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壹
建国后，全国经济一盘计划棋，
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积极响应国家工业布局的调整，大举援建内地经济建设。对全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无数上海人告别浦江亲人，奔赴生活、工作和发展条件远差于上海的内地边疆。上海的企业以及上海人就像一颗颗种子，散落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些支内支边的上海人“逆城市化”，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留在了当地，并且很多把终生及子孙也扎根在了他们曾经支援的第二故乡，改变了很多上海家庭一生的命运。
现实中上海人却似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很多影视、小品中，编剧往往把非正面的形象赋予了上海口音，看到上海人的聪明，务实、精打细算被过度扭曲甚至丑化为小气、自私、市侩，老徐颇为上海人感到不公。
五十年代初，南昌从一个工业几乎一穷二白的内地消费城市，短短十年，就迅速完成航空、机械、轻纺、化工的完整工业布局。
这首先肯定归功于国家的统筹规划，
但期间上海内迁企业的支援和帮扶也是永载史册，功不可没。
五十年代，江西各地区都有人派驻上海，负责接收、配合上海内迁企业搬迁工厂到江西。算是江西最早的“招商引资”工作。
南昌自然也不例外。
据原南昌市人委“刘庆斌”老人的回忆，
五十年代末，为了统一领导和管理，以王志东为组长的南昌市驻沪工作组，整体移交给省驻沪办亊处领导管理，并统一安排在办亊处大搂办公和住宿。
当年江西省驻沪办事处办公楼，是一栋十层楼的欧式建筑。位于上海九江路口，距离繁华的南京路只隔条马路，解放前是孔祥熙开办的大陆银行大厦，设备先进完善，电梯、地下室，餐厅和客房等一应俱全。
这栋大楼是江西省政府成立驻沪办亊处时，
邵式平省长出面向上海市政府领导要来的，并且是无偿使用，作为江西省支援上海市农产品供应的回报。
也是当年的“赣沪一家亲”。
所以才有六十年代初，当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邵式平省长开口：“邵大哥啊，上海人民春节没有新鲜鱼吃，你们江西这个富农看能否给支援下”。
邵省长一听，感怀上海对江西工业的巨大帮助，二话不说，立马安排省水产局下鄱阳湖捕捞，供应上海市民。
以至于现今的老上海，对于江西的小河虾，迷恋之深，追捧之厚，甚至超过了上海人传统喜欢吃的带鱼，黄花鱼。
刘庆斌老人当年就参与了上海的造漆厂、长江拉链厂、文具厂迁往南昌的任务。
搬迁工厂工作复杂且细致，既要清算工厂财产、核实造册登记、工厂设备拆卸、搬运，还要统筹安排职工及家属搬迁到南昌后，安家落户等诸多事宜。
PART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南昌拉开气势如虹的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序幕。
老城区内，时常鞭炮齐鸣、喜报连连，手工业者组成各种工业合作社；
城南井冈山大道、城北青山路上逐渐烟囱高耸，水塔林立。
城东谢家村附近，在一片片稻田、菜地、池塘的围绕下，一个个现代化工厂也开始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拔地而起。
因为这一带上海内迁、援建企业居多，人们于是把配合工厂建设而修建的一条南北走向的煤渣路，取了个大气敞亮的名字“上海路”。
江西橡胶厂按照最初国家橡胶工业管理局的统筹部署，曾经是准备把上海义生、益昌两家橡胶厂内迁南昌，合并组建南昌橡胶厂。
但后来迁厂不成，
上海支援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来到南昌。在上海技术人员的帮扶下，1958年，橡胶厂试制出第一双胶面雨鞋——大元宝鞋。
两年后，英雄牌轮胎面世。在此之后，橡胶厂又选派一批优秀的学徒工，去上海、青岛、天津的同行企业学习培训。
华安针织内衣厂，出身就是“富二代”。
它是上海华安针织内衣厂和振昌针织内衣厂陆续内迁南昌组建而成，这两个厂都是上海老牌的内衣厂，尤其是振昌的皇后牌内衣，在解放前就远销东南亚，盛名遐迩。
华安针织内衣厂曾经是江西轻工的龙头企业，全亚洲排名第二的针织服装企业。
