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欧盟、中国和美国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风险管控并努力加强经济安全。如果使用“去风险化”来笼统描述这些政策，则会产生误导。虽然这些政策的出发点相似，但各方所采取的措施、期望的结果以及时间跨度都截然不同。“去风险化”一词由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于2022 年 11 月首次提出。2023 年 3 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发言再次提到“去风险化”，指出欧盟新政出台旨在缓解日益严峻的经济风险，同时提到不断变化的对华关系。冯德莱恩明确表示，尽管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利益”，但有必要对中欧关系进行“重新平衡”。一段时间以来，欧盟政界已意识到，欧盟整体经济安全和海外运营的欧盟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威胁。然而，两起黑天鹅事件让欧盟更加显著地感受到所面临的风险水平，促使欧盟委员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锁隔离暴露出一些关键问题。由于供应链不稳定，欧洲的粮食安全面临挑战，基本医疗用品（包括药品、个人防护设备、检测试剂盒和其他医疗设备）突然无法稳定供应，这使人们意识到欧盟对某些第三国家过度依赖，引发人们对欧盟长期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安全的疑虑。其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欧洲粮食和安全危机，欧盟委员会官员一致认为，欧盟再也不能让自己受制于关键资源断供，这促使欧盟加快“去风险化”行动。欧盟已在这方面采取措施，例如，欧盟已出台计划对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链多元化，避免依赖单一来源。截至目前，欧盟一直在谨慎推动去风险化政策，尽可能减少该政策对欧盟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影响。例如，欧盟目前仍未对依赖程度较高的关键产品和去风险化程度做出定性。
不过，冯德莱恩在 2023 年 3月发言中提到去风险化的某些关键原则，同时就欧盟对华政策做出较之前或更强硬的表态，中国方面对此反应不佳。一名官员对此表示失望，称该讲话歪曲和曲解了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另有人警告称，此举或将引发“贸易与意识形态及国家安全捆绑、欧盟内部对立的风险。2023 年 5 月（仅两个月后），“去风险化”一词出现在日本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表示，“去风险化只是变相的脱钩”，“所谓的去风险化只是华盛顿为遏制中国编造的另一借口”。然而，这一说法由于忽视事实存在一定误解。事实是，欧盟提出“去风险化”，旨在通过采取更精细措施保障经济安全、加强风险管控并促进供应链多元化，旨在将其与意义更广泛、与美国关系更密切的脱钩政策加以区分。
这一说法同时也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中国似乎也一直在采取风险管控政策，其在形式上比欧盟的去风险化要更加全面，在时间上也比欧盟的去风险化更早提出。或许最为重要的是，这一说法忽视了欧盟被迫考虑推出去风险化相关政策的根本原因是第三方市场的不当发展或和其他威胁对欧盟安全带来的风险与日俱增。中国的相关政策的提出源自于建设国内工业产能，主要目的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国民富裕。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中国一直采取自上而下的规划性政策，但风险意识水平以及出台的相应产业政策已随时间发生显著变化。大约从 2005年开始，中国陆续出台推动核心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大自主创新政策力度。为提高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这些产业政策的范围和目标也在逐步调整，同时中国产业在国内和国际的市场份额目标相继提出。
与产业政策并行的是，中国的五年计划除了与发展相关的内容之外，越来越多地增加了与安全相关的内容，这一主题也在高层的公开发言中得到了呼应。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与 2018 年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产业政策进一步强化对安全的关注。在 2020 年 4 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讲话中提出，中国需要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也要“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中国最终将安全和发展关切结合起来，并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政策重点之一。在此之后，202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强调了加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及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安全考量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权重有所增加。
由此可见，中国在风险管控和加强经济安全所采取措施的广度和深度似乎远远超出了欧盟所希望的‘去风险’：在尽可能保持开放，同时消除自身市场在关键领域的过度依赖和潜在威胁。在这一方面，美国已由特朗普（2017 年至 2021 年）最初支持的“脱钩”主张转向“去风险化”。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彻底断绝关系将对美国自身和全球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美国采用“去风险化”一词却让人更加容易地将美国与欧盟的做法混为一谈。与欧盟类似，美国的目标也是建设国内工业能力，增强某些行业的竞争力。然而，中国认为，美国战略的很大一部分还涉及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阻碍中国的发展，以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这并非欧盟去风险的特征。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清除经营和决策相关风险仅为司空见惯的商业行为。
