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驿兵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时任龙武大将军、禁军最高指挥官的陈玄礼，但很少有人认为他是兵变的主导。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犯罪的有利原则。
兵变最有利于谁？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无疑是北上灵武称帝的太子李亨，亦或揽四方章奏、军符于一身的李辅国，反正不是陈玄礼。
兵变之后，陈玄礼还是跟随玄宗入蜀，玄宗回銮之后，被软禁于兴庆宫，他却依然和高力士侍奉左右，不离不弃。迁宫事件之后，一代雄主被一个太监欺负得无以复加，高力士大声叱责李辅国，史书中虽然未见载陈玄礼所为，但仅仅几天之后，他就被逼着辞官归家，很快就病死了。
可以说，陈玄礼未从马嵬驿兵变中捞取哪怕一丁点儿利益，所以现在的主流观点就成了：李亨通过李辅国联系了陈玄礼，反动了兵变，他才是兵变的“幕后主谋”。
但这里有几个问题难以解释：
第一，史书中明确记载，是陈玄礼主动托东宫宦官李辅国，向李亨转达了兵变的设想，而李亨的反应是既不反对，也不赞助，模棱两可，犹豫不决。
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作为玄宗之后的继任皇帝，笔头无疑掌握在肃宗手里，如果他真是诛杨国忠的主角，如此大功何必遮遮掩掩？诛佞臣重塑大唐难道是错误的？
从立场上讲，李亨为了给自己得位合法性辩解，增添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功绩和威望，也应该极力给自己涂脂抹粉。
所以小编大胆推测，李亨对于发动兵变，诛杀杨国忠不是模棱两可，而是持反对意见。是史书以春秋笔法，给他做了适当的“修饰”。
第二，李亨凭什么说服陈玄礼？
如果李亨是主动有预谋的，他说服陈玄礼发动兵变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是荣华富贵，陈玄礼会不跟着北上吗？他后来会如此对待立下辅弼之功的大功臣吗？如果是以大义说之，在玄宗的常年弹压下，一直战战兢兢的老太子会如此幼稚吗？要知道李隆基可是一个果于诛杀了三个亲生儿子的狠人。
以李亨的性格，怕是很难敢于主动挑战父皇的权威，更何况要以如此幼稚的借口、冒如此大险，说动兵变之人。
所以，李亨是主谋站不住脚。
当然，还有人臆测说，杨国忠之死，甚至杨贵妃之死，根本就是玄宗本人的意愿。
这更是无稽之谈，不说他与杨贵妃的感情，就是从切身利益来说，也不可能。杀杨氏兄妹，对于他的权威有百害而无一利，况且他去投奔的蜀地还是在杨国忠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一开始选择奔蜀就存了保全杨的心思。
所以，兵变的主导就只剩下了两个可能，一是主持军务的陈玄礼，二是禁军士兵。
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落在陈玄礼究竟能不能控制住禁军将士上。
虽然奔蜀是被逼无奈，但玩惯了政治的玄宗还是为这次逃亡做了充足的准备。
天宝十五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李隆基紧急召见宰臣商量对策，杨国忠力主西迁。
放弃首都西迁，玄宗内心是不愿的，无论如何，这都是丧权辱国，但他别无良策，其他宰臣也拿不出好办法，所以紧急召开的朝会不了了之。
次日，百官再次被招到朝堂议事。杨国忠痛哭流涕，与会者唯唯诺诺，还是没人提出可行的建议，会议再次以失败告终。