华安厂也走出了很多领导干部，曾任南昌副市长、江西广电传媒集团董事长的曾光辉，市政协副主席的侯捷早年都在这个厂长期工作。
如今华安的老厂房已经蝶变为699文化创意街区，成为南昌老工业厂房改造的典范，除了入口的大门尚需改进外，是南昌一个非常值得参观、入驻、打卡的网红点。
上海路上紧邻华安针织内衣厂的南昌搪瓷厂前身是内迁企业——上海泰丰搪瓷厂。
曾经的厂区也做了大面积的保留，作为699的二期，已经改名520park，定位婚恋主题公园。
如今，经创意改造成巨大吉他造型的高耸烟囱；结合现代材料的装饰，充满工业记忆怀旧感的老厂房，与地铁口的“梦时代”一起，成为南昌年轻人的潮玩圣地。
其实南昌有许多老国企如果追根溯源，都有上海企业内迁或者无偿技术转让、帮扶的痕迹。上海路的企业只是比较集中而已。
上海内迁南昌企业中，
私方实力最为雄厚的是1955年内迁南昌的上海九如染织厂，它先是与江纺“公私合营”，后来由于政策形势的发展，并入江纺。
1956年，江纺从原先叫江西纺织厂改名为“江西棉纺织印染厂”。
江纺下属的直线部门往往都称为车间，但却一直有个“染厂”的奇怪叫法，原因就在于此。
原来的上海九如染织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作为资本家的刘振镐安排成为副厂长兼印染工场主任；另一个股东俞惠隆，当了手握实权的总务科长。
青山路上江西油脂化工厂的前身有一支重要的脉络就是内迁南昌的上海诚义油厂；
江西化纤厂前身是南昌建国前最大的纺织企业——新甡纺织厂，最早一批的老职工里也有一些上海请来的技工。
南昌通用机械厂前身只是江西建工局下属江西砖瓦厂的铁工部，1956年，因为从上海迁来的5家公私合营的机械小厂和一家翻砂厂并入，改为南昌通用机械厂。
江西耐火材料厂在50年代也是因为聘请了上海的师傅，才极大提高了耐火材料生产技术水平。
60年代，全国上下都推广上海的先进经验，
南昌抓住时机，又迎来了一拨上海内迁企业的高潮。
在此背景下，上海美泰印刷厂内迁南昌组建了南昌商标印刷厂，后来改名江西商标彩印厂，上海印刷企业的内迁整体跃升了南昌印刷业的工艺水平。
位于井冈山大道，以生产赣昌牌电缆闻名的南昌电缆厂，组建于1958年。1960年，由于上海中华圆塑料线厂的内迁并入，而使得技术水平大幅提升。
它是南昌老国企中迄今依然还在生产，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
南昌造漆厂也有一部分是1960年，上海市的公私合营的万里造漆厂的一部分内迁组建而成。
六十年代，上海内迁企业中还有家明星企业，那就是著名的南昌拉链厂，它是1961年，由上海的长江拉链厂内迁南昌组建而成。
1966年由于该厂技术力量强，管理水平高，在南昌工业企业属于标杆，市里希望这个“老母鸡多下蛋”。于是南昌拉链厂，“一花开三叶”，分出了南昌拉链厂、南昌铝制品厂以及后来的江西防爆电机厂。
当年内迁南昌的上海企业多数安置在南昌城内，虽远不及上海的繁华，但起码享受到较为成熟的城市配套。
而1961年内迁南昌的上海丝织三厂，相比之下就更显艰辛。或许考虑到距离原材料基地较近，于是选择远离南昌的新祺周建厂。
创建之初，生产用电要靠自备的三台柴油发电机，生活上职工用电长期用蜡烛、煤油灯，用水要靠挖井取水，由于生活配套奇缺，职工还要自己业余种菜，解决蔬菜供应。直到1965年，才用到南昌电网的电力。
条件艰苦，创业坎坷堪比五十年代上海知青建设的共青城。
这个厂就是过去老南昌熟知的江西丝绸厂。
改革开放后，该厂前身上海丝织三厂的私方代表“樊海山”后来还做了民建江西的主委。
翻看南昌工业的史志，很难想象南昌当年竟然有那么多名字接近的电器厂、以及按数字排序的无线电厂、塑料厂。
南昌人民电器厂前身是生产文教用品的合作社，六十年代，厂里派人去上海人民电器厂学习，后来转产生产低压电器。
南昌市电器厂前身是生产篷篓、蔑器的合作社，后来也是在上海人民电器厂的帮扶下，生产低压电器。
上海内迁企业较为集中的还有位于井冈山大道的江西电机厂。“江电”可谓来自五湖四海，组成基因最为复杂的南昌老国企。
它最初是东北沈阳的三家小电器厂迁入江西组建而成。1956年，上海的永安电机厂等七家小型工业企业并入江西电机厂，曾经有段时间南昌电缆厂也并为它的电缆车间，后来又分出。
江西电机厂分分合合，枝繁叶茂，后世人们熟知的江西变压器厂、江西三波电机总厂都是从江电的车间分化而来。
顺带一提的是同为井冈山大道上的江东机床厂。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江东军械修理厂。
