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桑代克的猹
编辑 | 桑代克的猹
疏导民众情绪目前来看，受众对我国本土的电影表现出失望的情绪，认为电影制作中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完善，其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影片不够贴近生活，浮在受众的上空。
影片中的角色、剧情等和受众的情感经历、社会生活都无太大关联，这是在我国电影中存在了很久还未能解决的难题之一。
有专家指出“在当今主流生活与现代人们的生活经历来看，影视剧无法发声”。然而在和中国同处于东亚儒家思想文化圈的韩国电影中，我国观众反而更容易感受到与其生活相贴近的经历，从而产生代入感并引起共鸣。
韩国电影能够对我国电影起到替代补偿作用，此情况应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具有非常大的启示作用。
在分析与借鉴韩国影片制作方式的过程中，我国电影人不但要有开阔的心胸，更要有理智的研究，探索到韩国电影受人追捧的核心原因。
腾讯网在2014年8月份提出的《韩国电影产业实地调查》中，将“胆大、艺高、猜不到”用来定义韩国电影制作的秘诀，调查中还提出了“胆大一一不管是政府还是警局或是媒体，都敢骂”这种“标题党”类的表述。
这些表述很有歧义，对于在借鉴韩国影片制作的经验上来讲毫无意义。电影制作要以社会生活现实为总基调，但并不是完全地还原现实:它的制作也不只是为了插入现实事件，而且也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不能表现在挑拨受众的情绪上。
在选自韩国现代民主革命“釜林事件”的影片《辩护人》中，在电影片头，就标注出了“影片根据现实人物事件作为背景，相关剧情皆为虚拟”。
该电影在2010年开机，然而在2009年的时候一些“釜林事件”的当事人就已经被无罪释放，这也成为了该电影制作的法律基础。
影片播出后，在韩国检察院对另外一部分事件当事人重新提审的过程中，这些当事人也并没有因为电影的上映而得到额外关照。可见该影片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观念并不是为了引导社会事件。
韩国从1996年开始不再对影片进行审查，而是开始了电影分级制制度，给电影的制作创造了更加完善的条件。
韩国电影以其密切联系生活、高水准的影片质量与完整的剧情，被观众所喜爱。不过，韩国电影的突出之处并不是因为其“敢骂”，而是它能理解受众的心态，传递积极的精神，引导受众进行理智的思考一一这些才是韩国电影创作“社会现实题材”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侵略对于我国而言，从鸦片战争打破了国门开始，我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侵略下只能被动防御，于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一重视西方文化的实际用途，是当时的中国在整体背景下的态度。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并没有从电影本身的视角来进行了解，也没有意图和能力来了解“什么是电影”，只是把“电影的社会功能有什么?”以及“怎样利用电影?”当作所看重的重点，要求电影要具备社会启蒙与教育的作用。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中国与西方在绘画和影视观念上的差别，给我国电影的“传播-接受”印上了“社会性”传统文化的痕迹一一西方透视法注重从观众的角度去创作情境。
而我国美术的视角则主要是“由国画与我国的戏剧平台搭建而成的形式
与观赏习惯而定的，并不是从某个人的观赏点来立足的，是属于所有观赏者的社会活动。
观众也不只是用眼睛在看，而是也会想到有许多人和他一起在看，所以就会带着一些社会活动的因素去看，这也是在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联想到艺术对现实的作用，也就是艺术对所有观赏者的影响。所以，我国电影制作注重与社会的联系，其中，现实主义设置一直承担着中坚力量。
但过于看重实际作用的功利主义观念，加上对电影自身的了解与分析不到位，我国对电影和社会联系的了解，只是存在于一些普通的社会讨论中，缺少更加透彻的、哲学的心理方面的分析，也就阻碍了我们对那些经典电影制作作品的了解与传承。
例如，对于电影的表演，大多数都以真实度为标准，这样的评价大多都来源于每个观众自己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
然而实际上评价的应该是真实度而不是绝对真实。不过，我国电影制作时的立足点，并不是出于对剧情的精益求精来使得其更加真实一一研究电影形式和心理特征的结合一一这一方面，而是始终停留在电影真实的现实社会阶段。
