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殊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王殊：历任苏皖边区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华东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教员，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记者，新华社国际部南亚组副组长，新华社驻巴基斯坦、几内亚、加纳、马里、古巴、联邦德国分社记者，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参赞、大使，《红旗》杂志总编辑，外交部副部长，驻奥地利大使兼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准备早点回波恩去，晚上我有时会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自从回北京后，工作太忙，还没有去看看他们。

1972年7月24日晚上，我在一个老战友家里吃饭后，乘公共汽车回新华社西郊的黄亭子宿舍。刚刚下车，外事部的几个同志看到我，欣喜若狂地拉住我的手说：“真是好不容易找到你了。”原来，他们大约在晚上七时接到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找我，有重要事情，务必在晚上九时到外交部大门口，再乘汽车前去。

那时，通讯还很落后，我家里没有电话，凡有事情都要由在城里的外事部派人到宿舍来通知我。因此，外事部几个同志就乘汽车到宿舍来找我，看我家里没有人，又到我可能去的几个同志家里，后来就在宿舍区内一面找一面喊，找了我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决定到公共汽车站去等，一看到我当然非常高兴。

我到外交部大门口已近十时，看到唐闻生同志已等我很久了。我们立刻上车，我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我。我心里感到非常激动，过去除了电影、电视之外，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而且，我一想到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后来又有“五一六”分子的嫌疑，情绪更加激动。

到了中南海，我就被引进了毛主席的书房。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影片中所熟悉的，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沙发和茶几，因是夏天，已换上了铺着席子的藤椅，椅子背后摆着好几只戴着白色灯罩的落地灯，右边靠墙摆着几排装满了线装书的书架。

我走进去时，毛主席坐在他习惯坐的左边的大藤椅里，正在同早已到达的周总理和姬鹏飞、乔冠华、王海容同志谈话。我同毛主席握了手，由于过度激动，一坐下就哭了起来。毛主席递给我一支小雪茄烟说：“你不要哭了，请你抽支烟吧。”我没敢抽，把烟放在小茶几上，想带回去作个纪念。

周总理向主席介绍我，说：“过去在上海复旦大学上的学，学的是英文，长期在国外当驻外记者。”

毛主席笑着说：“我也当过记者，我们是同行。”

后来，有些同志估计，毛主席这句话可能是指他过去编过《湘江评论》，自己当记者跑新闻，也可能是指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给新华社写过不少的消息和评论。

我坐在主席对面的藤椅上，看到主席比过去他在电影、电视上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已斑白稀疏，穿着一条宽大的白色绸衣裤，但精神还不错。他去年底生过一场重病，在尼克松访华前刚刚痊愈，腿部还有些虚弱。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写到他看到主席站起来有些困难，但那时候已恢复很多了。在他身边的小茶几上，放着几本刚看过还卷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

接着，毛主席就同我们纵论起天下大事来。我本来拿出小本子和笔想做记录，总理急忙对我说：“注意听，不要记了，有人会记的。”我没有注意到王海容同志正在记录，就赶快收起了小本子和笔。

主席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议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还在幻想把这股祸水东移。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夺的中心是欧洲。

主席准确地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字后说，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威胁欧洲的安全与和平，欧洲国家太多、太软、太散，应该联合自强起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

他接着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他说，德国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他们发动的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主要的原因都是吃了两面出击的亏。

德国威廉皇帝在西线同英、法军队还处于对峙状态时，第二年就把大量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再回到西线来收拾英、法军队。第三年他又把很多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法军力已大大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大败仗，不得不签字投降，把自己的皇冠也丢掉了。

希特勒也是一样，被初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的时候，又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被两面夹击的境地，连自己的老窝柏林也丢失了，不得不开枪自杀。

中外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有不少。毛主席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援引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对苏联战略的估计，特别是反对两面出击的思想，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毛主席认为，美苏都不会放弃欧洲这块肥肉，争斗将日益激烈，苏联的战略是向西，不会战略东移或挥师向东。苏联之所以在东边做些小动作，是声东击西，麻痹西方。即使苏联胆敢冒险向东，也必将像威廉皇帝和希特勒一样，犯两面出击的错误，最终将遭到失败。

我从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里，感到了他们正在外交上进行的战略部署。在美苏争夺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改善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到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很多国家建交，都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世界上出现了大三角的形势，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2年7月，联邦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施罗德作为外交学会客人访华，探讨两国建交问题。

毛主席、周总理关心的是同还没有建交的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施罗德刚刚访问了北京，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也将在9月下旬来访。周总理向主席简要地介绍了施罗德来访的情况，说西德还有一些右翼人士包括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等也想来。主席说：“我喜欢右派，可以把他们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里谈的，谈得还不错。”

毛主席从国际到国内谈了三个小时，已是凌晨一时多了，周总理提出时间已过半夜，请主席早些休息，大家才告辞出来。我从椅子站起来时，发现我放在茶几上的毛主席给我的小雪茄烟没有了，原来是乔冠华同志把茶几上的香烟都抽完了，正在抽我的小雪茄烟呢。

周总理又在门口右边的小会客室里同我们谈了很久，他给我们看了主席已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要我尽快回波恩去，了解施罗德访华回国后同政府以及各方面商谈的情况。

他还说，现在，日本和西德都有可能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先同联邦德国建了交，对日本会有影响；而同日本先建了交，反过来对西德也会有推动。

我还在这份报告正页的边上看到，周总理亲笔建议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我一次。

我上车离开中南海时，初升的阳光已照亮了红墙，在大街上人们都骑着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上班了。

【来源：《五洲风云纪》

作者：王殊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