1958年，直接由朝鲜江东郡整体迁至南昌，为方便子弟上学，井冈山大道的徐坊小学当年就是为了解决江东子弟入学而新建的。
不光工业企业，省里的文化事业单位也有很多上海支援的历史渊源。
五十年代初，邵式平省长授意，
在时任省文化管理局局长石凌鹤（著名电影演员石兰的爷爷）的“游说下”，著名表演艺术家吕玉堃以及他在上海创办的实验话剧团集体内迁，加入江西省话剧团，使得江西话剧表演的水平得到质的跃升；
江西省魔术杂技团则是由上海迁来的星火魔术团组建而成。就连江西歌舞团其实也是“外来户”，前身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志愿军歌舞团。
PART叁
南昌从建国之初的城区人口22万多，
到如今的330多万，俨然也是一个海纳百川，并不排外的移民城市。
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
南昌很多机关部门的县处级干部，厂矿学校的党政主要领导大多来自解放之初的南下干部，以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居多。
源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内迁企业，
南昌众多轻纺化工大厂的技术力量，
上海人又是其中的代表，也是南昌人最为熟悉的外地人群落。
曾在老国企工作生活过的南昌人，不仅听得懂些上海话，有的还能飙几句“阿拉、侬、屋企吧、打药、撒施撒污”等上海口头禅。更有一些关于上海人的共同记忆。
上海路上的橡胶厂老人回忆：
五六十年代，厂里有个姓薛的总工程师，是从上海过来支援南昌橡胶厂的，来南昌之前，他就是上海几家橡胶厂的总工程师。
薛总是厂里的绝对技术权威，对于橡胶制品的专业水平在当时的工人眼中简直就是神奇。他能凭口的感觉识别橡胶的产地和优劣，鉴别许多种橡胶配料的质量好坏。
当时决定橡胶性能的关键问题在于合理的配方，而配方的确定又是一个变数，甚至有时还要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橡胶配方既要有丰厚理论素养又要有长期的实践经验，就像老中医开处方那样，须对症下药。
由于配方至关重要，
据说过去在资本家私人办的橡胶厂里配料车间是严格保密的。薛总工程师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人掌握了核心技术。
薛总由于不可替代，所以收入也高。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加补贴就有上千元，对一般每月几十块的普通工人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所以他的生活在厂里自然非常阔绰得很，老人回忆即使在自然灾害非常困难时期，上百元一只鸡，他一买就是二,三只。九十年代才进入普通人家的席梦思床，他家五十年代早就用上了。
老徐童年、少年都是江纺厂区度过的，厂里的篮球、足球早年据说就是上海人带动起来的。
我小时候住的“24家”里面就有三、四户“上海佬”，他们的居住面积和生活水平普遍都高于南昌邻居。究其原因，上海人那时绝大多数是技术工种，工资普遍较高。
印象中那些上海邻居很早就有令人羡慕的华生电扇，七十年代末就买了电视机，童年的我经常到他们家看电视，常常看到电视出现雪花点，有时还在人家家里睡着了，被家人抱回。
我家楼上有户邻居，据说是江纺染厂解放前的上海资本家。
记得他家的主人常年弓着个背（或许也是那个时代抬不起头的原因），沉默寡言，和邻居见面往往就是打个招呼，回到家里就终日拨弄着他在屋顶开辟的小花圃，还养了鸽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小资情调。
他很让年幼的我感觉神秘，
倒是他的老婆完全学会了南昌人的大嗓门，且咋咋呼呼，大大咧咧。
老辈上海人往往保持了他们的饮食习惯，比如甜甜的红烧肉、糖醋的排骨，炒青菜放几个香菇，还有那种老徐小时候最垂涎的面筋塞肉。
记忆中的很多上海男人动手能力特别强，不仅善于做锅碗瓢盆的家务，还会电器、木工活，感觉他们心灵手巧，虽然南昌人时常调侃他们，下班总是“系着的围裙”。
至今脑海中还有这样的画面：
父亲每次从上海出差回来，除了肩扛手提的大旅行袋，有次肩膀上还扛着几把用棕榈叶子做的笤帚。
旅行袋里的东西多数是亲朋好友，以及熟识的上海人请托捎回来的。出差前，父亲总是把各家要买的东西记在一张纸上，回来再依此送给每家每户。不得不说“上海制造”，是那个年代绝对的硬通货。
