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通信软件，WhatsApp在2019年成立之时承诺将不会售卖用户个人信息——在Facebook收购时仍重申这一原则。但在2021年1月，WhatsApp开始更新软件使用和隐私政策条款，告知并引导用户接受新条款。按照新条款，WhatsApp可以和母公司共享用户数据，包括电话号码、手机识别码、用户互动、支付数据、缓存文件、IP地址、浏览器记录、移动网络、时区和语言。事实上，WhatsApp和Facebook在2016年就开始了信息共享。2021年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用户无法拒绝接受新条款：如果他们选择不接受，软件功能就会降级以至于无法使用。
WhatsApp的故事只是体现大型科技公司广泛负面影响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垄断的市场地位如何使数据提取水到渠成，用户只能使用没有自主选择权或没有正式问责机制的平台。尽管这类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其负面影响却在南方国家日渐加剧。
但是，科技公司为应对这类挑战在南方国家的投入与在美国的相比相形见绌。根据内部文件，Facebook将其应对虚假信息的全部预算的84%分配给了美国，尽管该平台不到10%的用户来自美国。毫无意外地，Mozilla基金会近期发现TikTok、Twitter、和Meta在肯尼亚总统选举期间违反了多项地方选举法。就在2022 年巴西总统大选前几个月，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将包含虚假选举信息的广告提交测试，所有这些广告都通过了测试，而它们并不符合Meta的选举广告政策。全球见证在缅甸、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
科技公司经常声称，用技术专家所说的“低资源”语言捕捉错误和虚假信息更难，声称他们需要更多的语言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所谓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该行业在非欧洲地区的投资不足。在肯尼亚的例子中，Meta系统既没有发现斯瓦希里语的也没有发现英语的仇恨言论——证明“数据不足”的归因并不正确。同时，大型科技公司的内容审查员大部分位于南方国家，许多人在糟糕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这一令人担忧的局面促使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将大型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描述为一种数字殖民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主要以美国为基地的科技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像前殖民国家一样运作。在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这些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他们将一小群主要由白人、男性和美国软件工程师设计的社会实践制度化，破坏了他们所扩展到的社会的自决权。就像过去的殖民者将所有行为归结为所谓的“文明”一样，科技公司以“进步”“发展”“人际沟通”“行善”理念为行为的出发点。
但是，哪里有不公正的权力，哪里就有反抗。世界各地的活动人士对数字殖民主义的兴起做出了回应，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数字正义愿景。从呼吁问责制、推动政策和监管改革，到开发新技术和吸引公众参与这些辩论，南方国家的数字权利团体正在为每个人指出一条通往更公正的数字未来的道路。
策略一：找到一种语言
对任何人来说，数字权利的辩论似乎都很深奥，但考虑到美国从业者的巨大影响力，这些辩论对于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三的人尤其不透明，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并且其母语中缺乏讨论这些议题的现成术语。内罗毕作家和活动家南贾拉·尼亚波拉（Nanjala Nyabola）正着手解决这一挑战，她发起了斯瓦希里语数字权力项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能在自己的社区，按照自己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就不可能有包容性的、民主的数字政策议程。
尼亚波拉的灵感来源于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的反殖民主义作品，他呼吁用非洲本土语言写作。从去年开始，尼亚波拉与来自非洲东部各地的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人士合作，为数字权力与科技领域的关键词提供斯瓦希里语翻译。这项合作中的一部分工作是对接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报道的地方和国际媒体，推动这些媒体在报道技术问题时使用斯瓦希里语词汇。此外，尼亚波拉及其团队开发了一套识字卡，分发给该地区不同学校，在图书馆里出售，这套识字卡还可以在网上获得。
斯瓦希里语数字权力项目的力量在于它的简单性、协作性以及它易于复制的事实。项目的核心理念是人们有权获得塑造他们生活的背景知识。如果数字权力倡议要在全球范围内让尽可能多的人获益，就有必要开发许多这样的词典。
策略二：抓住公众舆论
塑造公众舆论在改变政策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也许没有比2015年印度活动人士领导的网络中立运动更好的例子了：网络中立的原则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应该允许用户访问所有网站和程序，取消干涉或优待服务。
Facebook在2013年推出了Internet.org，后来更名为Free Basics，旨在通过Facebook控制的门户网站为全球用户提供一系列免费的在线服务。
