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7.2.005
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海军战略，指处于弱势，或者暂时处于弱势的海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优势海军利用制海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制海权进行利用并随时准备反击的海上积极防御战略。英国海军史学家、海军战略家、海军中将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Philip H．Colomb)首先从战略层面对此进行了讨论。然而，限于他对相对制海权———存在舰队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存在舰队战略从一开始就给人留下一种消极的印象。美国海军史学家、海权学说的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他的讨论中赋予了存在舰队积极的内涵，但他对这一战略本质的错误界定更增加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
科洛姆和马汉对存在舰队的认识无法为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S．Corbett)所接受。这位杰出的英国海洋战略理论家、海军史学家对存在舰队实施的前提及本质进行了澄清，为其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他向人们指明，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在一种争夺中的状态，己方失去制海权并不意味着对手已经获得了制海权。绝对制海权的观念实际上是对开展海上积极防御的排斥。这种排斥又是源于对防御作战目的和本质的曲解。存在舰队战略正是海上积极防御的经典体现。事实上，科贝特的存在舰队理论为后世主要海军国家所接受，成为当代讨论这一战略的标准。
一、科洛姆、马汉与存在舰队战略的起源和发展
对存在舰队这一战略的讨论起源于科洛姆在其1891年发表的著作《海军战役主导原则与实践之历史考察》中对英国海军将领第一代托灵顿伯爵亚瑟·赫伯特(Arthur Herbert)1690年比奇角(Beachy Head)海战前后所采用战略的研究。托灵顿率领的英格兰主舰队在面对具有明显数量优势的法国舰队时采取了避免决战、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与其余小舰队会合再伺进攻，在违背其意愿的比奇角海战中又见机脱离战斗退守到冈弗利特沙洲(Gunfleet Sands)的战略。
托灵顿采取这一战略的理由，体现在他写给时任英国国务大臣诺丁汉(Daniel Finch，2nd Earl of Nottingham)的信中，以及战后他捍卫自己的辩护词中。鉴于托灵顿的思想成为当今讨论存在舰队的起点，他的表述值得引用:“今晨召集的战争会议一致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手段避免与他们交战，尤其当他们处在上风处时。如果我们无法避免交战，就退到冈弗利特，这是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唯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法国舰队之数量优势)让我对胜利不抱希望，如果交战，不仅可能损失舰队，还可能让我们的国家不得安宁;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就成了海洋的绝对主宰，能随心所欲地做许多事，而这在我们对其保持监视并有可能与基利格鲁中将(Vice Admiral Killigrew)会合向西的情况下是他们不敢尝试的。”“如果我们损失了全部舰队，王国就向入侵敞开了大门。……我总是说，当我们拥有一支存在舰队时，他们就不敢有所企图。当我们监视法国人的时候，除非冒着极大的风险，否则他们不敢对海洋或海岸有所企图，如果我们被击败，一切就听其摆布了。”
正是在托灵顿的辩护词中，“存在舰队”这一术语由科洛姆的《海战》带入历史学家的视野。科洛姆将其上升到战略的层面大加赞赏。他认为，在舰队分散各处，主舰队数量居于严重劣势，英王威廉(William Ⅲ)及其陆军远在爱尔兰以及存在相当数量抱有不满情绪民众的状况下，这一战略是托灵顿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托灵顿是一个“深刻的战略家”，1690年无法理解这一战略并将托灵顿推上军事法庭的英国政治家是“短视的”。
科洛姆对托灵顿的存在舰队战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澄清。首先，托灵顿的存在舰队战略是其冷静评估形势的结果，具有明确的目标，即挫败法国大规模登陆、协助詹姆士二世(James Ⅱ)复辟的企图。考虑到大规模登陆行动时存在的各种风险，只要英格兰存在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除了一些小规模的骚扰，在摧毁英格兰海上力量之前，法国舰队不敢作进一步的尝试。托灵顿认为，这些小规模骚扰是英格兰地方民兵能够应付的。第二，托灵顿的存在舰队战略并非消极存在，而是积极地监视敌人或得到增援后再行进攻。与法国舰队西侧的两只规模较小的舰队会合、确保他们的安全是托灵顿首要考虑的事。若能找到机会与它们会合，托灵顿将返回并对法国舰队采取攻势行动。若不存在这样的机会，那么托灵顿舰队的监视将使法国无法全力或分兵向西进攻。如果托灵顿被迫撤至冈弗利特，该沙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将牵制法军行动，“牢牢地遏制住法国人”，并有机会得到增援并进行攻击。
