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重新开始了北伐。这一年北伐军占领了北京。这时，除了东北奉系张作霖外，其他各大军阀都基本上投到了蒋介石的旗帜下。
民国十七年（1928年）2月2日，张静江与好友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赴南京丁家桥出席了二届四中全会，会议由于右任担任主席，蒋介石致开会辞。这次会议开了五天，2月7日闭幕。会议结束后，又举行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会议有两个议决，这确实关系到蒋介石和张静江两个人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的政治生涯的不同命运：这两项议决是：一是蒋介石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个任命再次从法律上确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高统治地位。二是这次政治会议决定，中华民国要迅速成立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而张静江被任命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
但是，张静江看到蒋介石建立巩固的统治依然有相当的困难，以当时的局势来看，蒋介石必然要与汪精卫，与共产党斗下去，如果脱离了这种斗争他将一事无成。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张静江决心用他前23年那样的魄力重新投入到中国经济建设中去。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裂痕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于2月18日在南京成立，由财政部拨入的建设基金合国币10万元，张静江推荐了曾养甫任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建设委员会下设水利、电力、矿业三大行业，另设总务及秘书处、参事室。
从大量的史料来看，民国十七年（1928年）前的张静江的生命是着眼于政治生涯的，而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他的生命却是转折到了着眼于经济建设上去。这形成了他一生事业中两个截然不同的界限和历史空间，形成了他两个明显的生命半球，球体的上半部是政治的，下半部是经济的。
张增澄
民国十七年（1928年）8月8日至15日，张静江还是抱病去参加了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在坐定了第一把交椅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而精心设计的，他提出了“裁兵为整军理财之第一要务”的统治理论。
当时蒋介石一方要君临中央，而各地军阀则不甘人下，双方均挟武力以自重，全无民主政治的知识与素养。所以，这样的所谓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裁兵，必然引发双方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这二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裁军，及日后由蒋介石和冯玉祥、阁锡山、李宗仁等人之间的混战，使想全力投入经济建设的张静江很痛心，张已厌倦了政治上的汪、蒋斗争，也厌倦了蒋、冯、阎、李四大武装派系不停顿的混战局面。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张静江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尽管是代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他的行动思想是要求结束内战，谋求一个全国的和平和统一的建设局面。
实际上，这个时期，张静江与蒋介石的关系，随着他一心投入经济建设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的刚愎自用与张静江接受的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政治理想已日趋分歧，蒋介石的诛锄异己也为张静江所反感。
如果翻开李宗仁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也可看到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当时的关系已日显紧张。
回忆是这样写的：有一天，张静江因受蒋的气，心中有牢骚要发，便请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等人去其寓所聊天。张说：从前蒋介石未曾和宋美龄结婚时，张与蒋谈话，蒋莫不静心倾听，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动不动就向他大发脾气。张静江感到很痛心，因张与蒋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没有张的提携，蒋能否有后来的显赫地位，是要打问号的。蒋介石在给张的信中，一再说过张是他的恩师。这就难怪张静江因蒋介石忘恩负义而牢骚满腹了。其他人都对张静江的境遇表示同情，惟独吴稚晖滔滔不绝，说出一大套要大家理解蒋介石的话来。吴稚晖说：“蒋先生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份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蒋瑞元
