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生于1946年，今年76岁。他的身上背负的最大的名头，是“教育部统编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

其工作经历如下：1964年广东紫金中学毕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期间经历了“文革”；1970年毕业，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委当秘书，曾长期在农村工作和劳动。他不属于毛泽东所说的“三门干部”，青少年动荡而艰难的生活，以及大学毕业后基层工作的经历，对温儒敏后来的治学是有潜在影响的。转向学术的契机出现在1978年，温儒敏通过了“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学者王瑶读硕士和博士。从1981年起，温儒敏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2011年退休，刚好30年。他实际上是退而不休，仍然担任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同时又受聘为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笔者之前也算是一个喜欢阅读文学读物的人，一度时期，也订过《文艺报》。温儒敏号称研究现代文学，就是五四以来到建国前的文学，但是对他的名字几乎未曾听闻过。

而同是北大的文学研究者钱理群、陈平原都曾有所听闻，且关注过他们的学术著作，但几乎与他们一前一后出道的温儒敏竟然一无所知。

研究现代文学，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不知为什么，竟然被委以主编教材的重任。

也许这与他的学术观点不疾不徐、人畜无害有关，编教材，不能太激进，也不能太守旧，温儒敏的四平八稳的研究风格、八面玲珑的学术观点以及模棱两可的论述文风，秉持了中国人最喜欢的“中庸之道”，汇聚成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缺少争议，从而把编教材的这个大业，遗漏给了他。

教材毕竟面对的是孩子，一般情况下，教育相对而言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很少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即使有所非议，也会局限在相当狭小的领域内。

但这一次，温儒敏却在数学教材事件之后，发表了一通预警论，走入热议中心，但他的不适当的发声，却引来了公众的围观，由此，让他一直很得瑟与骄傲的新版部编本教材，跳入公众的视线中，由此，也把温儒敏一直悄无声息在教材领域里的一些匪夷所思的做法，暴露在公众的审视目光中。

而温儒敏的学术研究，也引起了社会各方人士的关注。本来他的文学评论研究，属于一个冷门的领域，可能只在学术圈子里，相互耳闻，辗转知道，但一旦被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才发现，儒敏温被捧上天的学术思想，竟然是如此的浅薄、空洞、浮云。

这就是《文学自由谈》三月号杂志中重点推出的《温儒敏的学问之殇》一文告诉我们的如同“皇帝新衣”里的孩子的一声发声的背后资讯。

这篇文章，对儒敏温的方方面面，可没有施以好颜色，看看文章中的几个标题：

1、“消费北大”的拼凑之作；

2、“总主编”成了商业符号？

3、照本宣科的鲁迅研究；

4、天花乱坠的海侃神吹；

5、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

这个五大点，几乎像骆宾王的那一篇檄文，擂起了战鼓，吹起了飓风，祭起了霹雳，将温儒敏的学术研究，撕开了表皮，露出了内里，绽放了本质。如此尖锐与不留情，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也觉得瑟瑟发抖，浑身胆寒。

《温儒敏的学问之殇》并不是捕风捉影，无风起浪，全文引用了确凿的事实，把温儒敏的学术之殇，给罗列得甲乙丙丁，条理分明。

比如在“捕风捉影的信口开河”的一节中，文章抓住了温儒敏在研究论文中匪夷所思的“大意失荆州”，使人怀疑，温儒敏在常识性上所犯的错误，怎么能够支撑他的深度的学术研究，又怎么能保证他推出的一套教学理念能够助益中国当下的语文教学。

《温儒敏的学问之殇》一文指出：

——我简直不敢相信，温儒敏作为曾经的北大中文系主任，他的学术研究何以会屡屡发生“雪崩”？他的学术文章多有经不起推敲之处，甚而会把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搞错，令读者啼笑皆非，如：“据说英国人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是极而言之，说明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物对于民族精神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对经典的歪曲亵渎是一种文化病象》）

英国人说过“宁愿失去英伦三岛”这样的话吗？所谓“英伦三岛”就是他们的祖国——英国的别称，哪个英国人愿意接受失去祖国的结果？至于“不愿失去莎士比亚”的说法，系出自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的代表作《论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5月版）。在该书的第三讲《作为诗人的英雄但丁、莎士比亚》中，托马斯·卡莱尔说：“请大家设想，如果有人问我们，你们英国人是愿意放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愿意放弃你们的莎士比亚；永远失去印度帝国呢，还是永远失去莎士比亚？……我们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印度帝国总有一天会失去，而莎士比亚却不会消失，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决不能舍弃我们的莎士比亚！”——