比奇角海战的最终结果让科洛姆提出了一个著名论述，即一支存在舰队，“尽管名声不好，处于劣势，被关在撤去了浮标的沙洲后面，却是一支如此的监视性力量，以至于瘫痪了一支显然得胜了的舰队的‘海上或岸上’行动”。
在其1897年发表的《纳尔逊:大不列颠海权之化身》一书中，马汉批评了存在舰队的概念，认为这一概念被表达得过了头，遭到了极大的误解。他暗示，如果纳尔逊(Horatio Nelson)处于1690年图尔维尔(Tourville)的位置上，他不会因为托灵顿的存在舰队而完全放弃跨越海峡的登陆行动。在发表于1899年的《美西战争之教义》一文中，马汉认为，当一支处于劣势的存在舰队具有极高机动性时，它的伤害能力才是巨大的，“它将永远处在侧翼和尾翼的位置，威胁着交通线”，对交通线的威胁才是其真正可畏之处。然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持续的高速运动将增加添煤的频度，这给了敌方追赶的时间。因此，“无论存在舰队会对敌方造成怎样的迷惑，对它的积极使用必定对其指挥官来说是令人焦虑和不稳定的”。对存在舰队的强调将使人们过于关注舰队的速度，然而，“攻击性行动的力量才是战争中的主导性因素”。对于一支处于劣势的存在舰队而言，最保险(“尽管不是最有效的”———马汉语)的办法是固定在牢不可破的港口内，让敌方基于受监视的考量而感受到持续的压力。
他提倡的这种“固定在牢不可破的港口内”的方法近似于他在1911年出版的《海军战略》中提到的“要塞舰队”(Fortress Fleet)的概念。然而，根据他的区分，“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塞舰队指附属于要塞的舰队，防御主要由要塞承担，舰队的使命仅在于协助要塞防御。这一概念代表的是防御性作战。存在舰队则相反，舰队承担了主要的防御任务，要塞只起到加煤、维修及人员休整的辅助性作用。存在舰队代表的是进攻性作战。存在舰队“极端学派”的问题在于夸大了劣势舰队对敌军远征行动的威慑性作用。他用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战例之一，在日俄战争中，日军不顾旅顺港内存在着一支俄国舰队的情况成功在济物浦(Chemulpo，今仁川)进行了登陆。
二、争议与误解
科洛姆在《海战》第一版中对托灵顿存在舰队战略的分析引发了争议并造成了对这一战略的误解。首先，他的论述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一支劣势舰队仅仅凭借其本身的存在便可以给予意图实施海上入侵的敌军以足够的威慑。其次，他只论述了存在舰队的否定性作用，这就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存在舰队本质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战略。马汉的态度无助于澄清这一概念。尽管给存在舰队赋予了积极的内涵，他所认为的存在舰队代表的是进攻性行动的观点，根本上误解了存在舰队的作用，其实质是否定海上战略防御的价值。此外，18世纪的法国海军对存在舰队战略的失败实践更是败坏了这一战略的名声，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在概念上对它的误解和在实践中对其价值的蔑视。
2．1 存在舰队还是存在的舰队?
存在舰队这一概念的战略内涵因其名称本身已经容易造成误解。在《海战》第一版中，尽管他强调了托灵顿的意图是等待增援后再进行进攻，以及存在舰队的监视性牵制作用，科洛姆并没有进一步指出这种监视性行动是如何进行的，以及除此之外的更为积极的牵制作用。在这一点上，马汉尚强调了存在舰队发挥积极作用的途径之一是通过在敌军侧翼和尾翼的高速机动威胁其交通线，尽管他认为这种作用方式“令人焦虑和不稳定”。
一位名为莫里斯(John F．Maurice)的将军1897年对科洛姆的批评是对存在舰队这一误解的典型表现。在其《国家防御》(National Defences)一书中，莫里斯认为:“正如他(科洛姆)所表达的，他相信，一支‘存在舰队’，尽管处于劣势，单单凭借其存在这一事实，便可以阻止任何优势舰队入侵。”对存在舰队概念上的这种误解到今天仍然存在。爱尔兰国立大学梅努斯军事历史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伊恩·斯佩勒(Ian Speller)在其2014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海军战役的教科书中仍然在消极层面讨论这一战略。美国史学家克拉克·雷诺兹(Clark G．Ｒeynolds)认为，对存在舰队概念的这种静态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这只是一种消极防御型的“存在的舰队”(fleet in existence)而已。
2．2 存在舰队:消极防御的孪生兄弟?