然而时间不等人，长安将不保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士民们慌乱不堪，收拾细软，携妻带子，纷纷离开长安，各寻生路去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于是杨国忠又频频催促韩国、虢国夫人入宫，劝玄宗同意西迁。
这时的玄宗其实心里也明白，走是唯一的一步棋，但如何走、怎么走才是需要考虑的，所以，任凭两夫人怎么劝，他依然不动声色。
十一日，玄宗照常上朝，前来的官员仅有十之一二。散朝后，他登上勤政楼，宣布亲征。
当然，明眼人都知道，亲征不过是稳定人心的权宜之计，实际是为西迁赢得时间。
接下来，玄宗又做了一系列的安排，他暗中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负责西迁事务；京兆少尹崔光远升京兆尹，充西京留守；边令诚掌宫闱管钥。
为遮盖行迹，他又宣布，是剑南节度使颍王李璬将赴镇，让川蜀做好迎驾准备，安排好行宫。
这些事项虽然重要，但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扈从人员。
玄宗选择的是他的第一亲信、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陈玄礼受命整顿大军，他厚赐将士们钱帛，然后从三万禁军中精选出九百多人组成了护卫队。
陈玄礼从诛杀韦后的唐隆之变开始就追随李隆基，后掌禁军达 45年，而且从未变过，他对禁军的熟悉、掌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禁军子弟待他如待父兄。
试想如此一个人，从自己的子弟兵中优中选优挑出来几百人，听命于谁？即便一路之上，风餐露宿，食不果腹，对玄宗自毁长城稍有怨言，至于非要发动兵变，裹挟皇帝，冒此奇险吗？
退一步讲，即便他们不顾陈玄礼的军令，出于义愤，要诛杀杨国忠，但起码要有一个领头之人吧？但遍观史书，除了陈玄礼在其中左右呼和、前后奔走，再未有其他有名有姓的将领见诸于史册。
冒着杀头的风险，又没有任何的利益，完全出于公心，出于义愤，九百人如同一人一般，在没有头领的情况下，自发的发动兵变，这可能吗？
所以，只可能是陈玄礼，只有他有能力煽动，甚至是控制禁军将士发动兵变。
那么在没有任何利益的情况下，陈玄礼为何要主动发动兵变？这就不得不提他的为人了。
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几乎每一条都说明了他是一个果敢、忠义、以国家为重的贤臣。
大多数人对唐隆之变的印象是——李隆基摧枯拉朽般诛灭了韦氏，显得那么轻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韦后弑杀中宗以后，并没有径自走向帝位，而是立了少帝李重茂，由她自己摄政。此举无疑是明智的，所以十数天之中，各方面都井然有秩，没有出现什么骚乱。
然后，就是紧抓兵权，韦后宣布亲领天下兵马，由从兄韦温实际执掌，并负责守护宫禁；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韦温从子韦播、族弟韦瑞、外甥高崇典领左右羽林军、飞骑和万骑。
同时，又派出韦氏集团的骨干纪处讷、张嘉福、岑羲等充任宣抚大使，分头前往关内道、河北道、河南道等地，宣扬韦后的恩德。
虽然都说韦后政治智慧低，但这一套组合拳下来，还是掌握了天下的兵马，垄断了朝中要职，控制住了大局。
故而，李隆基面临的，不是摧枯拉朽，而是赴汤蹈火。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万骑果毅都尉的陈玄礼还是毅然投靠了李隆基，并表示可效死命。
等到六月二十日夜，发兵举事前夕，一直跟随李隆基左右的家奴王毛仲，却认为此举胜负难料，恐遭杀身之祸，找了一个借口躲开了，“避之不入”，政变后“数日而归”，虽然玄宗不责，“又超授将军”，但足以看出唐隆兵变的不易。
而反观陈玄礼，一直都很坚定，他与葛福顺领万骑攻玄武门，突入军帐，立斩韦播、韦瑞、高嵩，并将他们的首级进呈李隆基。
