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江津县吴滩场是一个典型的川东小镇，层峦叠翠，流水潺潺，自然风光秀丽清新。我的父亲聂荣臻就出生在这里。
聂家本是当地大族，到了祖父一辈却没落了。祖父聂仕先虽然整日为生计发愁，仍想尽办法将父亲送入学堂。
1914年，父亲在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就读，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他十分珍惜学习机会，求学时期，还曾在自己课桌上刻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作为座右铭。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父亲萌发了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他先是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转到比利时求学。1923年，父亲在比利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父亲学成回国，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就是在南昌起义前，父亲结识了在武汉黄埔军校学习的母亲张瑞华。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辗转至香港，领导党在华南地区的秘密军事工作，母亲恰好也来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他们相遇后开始了“红色恋爱”。1928年党组织批准了他俩的婚姻。
1930年，父亲和母亲又来到上海，父亲在中央特科工作。特科的工作是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父亲整天忙得不见人影，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
每次父亲回家，为了保证安全，都要和母亲对暗号。在危险的情况下，他出门时会对母亲说：“如果我天亮还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1930年母亲生我时难产，不得不被送入医院进行剖腹产，父亲还在外执行任务，直到我出生后的第三天才赶回来。
父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歉疚地说：“瑞华，这两天实在太忙···”母亲很理解父亲的难处，反而安慰他：“没事，你看我们娘俩不是都挺好的吗？”
母亲把襁褓中的我递给父亲。面对初次见面的孩子，父亲心情激动。他抱起我，亲了亲我的脸，仔仔细细地看着我，怎么也舍不得放手。
可是父亲还要执行重要的任务。他交代母亲要好好休息，注意补充营养，又拜托中央军委委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阿姨照顾我们母女，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一周之后，母亲出院回家。父亲正式给我取了名字。他在上海工作时为了掩饰身份化名姓李，我便叫做李丽，小名丽丽。
从事保密工作需要有很强的防奸保密意识，即使是夫妻也要做好防范。一次，父亲要临时会见一位同志。我已经睡着了，外边天气不好，只有一间房间，母亲也不好回避。
父亲想了想，让母亲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他与那位同志小声说话。半个小时后那位同志离开了，母亲才掀开被子，喘着气说：“真是憋坏了！”
那时每逢父亲要外出，只要他穿上外衣，已经在蹒跚学步的我就会嘴里含糊地说着什么，牵着母亲的手，跟着父亲走到楼梯口才作罢。
每当父亲回来时，只要听到他上楼的脚步声，我就会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拉起父亲的手，把他拉进家门。
1931年，负责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被捕，随后叛变，上海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他们迅速销毁大量机密文件，同时将党的领导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同年年底，父亲接到命令，要穿越重重封锁线到中央苏区去。我年龄太小，和母亲留在上海，我们一家人就分开了。
父亲走后，母亲继续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因叛徒告密，母亲和杨庆桂阿姨被捕入狱。坚强的母亲严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看看“查无实据”，只好把母亲和杨阿姨放了出来，进行秘密监视。
1935年，党组织决定让母亲先去天津，再转移到山西或陕西。因为这一路上危险重重，尚且年幼的我不能同行，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毛齐华同志。
这样，年仅5岁的我又与母亲分开了。毛齐华叔叔把我送到嘉定农村老家，他家里有年迈的母亲、爱人和两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我很早就学会了下地干活。
我在嘉定农村渐渐长大，常常在梦中哭醒。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呢？毛叔叔常年不在家，幸好有毛奶奶对我很照顾，把我当亲生的孙女看待，我才在艰苦的环境下活了下来。
一晃十年过去了，直到1946年周恩来伯伯派人到嘉定找到我，我这才知道我的父亲叫聂荣臻，我的母亲叫张瑞华。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刚被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团聚了。
从小我就说上海话，自然听不懂父亲的四川话，只有靠妈妈一字一句地翻译，我们父女才能沟通。父母看着瘦瘦小小、营养不良的我，难过得掉下眼泪。
想到村子里顽皮的小孩说我是石头缝里蹦出的野孩子，我略带怨气地说：“你们为什么这么狠心，把我丢给人家不管？”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正色道：“孩子，你不能恨父亲母亲，我们是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才这么做。要恨就恨旧社会，恨反动派吧。”
母亲告诉我，父亲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她就寄了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给父亲。父亲将照片贴身藏着，有空就拿出来看一下。这张照片他已经随身带了十多年，早就被汗渍浸得发黄了。
父亲和母亲又陆陆续续告诉我分离后的故事：父亲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英勇作战，连续冲破蒋介石四道封锁线。
父亲和林彪指挥部队强渡鸟江，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父亲率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抢占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立下了赫赫战功。
