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一位名叫徐光英的老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85岁，党中央相关部门专程为他在港治丧。

对此，不少人感到匪夷所思，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徐光英曾是国民党高官，建国前夕定居香港直到病逝，如此身份背景为何能在死后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

党中央的如此安排，足以说明徐光英本人并不简单，曾经我党公开的资料、档案中没有他的任何职务记载，而这也恰恰说明了他真实身份的特殊性。

1898年生于广东潮州，19岁赴法勤工俭学，主修军事，由此，他也有机会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相识，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接受新思想的徐光英，在学业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曾在西班牙深造时取得“陆军博士”学位。

1921年，他成为法国共青团支部发起人之一，第二年正式成为我党一员，主要负责宣传与工运，是为数不多的首批加入我党的青年革命家。

1926年初，结束短暂莫斯科学习之旅的徐光英奉命回到上海参加革命，是第一批中央军委成员，有着良好军事素养的他，自然成为我党领导武装起义理想的组织者、策划者。

从1926年10月开始，他先后参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白色起义，军中地位仅次于叶挺、叶剑英，要说这样一位前途无量且一片赤诚的革命者，为何会在不久后改变初心，导向国民党阵营呢？

相传，徐光英脱党是因为遭到2次严重处分、1次被误解的结果。

第一次遭到严重处分是在南昌起义爆发后，暂代李立三出任汕头市公安局长的徐光英因大力整肃当地社会不良风气而导致3名身为贫民的抢劫者被就地枪毙，由此受到留党察看1年处分。

第二次遭到严重处分是在1927年广州起义爆发后，广东省委将起义失败原因归结为包括徐光英在内的领导人，他也因此被开除出党，后续在党中央决议下得到纠正。

就在两次被处分后，百色起义爆发期间，徐光英受广西政要俞作柏之托购买军用飞机，此事未成且起义失败，他将钱款悉数归还俞作柏胞弟俞作豫，此举却遭到中共广东局高层的怀疑，即便俞作豫事后出面作证，党组织还是认为他当初应该将款项交给红七军，如此误解让徐光英感到心灰意冷。

1930年，前往香港后，他参加邓演达、朱蕴山领导下的“第三党”，正式脱离我党，又在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南宁警备司令等官职，直到1947年再度回到香港。

笔者以上叙述就是表面上徐光英的人生轨迹，看起来，他选择脱党的确是攒够了失望无奈离开的结果，这也是不少人因此质疑他没能坚守初心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有几个重要细节能够从侧面说明徐光英脱党后的诸多选择并不简单。

首先，1947年赴港之前，他已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要职，支持蒋介石到底是很自然的事情，相传，戴笠坠机事件发生后，徐光英是因为洞察世事才果断申请退役，这样的理由难免显得极为牵强。

其次，徐光英当年并没有携家眷一同赴港，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他不可能不清楚将妻儿留在家乡将会有着怎样的隐患，若非没有难言之隐或十足把握，他又为何在离开前专程重修纪念双亲的“念慈园”以及将1岁的幼子托付发妻彭碧吟？

第三，1950年土改运动中，地方政府将徐家定性为“官僚地主”，徐光英病逝后不久，潮州市人民政府又将徐家改为“港澳工商业”，前后反差之大令人摸不着头脑。

唯一说得通的解释便是，当年的徐光英极有可能趁着外界对他不甚友好的风评走上最隐蔽的革命战线，恰恰是外界的那些猜测和误解让他的脱党举动看起来合情合理，这也才能让他的地下工作更为安全和隐秘，至于家人的安排，将他们留在大陆，正是徐光英对党组织无限信任的体现。

而这一切也在多年后邓榕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得到佐证。

“徐光英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友，他是我党最忠诚的战士，也是一位无名英雄，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他的芳名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