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岸屠杀工人事件的同时，施洋在汉口被捕，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军警稽查处的便探先到施洋的律师事务处(在汉口后花楼大同旅社浴室旁边的一个弄堂内)说是接洽官司。

施洋的夫人告诉他往地方法院出庭去了，便探就到地方法院去，走到后城马路的中间距新市场不远遇着施洋从地方法院回家，便探就拦住他，把他带到稽查处，当即押解过江，在军法审判处略加讯问，即执行枪决，到了第二天京汉铁路复工通车了才准收尸，是由汉口人力车夫工会的负责人樊一狗、袁诰成负责收尸，棺材安葬在宾阳门外洪山的北麓，并为建亭立碑，到现在还存在。

施洋是湖北竹山县人，寒士出身，辛亥革命时他不过二十多岁，一九一三年他开始进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一九一六年毕业，毕业后困在武昌半年之久，才办理律师登记，取得了律师的身份以后，就在武汉挂牌当律师。

他的律师事务所最初在武昌抚院街，据他自己说:

在当律师的第一年简直没有生意，到了第二年虽然有点生意仍不能维持生活。

在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学生联合会，曾代表武汉学联到过北京上海参加全国的学生运动。

这就是他开始露头角的时候，他很有点辩才，胆子也很大，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湖北省教育会的筹备会上，他能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

有理无理，他总是不认输。

他很有点派头，他经常是红顶瓜皮帽，缎子马褂黑漆皮鞋，金丝眼镜，手拿一根流行的所谓文明手杖，早留了两撇胡须，见人好说大话，拉关系。

施洋

当时我们是书呆子气重，见了他的那一套，真是有点恶心。

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的接触较多，我们才开始认识他胆子大，有才气，勇于任事，不怕难。

在汉口人力车夫罢工运动中，他不仅出力，而且出钱。

他对人力车夫的疾苦，体会得很深刻，替人力车夫出主意，以法律顾问的身份替人力车夫到租界工部局讲条件。

他在人力车夫的罢工运动中， 建立了他的威信，全汉口的人力车夫都爱戴他，都称他“施先生"。

在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我们在武昌抚院街青年会举行纪念会，并于会后举行游艺会。

他自动地来参加，并出席演说，他的演说内容很丰富，他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方向和他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他的词令对群众的启发性和煽动性很大。

因此我们的同志对他的观感也改变了。

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中，由许白昊、项英两同志提出介绍施洋入党。

第一次在区委会没有通过，陈潭秋还说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

决定要我同他多谈两次话再讨论。

我对施洋是有些了解，但以他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虽同他谈过几次，仍不敢速作决断。

因他与刘伯垂同行，我就问刘伯垂的意见。

刘伯垂说:“只要他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学究，怕那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

我也同意刘伯垂的意见，在第二次提出区委会讨论，才通过他入党。

他加入党以后，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事都沉着笃实多了。

因为他对劳动运动感兴趣，所以把他分配在劳动运动方面工作。

他家里用的一个女工黄陂县的一个孤女，同许白昊恋爱，后来也加入了党，即是秦怡君。

许白昊死了，她同李求实恋爱，李求实死了，她在上海福民医院当护士，中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就不知她的踪迹了。

京汉铁路工潮发生，施洋到江岸去过几次，讲演过一次，他因律师业务很忙，所以没有在这次罢工中担任什么重要的工作。

吴佩孚、萧耀南因为要镇压工潮，打击共产党，所以把屠杀工人与枪杀共产党人，认为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两面，施洋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所谓危险人物，他自己也是满头脑的法律观念，对敌人没有警性，所以他就不免于死了。

血案铸成了，他们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道因此震动了全世界，启发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树立了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施洋为工人阶级，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牲牲了，他的身后萧条，只剩下他的夫人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孩子。

“二七"工潮是在血腥的武力镇压下复工了。

于二月八日开始通车，工人俱乐部都被查封，我党在交通部任职的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安体诚及我五个同志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我们五人分任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五路的工人组合工作，高恩洪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调查首领是叶恭绰的旧交通系人物和组织，最初的名义是“密查”，后以我们都是大学生，改为育才科的视学，陇海铁路的工人组合工作是李震瀛负责，他不在交通部任职)。

在我们离开交通部时，各路的工人组织已初步完善，每一路都有我们的同志负责领导。

如京奉路有邓培，津浦路有王荷波，陇海路有李震瀛，京汉路有项英、吴汝明等。

项英在“二七”江岸大屠杀中，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被乱枪击散，潜伏在江边，到黄昏时候，才搭上一只小划子到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熊晋槐的寓内，廖乾五也住在那里，就在此处建立联络处。

他开始调查工人死乱的情形，拟定善后的办法，建立工人工会的秘密联系，在江岸的被捕工人在工潮解决以后都释放了，被开除失业者达数十人，其余如保定、郑州、长辛店各站被捕的工人和共产党人都关了监，因此善后救济成了我党在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京汉路罢工的过程中，北京比较武汉是沉重多了。