张静江无论是出身以及所受教育，还是后来所受到的欧洲文化的熏陶，都与蒋介石明显有别。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全国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及蒋介石大权独揽后的必然独裁，他很自然地便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另则，从当时的形势看，虽然是在表面上的政治统一，但确实在现实上为国民党内热心于经济建设，有志于用经济改造社会的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可能性。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并继续完成北伐期间，张静江即以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身份领衔提出以发展国家的基本建设为重点，发展铁道、电气、通讯和水利等经济项目。
他集贤豪、议经济、筹经费、延人才、定计划、设机构，力争勤俭快速办好实事。他认为建设和发展经济，必须先从发展电力开始。
张静江在南京接办首都电厂，解决城市用电，民族工业在江浙迅速发展。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张静江着手解决无锡震华、耀明两个电气厂同时停业的问题，从而使它们联合改组成常州戚墅堰电厂，继续供电，并用发行公债充实资金。
张增澄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起，张静江领导的建设委员会为了发展电讯事业，又成立了无线电事业管理处，积极发展无线电通讯。后又在上海创办真茹国际无线电台，无线电短波通讯也从吴淞、杭州、南京，发展到北平、汕头、广州三个地区。接着他又着手解决矿产的开发，创办江南铁路和淮南铁路公司……
总之，民国十七年（1928年）下半年是张静江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向。不管是他当时出于无奈，还是有其他非常复杂的原因，但张静江的政治与人生的走向确实发生了重大转变。
必然的分道扬镳张静江毕竟是出身于富商之世家，经商发展经济才是他思想的根本。他追随孙中山投入辛亥革命，想用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后，再按孙中山先生之建国方略，把被革命破坏了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
在北伐胜利后，他考虑问题的角度，特别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认为只要把革命时所破坏的生产恢复起来，社会便自然稳定，党派分裂也会日趋平息。所以他一切以经济角度为出发点。因此，随着国民党统治的不断巩固和全国的统一，他期望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能促使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也能如他思考的那样去全心投入中国的经济建设。
张静江在回到家乡时，在全族人的宴请上，要众位乡亲帮助他搞建设，在全国政治会议上他也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要国民党政府投入经济建设。
蒋瑞元
但蒋介石考虑问题的角度与他考虑的建设事业却大相径庭，几乎是南辕北辙。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一天不消灭，他的统治就一天不会安宁，他就不可能全身心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去。蒋介石在这一点上对张静江很不满，认为张静江没有政治头脑，书生气太重。张静江认为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扩军备战，从而削弱了经济的建设、生产力的恢复与培育。
张静江不顾蒋介石与他在政治、经济等国策上的分歧，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在建设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支持下，向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提交了《确定全国建设经费保管支配方案以利建设案》。
在这个方案中，他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建设经费保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由国家财政、交通、铁道、工商、农矿各部部长及建委会委员长组成。并使建设经费专案保管、支配及监督其用途。实行建设经费会计独立制。每年关税收入增加额，土地税收入增加额，以及中央及各省官营事业之收入，均须“全部用作发展建设事业之用”。
他还提出为了确保国家建设经费的稳定，各地方收入，除土地税增加额之外，应以30%到50%作为建设事业之用。他还提出如果发生短发积欠各机关之建设款项，应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当局尽先筹足补发，以利国家建设事业之进行。
民国十八年（1929年）12月他在呈行政院文件中说：“时局多故、军事频仍，建设事业反大受其影响，如铁路、电政、航政之类，每当军事发生，关于军队之输送，消息之传递，其供应极繁，其所受之牺牲损失亦最巨，使各项建设事业年来不惟毫无进步，且日益凋敝。”
中原大战示意图
从张静江呈当时行政院之文中不难看出，他是强烈反对当时蒋介石发动的中原大战，也反对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开始的对红军中央苏区的“围剿”的。
他是从军事战争会给当时刚恢复的经济建设带来损失这个角度对蒋介石持反对态度的。
当时蒋介石眼看共产党在农村大规模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其宗旨是推翻国民政府，于是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所以，张静江提出的反对军事武装斗争，提出专款专用的建设经费之保障，蒋介石是完全当成耳边风的。随着张静江投入建设事业的决心越大，他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分歧也就不断在扩大。