电影剧情的核心并不是社会现实事件，而是注重影片中对感情和情绪的调节，真实的事件只不过是素材，最重要的是要有能让受众发生情绪波动的“真实感”。
改编自真实事件的一些电影，因为其能够贴近受众的日常生活，所以就能更加顺利的引起受众情绪的波动，但却不一定能达到共鸣。
也许是因为太接近生活，反而使受众难以全部释放。真实的社会是丰富、多义而不清楚的，而剧情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态度进行裁剪、改编、夸张、集中与放大。
剧作家弗朗西斯·马里恩曾就受众对影片的期待提出:“受众希望影视剧可以提供给其现实生活的经验。同时影视剧剧情要有能让其产生情感共鸣的元素。受众喜欢观赏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剧情,并不是完全还原的。
受众想要在电影中发现有趣的事物:受众更愿意在大屏幕上去表达他们想做的白日梦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受众期望的是影片能够让他们高兴的回家”。
就像梦与现实的关系那样的丰富多彩，电影里展现的社会也需要复杂多样。与其他电影工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电影创作在形式与剧情上还不够完善。
电影创作要努力构建一个梦境，就需要避开狭义的“反映现实”的局限，从受众的心理层面着眼，并且要富有想象力，达到对现实题材的转型，扩展电影内容，吸收更多形式的电影内容，为受众圆“梦”
不分级对中国电影发展的掣肘电影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一定的地域、民族、国家的总体文明程度的体现，同时具有一定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则必定是国家民族所主张宣扬的正旋律。
电影受众在许许多多的影片中所受到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非是教条式的，这样的影响是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
但是如果电影总是受到现实利益的限制，就很难达到一种世界的通用性。对此，韩国政府的做法就是让电影作品自行去监管和约束自身的发展，而在电影政策等大方面的掌控则由政府亲自负责。
这么做不仅能够使电影创作保持自由开放的环境，还能促使电影行业市场始终处于一种良性的竞争中。因此韩国才可以创作出那些不但真实地表现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引导受众和执政者针对这些社会弊病来反思自身发展的优秀影片。
而我们国家政府不但要负责电影政策等大方面的掌控，还要肩负起约束和监管的重任，这也就决定了政府在电影市场中的角色是决策者。
这样做虽然在某些方面来说对于电影的宣传有推动作用，但也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搞活，来使电影市场的竞争更加良性。
韩国现实题材电影的相同特点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影片中尽管也有坏人坏事的镜头，但却不是电影的重点。
社会上总是存在着罪大恶极的坏人，而我们需要做的是要制定完整的处罚坏人的制度，这样才能达到警戒效尤、伸张正义的效果。
《熔炉》《素媛》等现实题材电影将韩国的法律制度定为了批判的对象，其中一些电影批判对坏人的惩罚力度过轻，另一些则批判司法机关枉法。
展现基层大众生活的不幸与艰难，为弱势群体发声，韩国电影这种对社会上存在的罪恶和不公平真实地再现以及质问，都表达了韩国电影产业的社会与历史担当。
我国当前的影片审核制度非常严格，所以编剧与制作人在创作剧本时要避开很多的雷区，例如性、暴力，特别是政治敏感话题等。
如果被禁播，不要说赚钱了，连本金都会搭进去。于是，创作者们有了太多的顾虑，编剧及制作人的创作就难以提升,前怕狼后怕虎致使许多想法都胎死腹中,许多很好的现实题材难以及时地被表现出来。
所以韩国的影片能够有现在这么好的市场并不是偶然性的，最根本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个国家的影片创作氛围不同。
韩国的影片没有被禁播的威胁，政府取消了事先审核的体制，所以电影被创作出来后才会进行分级，因此不管什么故事、什么题材都能被编剧及制片人大胆的引入到影片中。
而我国在现在这一阶段中，所创造出的影片都只是为了讨好受众，娱乐综艺性太强，影片中并没有什么是值得学习与反思的，要说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也就是商业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