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我们才在北京展开政治宜传与办理善后工作，我们组织在参众两院请愿，联合众议院的议员胡鄂公、彭养光、范叔衡(范鸿劼的堂兄)，白玉逾、吴昆等对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提出弹劾案，因为这几个议员都是湖北人，同我们有些私交，党就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和刘子通、范鸿劼负责进行，并发动提出劳动立法案，争取工人的集会结社罢工自由。

胡鄂公是北京“今日杂志”派的首领，他的干部有邝摩汉、熊得山、汪剑农、彭泽湘等，他曾派彭泽湘等赴莫斯科请求加入第三个国际遭到拒绝，他回转头来争取加入我们的党，所以他对此弹劾案与劳动立法案的运动很卖力，完全服从我党的领导。

项英也来到北京，他和王俊代表京汉铁路死难工人到参众两院请愿，并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过“二七”工潮的报告，当时发行的《二七工讯》小册子也是项英起草的初稿。

弹劾案虽然照我们的原意由胡鄂公提出来，在征求连署人的时候把吴佩孚勾掉了，因为当时北京政府吴佩孚是一个实际支持者，议员老爷们哪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呢？

所以弹劾的对象仅是萧耀南、赵继贤。

劳动立法案倒是很顺利地提出，连署议员很多，虽然没有经过大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但在政治宣传上起了相当的作用。

工人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运动，经过了“二七”工潮和这一次的“弹劾案”和“立法运动”有了不少的进步，也算是我们的合法斗争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

其次就是善后与救济工作，善后工作是对死亡的要安葬，死亡的家属和数百个被开除而失业的工人要生活，被关监的工人要营救。

一个幼年的党，遇着这样的问题，不能说不是个大事，所以我们一面进行募捐，一面组织救济机构，选择办理救济的人员，颇费周张。

募捐方面国内的办法很少，因为此时全国各地劳动组织尚在萌芽时期，工人的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会的经济力量还不够，非工人阶级团体或个人如慈善会、救济会、青年会及一般富商大贾不仅隔岸观火，并把工人罢工认为是过激行为，还指“罢工运动”为“白老鼠过街，人人叫打”。

我们的同志多半是教员、学生、新闻记者、工人，大家节食省衣捐凑一点为数有限。

主要的捐款是在第三国际号召之下由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赤色工会募集来的，为数倒不在少。

此项经费主要的是救济死难工人的家属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时间还相当长，保管与发放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工作，我们的党当时没有慎重考虑，适当处理这个问题，仅就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当中组织了个济难委员会，北段是张德惠负责，南段是张连光负责，我们党把收到的捐款如数地交给济难委员会由他们处理，我们也没有派人监督用途，稽查帐目，捐款是陆续地来，我们也是陆续地交给济难委员会，因此他们对救济费的发放不公平，不恰当，浪费、贪污，到了最后，张连光卷了五六千元现款逃回他的故乡福建，匿迹销声。

有人说他回家置了产业过他一个人的安乐生活。

张德惠也拐了三千多元久不见面，过了几个月把钱用到差不多完了，才跑到北京同范鸿劼、何孟雄、王俊见面交来了一篇假帐，报销了二千多元，还差八百多元他说是他用了。

如张连光卷款潜逃，倒还是一刀两断，没有出什么麻烦，张德惠犯了错误，我们就不理他，他跑到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到处招摇撞骗，造谣生事，并与我们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豢养的走卒国际工会分子，广州的马超俊，湖南的王光辉，汉口的郭骋伯、郭案生等沆瀣一气，对我党作恶意的中伤，如:“共产党骗俄国人的钱”，“共产党被俄国人收买”，“共产党陷害工人，煽动罢工”之类的诽语，工人群众头脑是比较简单，听了这些谣言，都信以为真。

如杨德甫，罗海澄等跑到上海找陈独秀要算帐，王光辉、郭案生、郭骋伯等到处宣传说共产党侵吞救济工人的捐款，登报要我们公布帐目。

我们的党在此时还是秘密的，我们救济工人的捐款是从第三国际和各国友党募集来的，我们既不能在报上公布帐目，也不能和这些工贼打官司，陈独秀在《向导》上写了一篇《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文章辟谣，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我同杨德甫以前处得不错，我找他解释过，越解释他们的误会越多，他们总以为还有多少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给他们用，他们的欲壑是填不满的。

因此影响党与工人间的关系不少。

在武汉方面因张连光卷款潜逃，林育南认为是项英用人不善，对项英提出过分的责难，李之龙说:

“张连光是京汉铁路工人推选出来的，就是用错了他，也不是项英一人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他们争论起来，打了一架。

同志间的团结，也发生问题，武汉的工作有很多矛盾，这是一九二三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