1935年9月，父亲与林彪指挥红四团攻占天险腊子口，并乘胜占领哈达铺，再次为红军部队打开了北上通道，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漫漫长征路。
1937年，父亲领导建立起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后，父亲就开始寻找我。他对根据地的孩子都十分疼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对自己女儿的思念之情。
我终于明白了：父母亲都是爱我的。他们肩上还有拯救中华民族的重大使命，才不得不暂时离开我。比起那些牺牲的将士，我们一家能够团圆是多么幸运啊。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随之而来，父亲连续指挥了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平津战役等几个华北地区的重要战役。1949年1月，父亲和林彪、罗荣桓一起，与傅作义谈判，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父亲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他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为了抗美援朝战争，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运筹，常常忙得焦头烂额。他知道志愿军给养跟不上，冻伤了很多指战员后，心急如焚。
经过几次开会讨论后，父亲组织国内制作干粮送到朝鲜，改进服装、武器装备的供应，又抽调了大批部队医护人员赴朝支援。
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使父亲累得病倒了，在病床上他还坚持处理各项紧急公务。我放学后总来陪他说说话，希望能使父亲减少些病痛。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新中国百废待兴，父亲认为应该以科技强国、科技强军。他主动请缨分管科技工作。1956年父亲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技术与军队武器装多作
一天傍晚，父亲在聊天中突然问我：“丽丽，你知道爸爸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吗？”
我愣了一下，回答父亲：“你不是抓军工生产和装备吗？”“是的，我在抓装备，对军队来说，这是为虎添翼呀！”父亲脸上带着自豪的微笑说。
父亲告诉我：“我们解放军有不怕牺牲的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可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常常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才能取得胜利···”
我记住了那个黄昏里父亲脸上肃穆的神情，科技强国、科技强军从此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高中毕业后，我考入苏联列宁格勒精密机械与光学仪器学院，在“为虎添翼”的人生路途上迈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步。
1960年，我从苏联学成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工作，正式踏上了为国防科技事业奋斗的历程。
在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候，美国不断威胁要以核武器打击中国本土，我们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1955、1956年，中国被迫作出了研制核武器、导弹武器的决策。父亲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央的重大决策。拥有原子弹、导弹，能让中华民族挺起脊梁。
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刚刚成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专家教授们最早赶到北京报到。五院还没有招待所，专家们觉得住旅店太过浪费，就找了一排简陋的房子作为临时住所。
父亲看到这样的情景觉得很过意不去。我们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全家人搬到三座门招待所暂住，将自家的房子让给专家们居住。
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个安排，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好意，却记住了父亲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他人的高尚风格。
1957年，父亲抓住有利时机，与苏联代表交涉，终于使苏联政府答应给予我们国防新技术支持。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支持下，父亲也参与其中，建成了导弹和核武器研究院及其试验基地，开始了研发导弹、原子弹的征程。
1957至1958年，导弹、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在中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顺利进行。到了 1959、1960 年，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苏联专家带着图纸撤离回国，扔下了初具规模的中国导弹、原子弹工程。
导弹、原子弹的研发不能停！父亲为中国科研人员打气，鼓励自主研发导弹、原子弹。1958年又开始研制人造卫星。期间又遭遇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人认为“两弹”研究不应该继续。父亲坚持应该继续研制“两弹”，为此写了报告，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的坚定支持。
为了排除当时影响科研工作的一些“左”的做法，父亲还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等机构拟定出《科学十四条》初稿，鼓励科技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1961年7月，《科学十四条》经毛泽东批准，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在自然科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科学家们精神振奋，深受鼓舞。
1964年，中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试射成功；同年，在新疆罗布泊上空腾起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三年后，中程地地导弹研制成功，氢弹也试爆成功。1966年，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两弹”的成功研发使中国的国防安全得到了坚实的保证。