军人通常偏爱进攻。进攻通常与勇气联系在一起，防御则可能与软弱联系在一起。强调进攻的军事理论能够轻易取得军人的认同和支持，强调防御的理论则必须要建立在极其坚实的基础之上，否则极易招致误解和猛烈的批评。对于存在舰队战略而言，它在英格兰这样一个有着强有力“纳尔逊”海上攻势传统的国家中尤其容易遭到曲解和攻击。由于最初产生的环境和后来提倡者并不坚实的理论基础，几乎从一开始进入讨论视野，人们就容易把存在舰队战略与消极防御联系在一起。存在舰队战略的目的似乎仅仅是劣势舰队保全生存，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当今海洋战略领域的权威学者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认为，存在舰队这一名称之下松散地包含了一系列程度不同的海军选项:“(1)其中一些意图通过避战的迂回行动获取一定程度的制海权;(2)更多的是处于劣势的国家企图通过其海军力量采取诸如攻击敌人的贸易或海岸的行动，获取积极的战略收益，然而并不指望最终击败另一方的主力部队;(3)另一些本质上是否定性的目的，意在通过持续不断的骚扰和避战这类行动阻止强敌充分运用其优势;(4)仅仅为了确保弱势舰队的持续生存而进行的行动。”
将“仅仅为了确保生存”纳入存在舰队的范畴典型地代表了将其与消极防御联系在一起的倾向。实际上，蒂尔进一步明确地指明，他认为这些选项只存在程度的不同，不存在质的不同。这一态度尤其容易造成困扰。一支仅能勉强维持其生存的舰队显然无法对优势的舰队造成重大威胁。如同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一样，在海上长期进行这种消极防御将对处于守势的一方的士气和战争技能造成极大损害。“仅仅为了确保生存”的行动完全无法体现存在舰队作为一种积极防御战略的本质。
2．3 存在舰队与绝对制海权
《海战》这部著作的全部主题就是英格兰的安危仰赖制海权，在取得争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之前，任何跨海入侵都无法取得成功，一切带有明确“其他目的”(Ulterior Purpose———科洛姆语)夺取制海权的尝试都将失败。在分析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英西斗争之后，科洛姆认为，这18年的斗争教会人们“在一方确保对水域的控制之前，海军战争中任何有重要影响的事都不会发生”，“制海权因此被理解成海军战争的目标。谋求诸如避战，或者奇袭港口或领土，或者仅仅保卫贸易的任何其他目的的国家，等于承认自己已经处于弱势，精疲力尽，只要它持有这种态度，它就再也不能指望对其对手造成重大伤害”。
科洛姆毫不犹豫地将他得出的这一原则应用于对一切海战的分析。托灵顿的存在舰队战略成为证明这一原则的理想案例。正是从这种对绝对制海权的强调出发，科洛姆承认了存在舰队的防御价值。同样因为这种强调，在他的论述中，存在舰队体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否定性的作用，即在彻底清除对方海上力量之前，敌军不敢充分利用其优势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这样，存在舰队便给人留下一种消极的印象。 针对同代人的批评，科洛姆在《海战》第三版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存在着一支足够强的力量，拥有行动的自由，可能也有意愿对针对领土的攻击性行动作出防御时，它就能瘫痪潜在的攻击力量，阻止攻击发生”，这仍然是一个从存在舰队否定性作用出发的界定。实际上，鉴于科洛姆是19世纪末期英语世界强调攻势海权的“蓝水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对存在舰队的这种重视有些难以理解。作为存在舰队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科洛姆没能为其树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汉发现了科洛姆理论中这种难以理解的成分。同样是“蓝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上文所述，马汉赋予了存在舰队积极和攻击性的内涵。尽管如此，这无法改变存在舰队主要是由劣势海军用以防御的战略这一事实。尽管他对“要塞舰队”和“存在舰队”进行了区分，将一种极端消极的内涵从存在舰队的概念中分离出去，并强调后者代表的是进攻性的行动，实质上仍是拒绝承认存在舰队的防御本质。
三、相对制海权、积极防御与科贝特对存在舰队的澄清