所以，从玄宗继位起，陈玄礼就深受信任长达45年之久，即便中间王毛仲、葛福顺等因志得而骄、“交构将相”被诛，他也未受到丝毫猜忌，甚至一直宿卫宫中，一路升官至正二品的禁军龙武大将军，可见其为人是深得李隆基之心的。
而且，陈玄礼并非事事唯上，《新唐书·陈玄礼传》记载，他淳朴自检，严守宫禁，多次劝诫玄宗。李隆基曾想到虢国夫人家里去，他劝谏：“没有宣谕敕令，不可轻去。”玄宗乃作罢。
后来在华清宫，正月十五夜，李隆基准备去游玩，他又劝谏：“宫外旷野，毫无准备。陛下如果一定要出宫，希望能在京都市内。”
皇帝亦不能改其志，于是乃罢。
史书还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陈玄礼就打算在京师诛杀杨国忠，可惜没能成功。
所以，到了马嵬驿，掌管禁军的陈玄礼，利用兵士诛杀杨国忠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样前后就串起来了：
六月十三日清晨，玄宗车驾行至马嵬驿暂息。
将士们疲惫不堪，饥饿难当，陈玄礼敏锐的察觉到军心有所不稳，若不加以引导，必出大乱，于是为了保证玄宗的安全，也为了减轻叛军以诛杨为口号的压力，决定将人人切齿的杨国忠，作为军士们泄愤的对象。
为了事变成功，他并没有向玄宗汇报，而是选择了与杨国忠一向不大对付的太子李亨。有太子的支持，既可以师出有名，又可以对玄宗有所交代。
但李亨却因惧怕父皇，选择了置身事外。
陈玄礼不愿听任事态恶化，也不愿放弃为国诛贼的机会，于是决定由自己出面，来领导兵变。
随即，他率众将士涌出驿馆，开始行动。
结果，恰巧遇上随行的二十几个吐蕃使者，因饥饿难当，在驿站门前，围着骑在马上的杨国忠求食。
陈玄礼趁机命将士们高喊：“杨国忠和蕃人谋叛”，然后放箭射去，一箭正中杨的坐骑，杨弃马逃入西门，军士们追上，将之杀死肢解，然后枭首示众。
杨国忠亲戚，杨党重要成员魏方进欲制止事态发展，赶来斥责兵士：“尔辈怎敢害宰相？”也被一刀捅死。
副相韦见素出外巡视，遭到乱兵挝击，血流满面，忽然人群中有人高叫：“勿伤韦相！”他才幸免于难。
如果陈玄礼控制不住乱兵，又怎会因为一句话（很有可能就是陈玄礼所喊），就让杀红眼的兵士放其一马。
韦见素虽是杨国忠所提携，但更是玄宗的人，玄宗入蜀后，他就被派去肃宗阵营，名为效力实为监视，结果备受李亨冷落。
如果是李亨主导，对于韦见素自然是杀之后快！
如果是乱兵无人节制，又怎会放过明显是杨党成员的副宰相？
这些细节，无一不说明，马嵬驿兵变的主导就是陈玄礼，只是因为他是出于公心，无私利，才让我们这些喜欢以阴谋论论事的人偏离了方向。
至于说后来，陈玄礼违背玄宗意愿，杀杨贵妃，完全是出于自保而已，或者是为了不让跟随他兵变的士兵流血又流泪，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玄宗为何不事后追究陈玄礼，则更好解释。
其一，陈玄礼追随玄宗40多年，玄宗对他知之甚深，马嵬坡完全谈不上背叛。
其二，玄宗还需要陈玄礼的保护，在威望尽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其三，陈玄礼的所做所为，上应李亨，下顺民意，即便他愿意交割兵权，玄宗也动不了他。
其实，最关键的就一句话，玄宗已经彻底失势，肃宗继位后，陈玄礼、高力士是极少数愿意留在玄宗身边的老臣。
这样的人，玄宗为何还要杀他？嫌自己不够失势？不够孤独吗？
所以，刘禹锡才在《马嵬行》中说陈玄礼是诛佞幸的首功之臣，现代学者白述礼、周忠泰更是在自己的著述中称赞陈玄礼是唐朝的贤臣，他本人及所统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应予以褒扬、称赞，让他们名垂史册。
就不要让这忠义之举再旁落他人，陷入阴谋论之中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