农忙时节，他仍然和村民们一起在田间劳动。闲暇时，他喜欢坐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听妻子讲述这些年村里发生的变化。十七年的分离，换来了几十年的相守。在这个他深深牵挂的地方，他过上了期盼已久的平凡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