正是在这几个容易造成混乱的方面，英国杰出的海洋战略理论家、海军史学家朱利安·科贝特作出了澄清。他指出，制海权不是绝对的东西，战争中的制海权通常都是处在一种争夺中的状态。无法赢得制海权便等于让敌人掌握了制海权的观点，不仅无视了事实，而且拒绝承认在海上开展战略防御的可能。争夺对于海洋交通的控制是制海权在战争中的真正含义。海上交通区别于陆上交通的特点造成了争夺制海权的行动实际上是攻防一体的。这种特别的状况是弱势海军或者暂时在某处处于劣势但总体上处于优势的海军运用存在舰队战略进行积极防御的前提。
3．1 相对制海权与存在舰队
运用存在舰队战略的前提是承认相对制海权的存在。战争中的制海权通常处于争夺之中，只有承认这一点，处于劣势的海军才有可能通过积极的行动取得有利于己方的条件，或至少阻止优势海军充分运用其制海权。然而，由于以科洛姆和马汉为代表的“蓝水学派”对绝对制海权的强调，人们对存在舰队的认识极其容易产生混乱。因而，首先检视绝对制海权观念背后的逻辑就成为必要。
在取得目标海域的绝对制海权以前，任何跨海入侵行动都将被阻止，这是科洛姆从英西长达18年的海上斗争中得出的结论。这种从具体个案得出的结论无法运用到一切海战中，诸如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中的事实也多次否定了这一点。除了强调绝对制海权的重要性以外，科洛姆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的东西。在这方面，马汉的认识需要特别重视。他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只有进攻才能确保防御，进攻的决定性目标是敌方有组织的武力，即战斗舰队。此乃一切海军战争的根本原则。”在对马汉这一攻势观念缘由的精辟阐释中，战略思想家罗辛斯基(HerbertＲosinski)指出，这种对于海军战争的认识出自关于海洋的整体性认识。相对于陆军防御，海军防御面临极为严重的困难。陆军可在明确的边界线附近选择位置建立防御阵地威胁敌人的进攻，海军面临的则是极其广阔公共的大海(the great common———马汉语)，很难预测也无法迫使敌方必然经过哪一条航线，因此，机动性强的敌军会给有着漫长海岸线国家的海军防御带来莫大困难，威胁几乎是四面八方的。因此，要保证己方海上安全就需要将敌方海上力量完全驱除出需要保护的海洋，又因为“海洋是一个整体，无法分割、设防和自我防卫”，要将敌方赶出整个海洋，也就是取得绝对制海权。
科贝特认为，以马汉为代表的这种“整体海洋观”有一定的价值。这种观念指出，“只要敌人在某处存在一支足够有力的舰队，局部制海带来的好处就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理论上说，这支力量有能力推翻我们对任何特定海域的控制”。然而，强调舰队高速机动性的这种观念显示的真理到此为止。一旦将这一观念上升为教条，认为“在彻底摧毁敌方舰队之前，你无法向海外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就大错特错了。
对海洋的控制与对领土的控制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决定了制海权是相对性的。科贝特特别指出，“占领海洋”的观念是建立在与“占领土地”的错误类比基础之上的，原因有二:“你无法征服海洋，因为它是无法被占有的，至少在领土水域之外是如此的，……因为你无法像在征服的领土上那样将中立者排除在外。第二，你无法像在敌方领土上那样在海上维持你的武装力量。”
因此，制海权不是绝对的，它有多种程度的可能，从局部临时性的控制到普遍持续性的控制。即便是普遍持续性的控制也无法确保免受零星的攻击和大胆的袭击。科贝特认为，普遍持续性的制海权并不意味敌军完全束手无策，而是指“他无法严重干扰我们的海洋贸易和海外行动以至于影响战争进程，除非冒着被排除在实际战略范围之外的巨大风险，他自己的贸易和行动无法展开”。
3．2 存在舰队与积极防御
存在舰队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战略。在实践中倾向于使用这一战略的是弱势海军，或者虽然总体上处于优势，但由于敌人的突然袭击，或因为需要在别处采取攻势而暂时处于劣势的强大海军。马汉秉持的是“整体海洋观”，偏爱进攻行动。他赋予存在舰队一定程度的积极性意义并将之界定为进攻性作战。这表明他拒绝接受存在舰队的防御本质。一支处于优势的海军力量在作战中总会倾向于采取决战或者封锁这样的进攻性行动以彻底赢得制海权或者确保较为顺利地运用制海权。力量处于劣势不足以作如此争夺的一方才倾向于运用存在舰队的战略。