碰巧的是，Free Basics在2015年进入印度时，一场关于“零费率”1的争论正在兴起。当时，几家电信运营商急于引入“零费率”业务模式，数字权力活动人士则谴责这违反了网络中立性。当地活动家、程序员和政策专家发起了“拯救互联网”（Save the Internet）运动，强烈抗议该项目。在他们的网站上，播放着一个印度喜剧群体All India Bakchod就网络中立性进行解说的视频；这条视频迅速走红，点击量达到350万人次。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活动人士就网络中立性的解释与Facebook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高度公开的斗争。他们就自决权价值、保护当地企业和抵制外国公司提取数据等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
这场运动遭到了公司的强烈抵制。当活动人士组织游行，Facebook在地方报纸上刊登广告；当活动人士在Twitter和YouTube宣传时，Facebook买下了全国的广告牌；当活动人士得到网络上不同国家的数字权力倡议组织支持时，Facebook组织了一次“自发的”伪草根运动，邀请用户发送预先填写好的信息给印度电信监管机构，表示支持Free Basics。（大约有1600万用户发送了信息。）但是最终，公众运动还是成功了：印度监管机构决定支持网络中立，禁止“零费率”，相当于把FreeBasics“赶出”国家了。
策略三：跨阶层、跨国组织
在大型科技公司内部，组织工会也成为了变革和问责的可行途径。2018年，超过20000谷歌员工罢工，抗议薪酬不平等和公司对性骚扰的处理。2020年6月1日，数百名Facebook雇员拒绝上班，反对公司对特朗普发布的煽动性帖子置之不理的决策。如今科技组织的成员范围已经超越了白领总部，延伸到了苹果门店的零售工，以及亚马逊仓库的分拣和包装工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扩大对“技术工作者”的理解。
阿德里安娜·威廉姆斯（Adrienne Williams），米拉戈斯·米塞利（Milagros Miceli）和蒂姆尼特·格布鲁（Timnit Gebru）最近呼吁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炒作背后的跨国工人网络，或者人类学家Mary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Siddarth Suri所说的行业普遍存在的“幽灵工作”。这些人包括内容审核员，也包括数据标签员、送货司机，甚至聊天机器人模拟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南方国家，在剥削和不稳定的条件下工作。这些不稳定工人的抗议成本远高于硅谷高薪技术工人。这正是为什么威廉姆斯、米塞利和格布鲁认为，技术问责制的未来取决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员工之间的跨阶层组织。
以丹尼尔·莫通（Daniel Motaung）为例。2019年，作为一名刚从南非大学毕业的学生，他接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成为Facebook分包商Sama的内容审核员。他被调到肯尼亚，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然后被告知他将审查的内容类型。莫通工作时薪2.2美元的工作要求浏览源源不断的内容，他的一位同事称之为“精神折磨”。当莫通和他的一些同事组织工会，要求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包括心理健康支持时，他们受到了恐吓，莫通被解雇了。
尽管这次组织工会的努力失败，莫通的故事却广为人知，并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他的行动表明低薪工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通过这些努力和其他许多努力，全球数字权利倡导的未来正在书写之中。一些人抵制科技力量；其他人则开发替代方案。然而，要想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些工作需要持续的资金、制度化和国际合作。
数字权利倡导的“全球”维度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必须被有意识地精心培育。罗汉·格罗弗（Rohan Grover）对该领域知名年度会议RightsCon2（可以说是全球数字权利团体最重要的活动）的分析中指出，主办会议的组织中有37%来自美国，而自称“国际”组织的则有49%是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
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包括采取创新形式的基层支持和资助——但通往更公正的数字未来的道路已经变得明晰。南方国家初具雏形的策略核心是强调联合集体力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他们指出有必要对大型科技公司内外施压，从城市到这些科技巨头所谓的边远地区，从政策制定者、律师、记者、组织者到广泛的科技从业者。最重要的是，他们说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群众领导的运动，推动科技对每一个人负责。
【名词解释】
1.“零费率”
零费率，亦被称为免计费（toll-free）或赠送数据量（sponsored data），是指移动网络运营商（MNO）、移动虚拟运营商（MVNO）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不向其用户收取在其网络上使用特定应用或互联网服务所产生数据量之费用的行为，不论其用户使用的是无限量，还是计量的数据方案。
2.RightsCon
RightsCon是由商界领袖、活动家、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记者、慈善家、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组成的全球社区，探索在数字时代促进人权的机会。2022月6日至10日，关于数字时代人权问题的重要全球会议——2022年人权峰会在网上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