可以看出，温儒敏不求甚解，张冠李戴，炮制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据说”。

《温儒敏的学问之殇》抓住这一点，进入了深入剖析：

——温儒敏大概没读过托马斯·卡莱尔的这本书，也不知道这段话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据说”的，大概率是一种想当然的猜测。如果稍微有点谨慎的态度和逻辑判断，或者说稍微有点英国历史文化知识，就不会相信英国人会有“宁愿失去英伦三岛”的想法。

但温儒敏毕竟是“总主编”，千千万万的中学师生，或许会把他的话当成千真万确的知识，甚至当成“金句”牢记在心，广泛传播——还真有这样的事：有人参加一个有关教材的培训，对温儒敏的报告大为推崇，并很快将自己的学习心得晒到网上，称“学习后发现其中不乏‘金句’，亦不乏‘干货’，读之令人沉思”云云。

为此，我想给温儒敏先生一点建议：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话是到处都可通用的“全国粮票”；不要成天忙于好为人师，把自己的读书经验当作人人都必须掌握的“秘笈”，而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大力推广。……”按照《温儒敏的学问之殇》这样的思路，我们继续深入一步，在温儒敏的鲁迅研究中，同样可以发现，他也是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

比如，在温儒敏的论文《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中，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乱套鲁迅的文学作品，从而把鲁迅笔下的一个现实社会的情境再现，非要拉扯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

在温的《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一文中写道：

——又如《阿Q正传》中写阿Q见到男女在一块就忍不住丢掷石块的那种变态心理；《肥皂》中写伪君子四铭对女叫化子的那种下意识贪欲，等等，当然主要赖于作者对生活现象的观察，但其剖析之深，恐怕也是运用了弗罗依德学说的。这些尝试表明鲁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中有过各种探索，包括对弗罗依德学说乃至心理分析派理论的探索。——

对这一点，温文也不敢确定，小心翼翼地用了一个“恐怕”一字，说明这不过是他的臆想。

到了下面，温文便偷换了概念：

——《阿Q正传》和《肥皂》也毕竟只是在作为作品内容的个别具体的变态性心理分析描写上用了弗罗依德学说，而并非依靠这种学说在解释或指导整个创作。更要看到的是，在经过反复探索尝试之后，特别是到译介厨川著作那时，鲁迅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不能单纯用弗罗依德学说来解释文艺……——

这里确凿无疑地声明“用了弗罗依德学说”。从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眨眼之间，便换了一个肯定的语句，相当于把一个“假设判断”，瞒天过海地换成了一个“肯定判断”。

其实，鲁迅一直凭着一个作家的直感，对弗洛伊德理论表示过浓重的怀疑，比如，在杂文《听说梦》中，鲁迅写道：“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

可以看出，温儒敏对文学的研究，充满着臆测之想，并没有独到的能够洞彻创作心理的真知灼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他对他研究的文学对象，并没有入门，自然也不能够解释复杂的文学创作现象。

在编写教材的时候，他同样对接受教育的学生心理缺乏了解，从他提出的“连滚带爬”的阅读方式，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叫“连滚带爬”的阅读方式？就是让学生阅读现代文“每分钟不少于500字”，这属于什么概念？就是让学生每秒钟读8.33个字才能达标。

温儒敏想当然地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学生必须广泛阅读才能提高语文水平，意思是让学生在课外多阅读。但现在学生任务如此繁重，孩子把当天的作业做完，已经昏昏欲睡，再让孩子去读课外读物，以此提高学生的阅读量，不过是压向孩子的又一座大山。

在温儒敏的眼里只有语文一课，而看不到孩子还要接受其它的课程。而温儒敏的教育理念，竟然是过去私塾教学方法，所以现在的课本里充斥着大量的古文，意图让孩子先背诵下来，以后慢慢理解。

要知道，现在的孩子不是像过去的私塾教育去考状元，走的是一条八股文定乾坤路线，学生的培养目的，更应该把语文作为一个工具，能够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有用之才。

民国教材

一味地强调私塾读书方法，是对五四以来新式教育的一次倒退。而这个理论，却被当成他的教育独创而四处推销，能不让语文教材走上违背现实中国需要的道路吗？

温的教学理念体现在下面这句对百年来的新教育的否定之中：

——适当吸收传统语文教学中好的经验，增加读书量，扭转近百年来语文教学存在的偏执，让语文教学更加符合规律。——

一句话，语文教学要回到五四新教育之前，你能同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