马汉的误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上所述，马汉秉持的是“整体海洋观”，他在写作时脑海里显然考虑到美国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于被两大洋包围、有着极其漫长的海岸线，因而更可能遭到四面八方海上进攻的美国而言，主动出击，找到敌方舰队并加以歼灭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此外，诚如科贝特所言“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攻击引发的精神激励所产生的力量和能量具有的实际价值超过几乎一切其他考虑”。
20世纪初期，进攻的信条为各国军人所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各国仍旧从拿破仑战争中汲取教益，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作品被片面地理解成一味强调进攻带来的精神力量。1914年战争爆发时，“欧洲各主要参战国立即投入了进攻”。欧陆军事作家的影响极大。马汉本人曾宣称他接受的是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的影响，他的海战原则是比照陆战原则进行研究的。就英国而言，拿破仑战争中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被视为“大不列颠海权之化身”以及英格兰海军进攻传统的代表而受到后世的敬仰。
科贝特是一位海洋战略理论家，他极其重视防御的价值。他认为，将战争划分为进攻与防御两种形式的方法容易产生误解，会使人们将防御视为进攻的对立面，互相排斥。然而，进攻与防御是相互补充的，这是“战争的根本真理”。防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因为，消极防御是“对战争本身的否定”。在没有力量进行进攻或者防御能为达成目标带来特别力量时，便采取防御的态度，积极防御的态度，即“我们等待敌人将自己暴露于反击的时刻，这种反击的成功将严重削弱敌人以使我们处于相对强大的态势进入进攻阶段”，“反击乃是防御的灵魂”。长久而过头的防御将对进攻精神造成毁灭性影响，使防御的一方在需要进攻的时刻无力行动，消极防御更是如此。
海战中这种长久而过头的防御体现为固守在难以进入的锚地或者要塞中。科贝特认为，这是陆军防御思想对海战造成的不良影响。陆上军事交通线与海洋交通线有所区别。陆上军事交通线仅涉及陆军的补给和撤退问题。占有良好阵地的陆军通过固守总能对“领土”这个战争的终极目的有所保护，同时消耗敌人的进攻力量，因此，陆军防御中最常采用的手段乃是固守阵地并迫使敌人进攻。在19世纪的技术条件下，坚固的阵地和要塞就成为陆军防御的主导思想。海上作战与此不同。由于“通行的权利”乃是战争中唯一能从海洋获得的积极权利，海上作战的目标就是控制海洋交通线，而非占领海洋本身。控制海洋交通线为己所用，阻止敌人使用这一交通线是制海权在战争中的真正含义。海洋交通线与陆上交通线的不同在于，海洋交通线不仅涉及海上军事力量，即舰队的补给问题，由于它同时是国民生活依赖的商业交通线，又由于大多数海洋交通线对交战双方来说是共同的，因此，海上的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就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旦退守难以进入的锚地或要塞，海军战争的目标本身———制海权———便向敌人敞开了大门，只能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举动。因而，存在舰队必须保持进攻精神，不能仅仅是存在(existence)而已，必须是积极而充满活力地存在着。
那么，如何理解防御的优势?科贝特借用法律原则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将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要比从别人口袋里拿出来容易。”在战争中，“如果我们能树立无可撼动的防御态势，而敌人又必须打破这一态势才能达成目的，(攻击所具有)的灵活和隐秘的优势便会转移到我们手中”。就实施存在舰队战略的一方而言，“它通常呆在己方水域中，靠近己方基地，我们几乎无法进行能产生决定性结果的进攻行动，总是存在它在我们精疲力竭的时刻进行反攻的威胁”。关于保持“积极而充满活力地存在”的具体内涵，科贝特挖掘了新的材料。他研究了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在本土水域采取的战略。由于要在远离本土的西印度群岛采取攻势，皇家海军在本土水域就要面临一支处于优势的敌对舰队。皇家海军采取了存在舰队的战略，这一战略的积极内涵体现在皇家海军将领肯彭菲尔特(Richard Kempenfelt)的思想中。
