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中国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由于各种资料中纪年的说法并不统一，因此在司马迁鸿篇巨制的《史记》里面便没把这些不统一的纪年记录下来，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就使这些不统一的纪年渐渐湮没失传了。如今我们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的考古技术去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古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手段，因此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其实在古代史料中是缺乏统一答案的。
公元前841年发生的一件事使后来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找到了标志性事件。这年周厉王放弃都城镐京出逃了。赶走他的是镐京城的百姓。老百姓闲着没事是不会赶国王玩的。事实上此时的镐京城闹出这么大动静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周第七位国君周懿王死后按理说是该由他的太子姬燮继位，但周懿王的叔父姬辟方却趁机夺取王位成为周孝王。孝王死后姬燮在诸侯们的帮助下又重新夺回了王位。
这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反映了统治阶级对最高权力争夺的公开化。在这一过程中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礼制规范也遭到破坏。从此诸侯贵族就开始插手周王室的权力传承，而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周朝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分封制：理论上全天下的土地都属于周天子——这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子根本不可能实际管理这么大面积的土地，所以就把土地分封给各路诸侯。
各诸侯国又把从天子那里受领的土地转封给国内的世家贵族。与政治上的分封制相配套的是经济上的井田制：将大块的田地分割成九块排成“井”字形。中央一块田地由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称为公田；其余八块收获物归各家所有称为私田。井田制下受田的人平时向授予者交纳贡赋，在战时则有服兵役的义务。周天子作为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每一位生活在土地上的贵族和庶民取得贡赋，也有权向接收土地者收回土地。
周王朝取得贡赋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庶民助耕公田；其二是诸侯采邑主的朝觐贡献。周懿王死后周王朝两次不正常的王位继承过程中诸侯通过插手周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自己发展壮大，于是逐渐就有一部分实力强大的诸侯索性不再朝贡周天子了。这样一来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就主要依赖于庶民助耕公田这种途径取得，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发出来。大家都忙着耕自家的私田就导致王室财政收入减少。
与此同时老百姓也通过从山林湖泽捕鱼、打猎营利。周夷王姬燮死后继位的周厉王姬胡对王室财政问题是很了解的。周厉王时代周王朝在经历了昭王丧师、孝王和夷王的继承失序后已日渐衰落。周厉王登基后曾经威胁王朝东方疆土的淮夷再次作乱。此时周王朝的军队早已不再拥有建国初期那种摧枯拉朽的战斗力了。周王朝的太师虢仲率领南征大军围攻昏邑时看起来声势浩大，可最终所得的战利品仅仅只有一个俘虏。
周厉王经过11年的准备后对淮夷发动了报复性的战争：周厉王亲率大军由成周向南一路攻伐将淮河流域所有淮夷部落都作为自己的进攻对象。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周厉王志得意满。可这次南征并没完全消除淮夷部落对周王朝的威胁，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周王朝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这时周王朝传统的井田制度正日渐遭到破坏，而来自外部蛮夷部族的威胁却并未减弱。一方面是王室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王朝始终不得不面对刚性的战争开支。
周厉王想了一个现在看来是十足的昏招：他任命了一个叫荣夷公的人为卿士，随后就让这个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就是把原来人们可以自由打鱼、捕猎的山林湖泽全部收归天子所有，从此不准人们自由出入。可想而知这个政策出来自然是让人们怨声载道。这时有了解民情的大臣去劝诫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从此就给后世留下一个”民不堪命“的典故。
周厉王听了大臣的劝诫不仅没及时调整政策，反而觉得可能是自己的手段不够强硬才使人们敢于议论，于是他就从卫国找了一群巫者监视镐京城的老百姓。周厉王定下规矩：以后凡是敢议论国事的一律杀头。这下镐京城的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即使是熟人在街上见面也只是互相用眼神交流，于是又给后世留下一个成语叫”道路以目“。周厉王一看这效果是洋洋得意，于是就对大臣召公说：“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议论了！”
谁知召公毫不客气地回复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召公看来：人人具有话语权。特别是普通民众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堵住人们的嘴就像堵住了一条河。河水一旦决口就要造成灭顶之灾；人们的嘴被堵住了，那么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治水要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民要让天下人畅所欲言。周厉王对召公的劝诫置若罔闻，因此他依然我行我素。公元前841年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