在实际行动上，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军事计划”和“围剿”行动也不予配合。
蒋介石所奉行的是：（1）一切可以紧缩（包括国家的建设事业经费）；（2）一切可以和谈（对汪精卫、胡汉民等反对派）；（3）一切可以退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入）。
但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初，在近7年时间里，蒋介石却不顾一切，试图完全用军事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他的唯一手段是采用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封锁”与“围剿”。
张增澄
当蒋介石正全心致力于这一军事武装时，张静江提出的保障建设经费案，在客观上无疑是向蒋介石头上泼了冷水，蒋介石势必与张静江在政治、军事、策略上产生分歧。
张静江在他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在浙江大规模从事公路、铁路建设时，蒋介石也正在“围剿”闽浙赣地区的工农红军。蒋介石曾下令浙江省政府应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山区公路以配合军事行动，并限期完成，下令“不得贻误军机”。
可张静江却一心要搞经济建设，不顾蒋介石的严词紧令，首先全力修建杭州至绍兴的公路，使这条公路成为全省唯一有盈余的公路。
这些“阳奉阴违”的实际举措，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
建设与军事的抉择虽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恩师，也是党国资格最老的元老，但在“围剿”与“建设”上的分歧无法弥合。张静江想的是建设，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不消灭，他的统治就不安宁，就不可能一心搞建设。
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自国民党三大后，张静江便由中央执行委员被排挤到中央监察委员，这使他失去了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表决权，也迫使他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专做建设委员会的工作。
张增澄
张静江专任了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后，仍和蒋介石的思路相违背。当他大力投入建设事业时，随着他和蒋介石政治联盟的破裂，在经济建设上的目的和动机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
张静江早在30年代就能充分发挥建委会的作用，积极参与到各民营企业的建设工作中去。如对九江映庐电气公司之整理，贵阳电厂之创设，丹阳肇明电气公司之辅导，以及对江南汽车公司和江南铁路公司之车辆设备采购等事项，他均全力支持。
另外，张静江还主持制订了许多奖励民营事业的措施，甚至还从经济市场盈亏状况出发，把一些属国家管理的国营企业转让给民营，以鼓励民营企业办得更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税收入。
那时张静江确对建设充满热忱，他为了整顿土地事务，成立了地政局，聘美国留学归来的俞俊民担任局长。在成立电话局时，即聘美国理工博士李熙谋担任电话局局长。
当成立浙江莫干山肺病疗养院时，即聘德国医学博士周君常担任院长。曾聘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吴琢之工程师任公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后还聘他为江南汽车公司和西南汽车运输公司总经理。
张增澄
张静江早在30年代的那一套经济理论与思路是十分接近世界经济发展思路的。由于张静江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的路线、理念之相悖，他俩多年的政治联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裂。
政治生涯的结束随着张静江与蒋介石之间政治联盟的破裂，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了。紧接着，他又和蒋介石所倚重的戴季陶与曾在他手下工作的陈果夫发生了矛盾。
起因是戴季陶与陈果夫针对共产党当时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出台“合作运动”与“二五减租”政策，他们认为首先应在浙江推行这二项政策，当时戴季陶、陈果夫已在中央任要职，国民党中央党部电令浙江省党部，咨请浙江省政府协助贯彻上述政策。
对此，张静江召开了省政府会议进行了讨论，决定暂缓协助贯彻。
这“暂缓”两字，实际上是他婉言对抗中央这二项政策的挡箭牌，也便是说张静江所领导的浙江省政府不同意实施上述中央政策。这当然引起戴季陶与陈果夫两位的不满。
事有凑巧，这一年的年尾，嘉兴发生了农民哄抢中国银行的事件，当时省党部的《民国日报》（后改为《东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这次农民哄抢中国银行事件，是由于张静江所领导的省政府不执行“二五减租”造成的。所用词语，影射并诋毁了张静江。
张增澄夫妇
这无疑触怒了当时任主席的张静江，他手谕省政府保安处长竺鸣涛，将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民国日报》社长吴健中扣押起来，并指责他挑拨关系，嫁罪于人，进行了人身攻击。但是，吴健中系陈果夫之嫡系，事情越闹越大，报社方面当然不肯让步，此事直闹到了国民党中央。这更促使戴季陶与陈果夫对张静江心怀不满。戴和陈均向蒋介石直接汇报，并说张静江在浙江完全搞独立王国，针插不上，水泼不进。