但那时也觉得不解，
这些移居南昌多年的“上海佬”，一把笤帚都要迷恋他们上海家乡“原装的”。
而我们家由于经济实力不允许，父亲那时也就是买袋现在似乎已经绝迹的上海城隍庙五香、奶油“船豆”打发我们。
PART肆
跟随上海内迁企业到南昌的，还有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群落，那就是已被历史遗忘的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当年内迁南昌的上海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公私合营的中小企业居多。南昌工商联的史志上还记载着那些私方的名录和资产的统计数据。
其中,上海刘振镐等人的九如染织厂并人江西棉纺织印染厂资金 79万余元，居于首位。
华安内衣厂私方“陈植轩”49万元；
泰丰塘瓷厂私方代理人“梁宝华” 42 万元；
胜利造漆厂私方“郑东林”41 万元；
江西丝绸厂私方代表“樊海山”29 万元；
江西通用机械厂私方“邱富根、孙维忠”；
江西商标彩印厂私方“张成源”；
江西橡胶厂私方“薛浩玉”等。
改革开放之初，
南昌和全国一样，为了鼓励、发挥老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和余热，由原工商业者个人自愿集资,组建了当时著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南昌市爱国建设服务公司（简称爱建公司）。
现在看起来这名字颇显局气，
但它创建的背景却类似北京的“中信”。最初筹备组的领导都是江西大名鼎鼎的老工商人士，例如原省政协副主席的沈翰卿、李善元、民国南昌著名的工商大佬曾逸凡等。
一大批南昌过去本土工商界以及上海内迁企业的私方，前后纷纷加入这个公司。
“三泰”的少东家“李文经”、少奶奶“熊美霞”；民国时期南昌商会会长，赫赫有名的“建老板”（余建丞）的公子余筱轩；江纺染厂的私方代表刘振镐、俞惠隆等。
爱建公司自 1980 年至 1993 年，
先后开办了“春光绸布商店”、“四达信托商行”、“国光百货商店”、“爱建经营部”、“爱建百货商场”、“花蕾童装厂”、“南昌爱华保健制品厂”等五店二厂。
为南昌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史，
书写了重要特殊的一页。
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八、九十年代，
南昌国企的厂长经理，很多都是从上海或者江浙一带，在五十年代末毕业分到南昌的。比如造纸厂的“高庆鸿”、江纺的“陈景雷”、化纤厂的“叶金生”、全国轻工业的摇篮——无锡轻工学院毕业的油脂化工厂“梁文建”、还有大名鼎鼎，一手打造出江铃的“孙敏”。
上海、江浙人似乎天生具备的经营管理素质，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南昌人好好总结反思。
PART伍
半个多世纪过去，内迁南昌的上海企业已逐渐被人淡忘，当年很多还是年轻人的支内上海人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们中的后代多已和这个城市完全融合。
曾经多少次他们梦回上海，可再回首，岁月如歌，上海俨然已是故地他乡。
上海没有忘记他们的子弟，对于当初支内支边的职工，考虑到退休工资与上海的差异，针对一些退休返回上海居住的老人，采取了一些政策性的补贴，颇让人感到欣慰和温暖。
上海就是上海！
我大南昌更应该铭记他们，
上海内迁企业当年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就业，也“吹进来”现代的文明。他们无私的技术转让和帮扶使得南昌得以迅速走向现代工业。
内迁企业职工当年背井离乡，舍弃上海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为我们南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绩。
这当中虽有时代的政策背景，
但更多的是觉悟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无论如何应值得后人尊重和缅怀。
谨以此文，
纪念那些背影已经模糊的上海内迁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