父亲在工作中宽厚待人，深受科研工作者的爱戴，可是他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却很严格。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曾建议父亲将我的母亲调来做办公室主任，可父亲用干脆的口吻说：“不用了，瑞华她不懂军事，调来做什么呢？”
母亲是位大革命时就入党的老革命。1952年国家定行政级别时，她就是八级干部。到1995年母亲逝世，她依旧是八级干部。她和普通干部一样挤公交，带饭盒上班，毫无元帅夫人的架子。
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时，一个寒冬的早上，天刚下过雪，我准备骑车赶去学校。范济生秘书派警卫员悄悄把父亲办公用的吉普车开出来，要送我上学。
我知道父亲严令禁止家里人私用公车，正想谢绝警卫员的好意。没想到警卫员偷偷拿走了我的自行车钥匙。无奈之下，我只好上车。
车子驶到西单皮裤胡同口，这里离学校还有一大段距离。我不愿意再搞特殊，就坚决地下了车，挽起裤脚，走向学校。
我的表弟李继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父亲在生活中十分关怀继家，在工作上、政治上依旧对他严格要求。
继家在北京军区张家口是一名普通的战士。有一年春节将近，部队放假三天，单位领导特别给他七天假，让他回家看望老人。
除夕夜，继家刚踏进家门就被父亲发现了。他问继家怎么有时间回家。知道缘由后，父亲严厉地说：“人家放假三天，你怎么可以搞特殊呢。”三天后，继家就提前归队了。
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厚道。全家人受他的影响，都恪守着尊重别人，诚恳待人的道理。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曾经说过：“聂荣臻是个厚道人。”1967年，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时，再次用这句话评价父亲。我想毛主席会这么评价父亲，就是因为父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吧。
1966年5月，“文革”爆发了，即便厚道谦逊的父亲也没能幸免。“中央文革小组”要揪斗专家教授，父亲多次在造反派手中保护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要揪斗钱学森、任新民等一批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父亲委派傅崇碧将军，把这一批科学家聚集到七机部一座偏僻的小楼里保护起来。王大珩等科学家在父亲关心下，也得到了保护。
江青一伙人对父亲保护知识分子十分不满。他们又想搞乱军队，担任军委副主席的父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造反派捏造了种种罪名攻击父亲，把父亲定为所谓“二月逆流”成员。1969年，母亲被下放至吉林“五七干校”劳动；父亲被“疏散”到邯郸；我和丈夫丁衡高被下放到农村、山沟，接受所谓再教育。这时父亲的身体很不好，时常发烧，有时发高烧，频发心脏病，不得不经常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白天我不能回来照顾父亲，因为我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小爬虫’”，所里不准我请假。我只能晚上偷偷跑到医院看望父亲。虽然父亲的身体很不好，但是他依旧关心着国家大事。若是报纸上登了一些坏消息，他便叹着气摇摇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得到消息后，父亲凄然泪下。他在悲伤之余，更担心“四人帮”不会放过这个夺权的好机会。
父亲秘密要杨成武将军告诉叶剑英，警惕“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只有我们先下手，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才能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叶剑英积极与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联系，促成了抓捕“四人帮”的计划。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领导组织下，中央警卫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拘捕了“四人帮”，这个横行中国10年的反革命集团被一举粉碎了。
1977年8月，父亲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重新投身到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之中。他坚持武器装备现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的思想，走精兵强国之路。
撰写回忆录是父亲晚年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他要把看到的想到的历史经验教训写出来，供后人参考。
父亲再三叮嘱编写组的负责人——著名作家魏巍，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对历史负责。1983年《聂荣臻回忆录》出版，这本书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
1987年，父亲因年老体弱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仍然力所能及地关心国家和军队的建设，尤其是革命传统教育。1991年秋天，父亲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
1992年4月12日，父亲感到自己时日无多，预先录制好临别遗言。在临别遗言中，他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衷心希望全党全军同志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科技兴国的重任，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希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父亲在睡梦中离世。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走的时候安静祥和。这就是人们说的“福帅”吧。
父亲的骨灰一部分埋在八宝山公墓的翠柏下，柏树旁立了一块标石，上面刻了他自题的两句诗：“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
父亲的另一部分骨灰由我和丁衡高率家人护送至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安放在烈士陵园中。已经有604位先烈安息于此。他们生与父亲一同为国防科技事业播撒热血，死与父亲一起长眠在他们热爱的土地上。
2005年10月12日， “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升空。我在家中父亲的铜像前献上鲜花，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清风过耳，我仿佛听到父亲在说：“我知道了，我真高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