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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春天，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处。一位老人拄着拐杖缓缓走出铁门，迎接他的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群欢呼的亲友。他叫文强，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裔，也曾经中途叛投国民党，成为军统局的高级将领，同时还是毛泽东的表弟。这位身份颇为传奇的战犯，今天刚刚结束了长达26年的牢狱生活，重获自由。

在得知特赦的消息时，自认心早已枯死的文强突然变得感伤了起来，在狱中的最后时光，他挥毫写下了一首七律诗《顽石点头难》：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转眼26年过去，其实文强抗拒改造的烈度并不如黄维那般强烈，为何他偏要摆烂到最后一批才被释放？对于这个问题，不仅他的表哥毛泽东很在意，他往日在黄埔的老师周恩来也对他有些责怪之意。

可对于这个问题，不管谁来问，文强却总是三缄其口，即便出了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也还是孤独的。

出狱几年后，不管是国际局势，还是文强的精神状态，都已经好了不少。许多来自海峡对面的故人也趁这个时候找上了他叙旧。其中就有文强曾经的学生蒋志云，那时他已经是台湾的“国大”代表了。

在两人会谈时，蒋志云曾向文强透露，其实他在狱中的“抵抗”，对岸都是知道的，给文强安排的工资也一直没有停，十几年下来，余额已经高达100万美金了，言语中满是劝谏之意。

可文强听罢，也只是苦笑一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1907年，文强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是文天祥的23世孙，也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他从小就受到父亲文振之的影响，对革命事业怀有浓厚的兴趣。1925年，在毛泽东同学夏曦的介绍下，他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在那里，他结识了林彪、周恩来等革命同志，是林彪的班长，还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担任过伴郎。1926年，受到其他的邀请，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在黄埔军校期间，文强参与了北伐战争，与其他革命党一起推翻了北洋政府，为国家的统一和民主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共合作的局面很快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打破。文强在这个关键时刻，毅然选择了退出国民党，坚守了共产党的信仰。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为首的南昌起义，与众位革命同志一起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建立的曙光。

文强早期的这段革命岁月，是他人生中最辉煌和最激情的时期，他与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有着血肉相连的亲情和战友情。如果以常理而论，文强当然会一直这么坚持着走下去，然而，在他遭遇到一些过背叛和困境时。往日曾貌似信仰过的事物，却终被他所舍弃，如此脆弱的信仰，在命运的十字路口随风摇摆，结果还是飘落到了国民党一方。

在南昌起义后，文强随贺龙部队南下至香港。在那里，他偶然重逢了黄埔军校的同窗廖宗泽，廖宗泽帮助他重新找到了共产党组织。此后文强在四川负责了23个县的革命工作，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因为曾经被捕的经历而遭到了罗世文等人的怀疑和处分。

文强对此感到极度不满和愤慨，认为是组织冤枉了他。1931年底，文强终究耐不住怨气，擅自离开了四川。他本想前往上海寻找周恩来申诉，可却未能找到联系方式。四川省委方面在确认文强擅自脱队后，也自然将其开除了党籍。

失去了共产党的身份和保护，文强孤身在上海流浪无依，就这么熬过了一个孤独的春节。1932年初，或许是机缘巧合，他在上海再次遇到了廖宗泽。不过相对于前一次，这次的廖宗泽已经投奔了国民党，并且深得军统头子戴笠的信任。廖宗泽看到文强的困境后，便向戴笠推荐了他，并说服文强加入军统局。文强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接受了廖宗泽的建议，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自己在国民党军统局的工作生涯。

文强在1935年加入军统局，得到了戴笠的赏识和信任，官至中将。他在军统局主要从事策反工作，利用自己曾经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试图收买、利诱、威胁、暗杀共产党人员，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被他策反过的人有许多，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张国焘。

文强在军统局的工作也涉及情报分析和判断。曾经根据情报资料，文强曾作出过日军将大举进攻珍珠港的惊人判断，并向戴笠报告。然而，戴笠并没有重视这个情报，即便上报给蒋介石之后，蒋介石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介石认为日本根本不敢与美国挑起战争。当然，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如今大家自然也都知道了。

文强在军统局的工作当然也涉及抗日战争。在1942年2月，戴笠派赴文强以秘密身份抵达太行山进行情报工作，对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他在那里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一些合作和交流，也与一些共产党人员有过接触和对话，例如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等等。

军统局的工作自然也并不算安全，文强本身其实不论对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不算忠诚，再加上曾经因为与戴笠发生了一些分歧和矛盾，遭到了戴笠的怀疑和打压。在身份暴露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自然也将其列入了暗杀对象，多次遭到刺杀和暗算，更不用说日本人的追捕和拷问了。毕竟，谁都不会相信一个曾经背叛过的人。

1948年9月淮海战役时，应杜聿明的邀请，本来作为文职的文强，来到了徐州担任副总参谋长。在这里，他见证了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溃败和崩溃，黄百韬、黄维等高级将领一个接一个被歼灭或俘虏。1949年1月9日，绝望的杜聿明本想带部队从徐州突围，作为参谋长，文强指挥着部队赶到既定地点集合。然而，杜聿明作为长官，却还没等到文强赶到，就已经逃到了黄庄户方向。等文强带领集结后的部队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早已不见了杜聿明的身影。

文强先前一直在军统等情报部门工作，危险归危险，但这种国民党“传统艺能”，他可还是头一次亲身体验。眼看前后孤立无援，他的警卫建议他还是化妆逃跑为妙，这在当时可是国军将领必修技能。

不过在巨大的力量差距下，任何取巧都是无法成功的，文强一行人虽然躲过了一夜，但等天刚刚亮，就立即被巡逻队发现了。见到有敌人，文强下意识想要掏枪，结果却发现自己的警卫已经趁着黑夜偷偷摸走了他的枪。结果到了现在，他就算想自杀也不成，文强飘零半生，没想到就连最终被捕时也不由他自己做主。

文强在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后，被送往了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与杜聿明、黄维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关押在一号楼。作为反动派和军统特务，外加曾经叛党的经历，和参与了多起反革命活动和暗杀计划，文强基本对生还不抱任何希望。

他始终认为，自己早晚是要被处死的，不管我党方面如何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文强都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不配合解放军的工作。由于曾被冤枉过，文强直到被捕时还抱有怨恨。

文强在狱中也有一些战友和朋友。他与杜聿明、黄维等狱中的改造“顽固派”国民党将领相处得比较融洽，经常一起聊天和打牌。他也与一些看守和医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和帮助。

文强在狱中的心态也有了一些变化。他从最初的抵抗和不服，逐渐转变为接受和认罪。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国民党军统局的工作是错误的，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成就和贡献也有了一定的肯定和尊重。当然，这主要也是因为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伟大胜利所导致。

此后，他也开始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新中国的建设和改革表示了祝福和支持。他还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写了悔过书，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敬意。

文强在狱中26年后，终于在1975年3月获得了特赦出狱。这是在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上通过的决议。文强出狱后，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拒绝了台湾国民党给他留下的100万美金，选择留在大陆，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文史专员、黄埔同学会理事。还在晚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出狱后的十年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直到198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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