周厉王赶紧下令调兵遣将，结果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逃离镐京，沿渭水河岸一直逃到彘（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并于公元前828年病死于该地。周厉王被赶跑后国家最高领导权出现了真空，但国家这个机器又必须运转下去。这时其实有三种选择：其一就是将周厉王迎回来，而这显然是最不可行的。
镐京百姓好不容易把周厉王赶走，再把他迎回来不等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没意义了吗？第二种选择就是由太子继位。当时太子姬静确实在镐京，但此时立姬静为天子似乎也不妥。一则他是周厉王的儿子，立他肯定也会遭到大家的反对；二是姬静其人品性如何大家还不知道，万一将来他报复怎么办？这样也就只剩第三种选择另择贤人而立。问题是该立谁当天子呢？根据周朝的礼制：嫡长子是封地和财产的继承者。
这意味着那些贵族世家的非嫡长子在经过几代传承之后社会地位不断下降逐渐融入到平民百姓之中。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鄙人”。所以西周这次“国人暴动”中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镐京内城的人。这些人尽管是平民百姓，但如果往上倒腾几代或多或少都有些贵族血统。他们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抗议周厉王的专利政策。
这也就是说“国人”其实是在为争取权利而斗争。这与后世的农民起义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农民起义一般都是为捍卫最基本的生存权，然而镐京国人暴动事件中这些国人并没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周厉王的专利政策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所以他们选择起来抗争。当然在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贵族势力作为支撑的：我们前面已提到在经历周王室两次非正常的王位传承后世家贵族的势力已逐渐膨胀。
周王朝的统治秩序是在《周礼》的支配下的，但与此同时周王室也必须拥有相当强的政治军事力量来压制诸侯。武王、成王、康王这几个王朝初期的君王有一定的狠劲和霸气，而诸侯们也不敢公然捋虎须，可几代之后长于深宫妇人之手的富N代就全然没祖先的这种气魄，而分封的诸侯们拥有自己的兵权和财权，自然也就渐渐尾大不掉起来。在周朝的宗法制等级划分中最高的是天子，其次是诸侯，再次是大夫。
不仅各诸侯国内存在庞大卿大夫贵族势力，同时在周王室内部也存在着庞大的卿大夫贵族势力。周天子与王室内部的卿大夫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更尖锐。诸侯毕竟远在天边，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封国内政要处理，但大夫就是天子赖以统治的施政执行者。如果大夫对天子所拥有的财富产生了窥探之心，那么天子本身就成为了孤家寡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大夫们也有自己的土地。
大夫们还会借助手中的权力不断侵蚀属于王室的土地，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王室力量越来越弱，大夫反而崛起。周厉王将山林湖泽全部收归天子所有的政策固然使一般平民在营利手段上蒙受损失，但与此同时大贵族的利益事实上也受到了可能更为严重的损失。在周朝的礼法制度下周天子实际上并不像秦朝以后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那样大权独揽，而是实际处于一种和贵族阶层博弈的状态。
周礼对天子和贵族的行为都构成了一定制约，而周厉王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剥夺贵族的权利，那么当周厉王被赶走后贵族们就需要将周朝的运行轨迹拉到贵族们的轨道上来。最终贵族们想到一个能令各方势力妥协的方法：由代表大家共同利益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等合适的时候再将权力交给太子姬静。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准确纪年的标志性事件。
共和行政实际上相当于一个过渡阶段，是对新天子的一种观察和考验。国人暴动后周王朝中央政权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王位虚悬十四年。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厉王病死后贵族们经过对太子姬静的考察决定还位于姬静，共和行政至此结束。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尽管在西周历史上出现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但这其实是一个短暂的现象而并非一种体制。姬静的继位标志着中国历史重新回到君主制的轨道上。
周宣王姬静继位时周王朝其实早已是千疮百孔。周宣王要想恢复周王朝在国人暴动以前的统治秩序其实已不可能。周宣王继位后立即昭告百姓：山林川泽为天下共有，即使是王室贵族也不能独占。此时天下大部分土地都成了诸侯、卿大夫乃至国人的私产。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周王室的财政收入开始锐减。当年周厉王面对这种形势试图收权，可结果却是他自己被国人赶出了都城。周宣王面对父亲当年的前车之鉴自然不敢再造次。
周宣王实际上默认了土地私有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王室与诸侯贵族乃至国人百姓在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分配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愈演愈烈。周宣王在位在位四十六年间南征北战先后发动对犬戎、淮夷、荆楚等部族的征伐。可这并没消除周王朝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反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经过多年的折腾以后当年威风凛凛的镐京六师、成周八师早已虚弱不堪再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