然而，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目前面临的大部分挑战是由于其供应链高度集中于中国造成的，这表明，过去许多企业优先考虑建立最大化竞争优势，而没有优先考虑建立自身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随着政治因素在商业环境中的影响逐渐加深，欧洲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规模、复杂程度和严重程度都呈指数级增长。而这一趋势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持续加强。2010 年，中国因双边分歧而限制对日本的稀土出口等事件，这是地缘政治问题对企业的影响与日俱增的早期迹象。在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中，64% 的受访企业指出，在华经营难度同比有所增加。市场准入和监管壁垒、不平等待遇和繁琐的行政要求等长期存在的挑战，因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全球性事件，以及苏伊士运河因船只搁浅而堵塞等不可预见的事件而加剧。
除此之外，欧洲企业也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放缓，以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有所担忧。31 因此，企业的经营计划目前更偏重于风险管理和建立韧性，而非节约成本、优化效率和扩大市场份额。本报告的受访企业指出主要面临的一些风险，包括完全脱离中国市场、过度深耕中国市场、地缘政治、供应链中断、欧盟与中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在华网络安全合规问题。这些采访结果表明，企业在管理此类风险时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即使行业相同、规模相似的企业，采取的许多策略也大不相同。这些策略可能基于特定公司的风险偏好、对中国未来发展轨迹的预期，或者仅仅出于对市场变化和不断发展的业务或客户需求，以及公司过去的成功经验和目前在中国的发展规模的考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企业的策略甚至会受到个别高管对中国的整体情绪所左右。
结论。企业本应将资源用于优化产品和服务，而非风险评估和合规工作，风险加剧的营商环境是对企业的掣肘。企业现在不得不采用的一些会损失效率的经营策略，这样会增加运营成本，阻碍创新，并最终将把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于任何一方都无益处。欧盟、中国和美国目前各自采取的三种策略都在不同程度上表明，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正在倒退，但对于商业活动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始终是要寻求某种 “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欧盟目前所定义的“去风险化”概念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方法。与中国不同，欧盟奉行的并非自立自强政策，而是能使其供应链在受到最小干扰的情况下继续运行的多样化政策。欧盟的总体目标也不是脱钩，而是与合作伙伴保持接触的同时，在准确认识关键依赖关系的基础上更好地识别和管控风险。
欧盟定制化的风险管控办法将带来新的贸易机会，并继续与全球经济保持高度一体化。
欧盟去风险：加强经济安全，减少关键依赖。“全球一体化和开放型经济对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竞争力和我们的欧洲经济一直都是一股有益的力量。这一点将来也不会改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竞争和地缘政治变得更加激烈。正因如此，经济安全问题已成为我们和许多合作伙伴的优先事项。今天，欧洲成为第一个制定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经济体。这将确保欧洲未来几年的主权、安全和繁荣。”从广义上讲，欧洲联盟（欧盟）的去风险化战略是其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进行不断评估的结果，这使其认识到欧盟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变得更有复原力。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保护主义对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不断加深，几个关键因素导致全球的相互依存关系被不断削弱。
这些因素包括：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中国的重商主义贸易行为，包括颁布国内技术标准、设置苛刻的经营许可获取要求，以及在公共采购中歧视外资主体；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将食品和能源供应链武器化所造成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功能日益失调。在这一背景下，欧盟的去风险化战略旨在加强经济安全，并由此加强实体安全，以确保欧盟的繁荣。33欧盟正在制定去风险措施和工具，以最大限度降低“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某些经济流量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在设计这些措施和工具上“保持最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和活力”。例如，2023 年 6 月，欧洲理事会宣布，欧盟将根据 2022 年 3 月的《凡尔赛议程》，35 继续削减对中国的关键依赖性和脆弱性，
仅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从中国“去风险化和多元化”，同时继续大力参与，寻求建立一种“平衡、互惠和互利”的关系。重要的是，欧盟已明确表示，“去风险化”不应等同于“脱钩”，并指出与中国“脱钩”意味着去全球化，“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37 欧盟贸易专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 2023 年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前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他指出，尽管欧盟与中国存在许多问题，但欧盟正在“讨论‘去风险化’而非‘脱钩’”，并指出欧盟需要“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式，同时应对风险和可能的战略依赖”。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