“这是一支劣势的舰队对抗一支优势的舰队。因此需要最高超的技巧和本领以对抗敌人的图谋，观察并抓住有利时机对敌人的某个薄弱之处进行打击;如果不存在这样的时机，那就盘旋在敌人周围，牵制住他，阻止其除冒险之外的一切企图;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迫使他们时刻警惕你的攻击之外无法再作其他企图。”
四、结语
存在舰队战略可用于应对包括针对领土及海洋交通线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海上进攻。然而，如上所述，不应将其误解为进攻性行动，尽管反击中的进攻乃其灵魂。存在舰队战略服务的是处于海军劣势国家的防御目的。始终处于优势的海军理所应当主要采取攻势以获取或扩大己方制海权。实际上，考虑到近两百年的海军史中几乎始终只存在一个海上主导国家，在与该国的竞争中几乎所有其他海军强国都处在相对或绝对的劣势地位。而即便是这唯一的海上主导国，在面对强大对手的挑战时，也需要牺牲一部分地区的力量以加强另一地区，例如英国一战前在北海以及美国当前在太平洋所做的那样。因此，存在舰队战略几乎适用于所有海军国家。
“战争乃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一切武装力量皆要服务于国家大战略的目标。作为海上力量的舰队，其功能与作战目标只能根据实际环境不断调整以服务于国家的总体战略。至少在概念上已被放弃的绝对制海权观念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对舰队积极防御价值否定的倾向违背了这一战争原则。无视国家战争目的，教条地将消灭敌方舰队以夺取制海权当作终极目的的倾向正是科贝特要从人们脑中去除的。他对存在舰队的阐释对后世影响极大，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海军都认识到制海权乃是相对的。事实上，为避免“制海权”这个词体现出的过于浓厚的绝对意味，人们转而使用“海上控制”(sea control)来描述对于海洋交通线的控制。
对当下中国而言，科贝特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他澄清了存在舰队的实质及理论前提，为这样一种积极防御的战略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对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在这场战争中消极避战的李鸿章受到后人的强烈指责。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他的“保船制敌”策略正是“存在舰队”战略的翻版。存在舰队战略也因此在中国名声不佳。然而，黄海海战前李鸿章“惟不必定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的思想与本文讨论的以“采取一切手段阻挠优势海军利用制海权，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对制海权进行利用并随时准备反击”为要义的存在舰队战略差距很大。此外，到了威海卫战役，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到几乎完全无法有效影响后者的地步。就李鸿章而言，他先是没有运用存在舰队战略以争夺并积极利用制海权的意识，后来更是失去了运用这一战略的能力。因此，通过科贝特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策略并不属于存在舰队战略，用甲午战争的失败来否认存在舰队战略的价值是不公正的。不能因为对历史战例的不恰当认识而否定有着潜在巨大收益的战略思想。
第二，他所论述的存在舰队战略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劣势舰队的最大功效。在与美国海军的对抗中，中国海军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尽管如此，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随着侦察技术的发展，海上力量机动性、打击范围和精确性的提高，施行存在舰队战略的劣势海军发挥影响的范围和方式有所扩展。正如中国海军近期在南海对美国海军军舰采取的措施，在面对优势海军时，一支劣势的海军有机会采取积极行动在展示政治存在、执行任务等方面尽可能地争取重要收益。这种认识在中国海军战略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相结合”的转型过程中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