这使蒋介石对张静江更为恼火，进一步加深了他和蒋介石的政治矛盾。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由于发生了朱家骅问题，这件事当时也得罪了戴季陶，得罪了戴季陶，也便得罪了蒋介石。
在张静江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由于一系列建设项目的投入，也牵涉到当时行政院下属的好几个部，因为建设项目所涉的一些工矿企业的管辖权界限不清，这势必牵涉到这几个部的管辖权益问题。
于是，这几个部的部长也认为张静江超权越级，亦乘机向蒋介石挑拨和汇报，指责张静江的权力太大，管得太多，超越了他的权力。
特别是在张静江倾全力于全国的经济建设时，在他全权负责国家建设委员会之际，他将所有新建、扩建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事业，甚至包括水利建设事业等，一律划归在他的建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这无疑除政治、军事上与蒋介石不合拍外，又与当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在大力发展的官僚资本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和矛盾。
张增澄
当时的张静江自知难于抗衡，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张静江虽也曾联合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想走一条亦官亦商的道路，但真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抗衡，那简直是自不量力了。这样的对着干的结果，使矛盾更趋激化。
而在张静江的内心，始终认为他家里有钱，加之他老是以党国元老自居，还以孙中山总理是他的最好朋友自居，处处显露出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感。这诚如当时张静江的秘书李力经老先生所说：“我们的二先生是大少爷做官，家里有钱不在乎……”
正是张静江这种倚老卖老、处处以元老自居的性格特点，成了他在政治上失败的主要原因。依张静江的脾性，在当初，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自然要让他三分，可是到了北伐胜利建都南京后，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已坐稳了江山，手中有生杀之权，有了生杀之权自然也有了财源，财也随势而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的张静江在蒋、戴、陈等人眼中已不存在什么优势了，而且张静江个人家庭以经商获取的钱财，比之以蒋宋孔陈四大政治集团的钱财，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授意陈布雷和陈立夫，前去张静江寓所交谈，言谈之中暗示他应自动放弃职务，也即自动下台。张静江在这暗示下，自知从政缘分已尽，盛怒之下，遂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11月通电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
蒋瑞元
蒋介石在那个年代里对持不同政见者抑或有碍他的集团利益者均反脸无情。蒋介石曾软禁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军事领袖李济深，也软禁过结拜兄弟冯玉祥等，但对张静江的下台，蒋介石认为是出于忍无可忍。
蒋介石在最后总算还不忘旧情，给张静江留有一定的面子，仍保留了他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
但为了限制张静江搞建设的空间，蒋介石尽量压缩建设委员会的权力，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授意通过了二项针对性的决议：（一）即刻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由蒋介石的心腹、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兼委员长。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剿共军费，还规定财政上所有经费支出，概由经济委员会审批核定。（二）原由建设委员会所辖的企事业单位，一律归还各部管理自办。
显然，蒋介石授意通过的二项决议，使原来的建设委员会的建设经费要受到宋子文所任的经济委员会的节制。而原属张静江建设委员会管辖的企事业单位都归还各部，这样，张静江领导的全国建设委员会已基本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蒋瑞元
而蒋介石为了限制张静江的权力，当时建设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也由建设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曾养甫主持，虽曾养甫是张静江一手提拔起来，但这时的曾养甫已成为了宋子文的亲信，因此，张静江的所谓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实际上已被完全架空了。
张静江被蒋介石挤出政治舞台后，张静江这个建委会委员长几近闲职。
当然，从张静江被排挤出政治舞台后，由于他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撑，他虽竭尽力量，也依靠了张氏亲属的一些支持，且也得到了几位长期与他为伴的国民党元老的帮助，但这都抵御不了“四大家族”在经济包围中对他的压力。张静江最后仍保留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但从此他与蒋介石彻底分道扬镳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同时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