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采用“小院高墙”战略来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的责任是引领新一轮数字革命——确保下一代技术有利于我们的民主和安全。我们审慎地制定了限制措施，禁止对中国出口最先进的半导体技术。 这些限制是以国家安全考虑为前提的。沙利文“我们不能让中国获得这些芯片。绝对不能！我们要拒绝向他们提供我们最尖端的技术。”吉娜·雷蒙多美国商务部部长美国承诺要与中国发展“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的关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华盛顿认为，近年来美中经济关系愈发不对称，这有利于中国政权通过“中国制造 2025”倡议或“军民融合”战略等产业发展战略计划获得技术领先地位，从而实现地缘战略目的。对此，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开始转变了对华双边关系方针，特朗普政府则变本加厉，更是将对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
虽然中国未能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但经过多年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在国际上变得更加自信，这促使美国对华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思维模式。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主要威胁。
2017 年以来，美国不同程度地加大了对华“脱钩”力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广泛脱钩，2017 年 - 2021 年在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任内，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少进入中国的科技产品、服务和投资。但此举是在两国的经济往来框架下进行的，并且前提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让美国也受益。然而，中国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日益增长，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了挑战，因此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针对“国家战略利益和私人商业动机的融合[……]以及市场准入和全球竞争条件日益不对称”等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关切，美国开始加大力度，在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将美国经济与中国划清界限。第一阶段的脱钩措施往往范围广泛，例如 301 条款中的贸易战及关税，其成本主要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
第二阶段：内部能力建设和选择性脱钩，2021 年 - 2022 年在新冠疫情导致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将重点转向国内工业复苏。该战略摒弃了上届政府相对孤立主义的做法，旨在“在国内建立韧性和能力，并在国外建立更有效的伙伴关系”。此次疫情暴露了工业投资不足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结构脆弱性，从而使整个经济遭遇供应链瓶颈。经济安全的重点开始转向限制中国获得美国顶级创新技术，完善上届政府支持的广泛脱钩方略，以及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认识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美国的策略更多地向与中国接触倾斜，或者国务卿布林肯所声称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
第三阶段：竞赢和战略性先发制人，2022 年 –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口管制措施。此举旨在阻止中国获得尖端芯片技术，还阻止美国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商向中国出售其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的高端芯片，有效地遏制了中国在关键技术“瓶颈”方面的半导体生产能力。除了单边出口管制外，华盛顿还计划在“投资、结盟、竞争”框架下更加重视集体行动：即加强投资国内实力、建立联盟以塑造全球战略环境，以及实现军事实力现代化。拜登政府在《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了“超越战略竞争对手，与盟国合作，制定技术、网络安全以及贸易和经济的道路规则”。
美国经济安全和风险管理方法的主要关注点和驱动因素。在 2023 年 4 月的一次政策演讲中，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将放弃“脱钩”言论，转而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所倡导的“去风险”框架。沙利文提出了美国的主张，承诺实施“小院高墙”来保护他们的基础技术。就在几天前，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脱钩，理由是这将“对两国造成灾难性影响……并且会给世界带来不稳定。美国在经济安全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做法反映了其总体看法，即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这一立场在华盛顿的政策中得到了呼应，这些政策表明，美国不仅要解决市场准入和被视为不公平的贸易不对称问题，
而且要基于广泛的国家安全关切（包括采取战略性先发制人措施）阻挠北京的工业和军事发展。例如，在 2023 年 12 月的美国防务论坛上，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指出，中国没有美国拥有的“最高端计算机半导体”。她进一步表示：“如果我们可以阻止[中国]获得他们无法运行模型的芯片，那么他们就无法利用这些芯片来提高军事能力。我们不能让中国得到这些芯片。绝对不能！”186 她在接受采访时澄清说，虽然美国认为它不能阻止中国的发展，但它可以试图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并指出，“最终，我们必须跑得更快。做得更多，跑得更快，这样我们才能永远领先。跑得更快”的理念是美国和欧盟各自风险管理方法的一个共同根源。华盛顿的许多政策旨在巩固和增强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
然而，这也与整体军事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几十年，美国制造能力削弱，对国防工业基础构成了威胁，美国制造商越发被视为无法“满足国家安全要求”与欧盟“去风险”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美国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加强经济安全的工作，也取决于确保关键商品供应链安全的需要。新冠疫情造成的破坏，以及某些政府为限制国内所需产品出口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暴露了美国国内供应链的脆弱性，就像欧盟一样，华盛顿也渴望弥合这些差距。2021 年，白宫的一份报告聚焦了半导体、电池、关键矿产和药品，重申了美国当前供应链的主要脆弱性，并呼吁建立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以降低供应集中的风险。例如，国内制造能力不足、激励措施失调、短期主义阻碍私人投资，再加上全球采购的地域集中，导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量中的份额从 1990年的 37% 降至 2021 年的 12%。
拜登政府认为，必须采用盟国和盟友的支持、储备，以及投资可持续国内生产和加工等工具，增强该领域的抵御能力。在“重建美好未来”的口号下，拜登政府于 2021 年制定了新的产业政策，既定目标是“维持和扩大[美国]经济和技术影响力，使[美国]经济和供应链更具韧性，[并]提高竞争优势。此公告发布后，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大规模投资计划，例如《两党基础设施法》、《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降低通胀法案》，来支持美国的技术生态系统发展。美国和欧盟更进一步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需要识别和消除网络威胁，根据 2018 年 301 条款报告的调查结果，中国进行并支持“未经授权的网络入侵美国公司网络，以获取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作为回应，美国加强了防范商业机密窃取、经济间谍活动和恶意外国投资等手段，从而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2019 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对访问美国基础设施实施了新的限制，并敦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对被视为“容易受到中国政府剥削、影响和控制”的中国实体投资或收购美国公司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还有人呼吁美国及其盟国保持“对中国施加影响力的能力”，例如，其中包括利用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对美国食品、能源和技术的进口，以及中国精英对进入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和教育体系的渴望，作为施加强制力量的手段。
美国经济安全和风险管理方针的方向和范围。美国管理其经济安全认知风险的战略的早期体现是，2018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实施的 301 调查，该调查发现“中国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方面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或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了负担或限制”。这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大部分中国输美商品征收 10% 至 25% 的关税，关税税目总数超过 800 个。这导致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从 2018 年的 21.6% 降至 2022 年的 17.1%。 尽管跨国公司怨声四起，但这些关税仍然存在。为遏制技术泄露，美国还于 2018 年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或“敏感个人数据”交易的管辖范围。该措施出台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 2017 年至 2022 年间下降了 97%，相对比例从 5.5% 降至 0.2%。
同年，美国司法部发起了“中国行动计划”，旨在调查和起诉“窃取商业机密活动、外国影响力活动、供应链颠覆以及来自中国的其他威胁”。几名华人和华人姓氏的研究人员受到指控，但许多人随后被无罪释放。美国还加强了出口管制，称国家安全“要求美国保持在科学、技术、工程和制造领域的领导地位，该管制包括对创新至关重要的基础技术。虽然在拜登总统任内，美国放弃“中国行动计划”等某些措施，但它进一步完善了其胜出对手的工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 2022 年 9 月 16 日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美国在计算相关技术、生物技术和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这些领域现在被认为是整个美国技术生态系统（包括军事技术）的基础和“力量倍增器”。
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防止知识产权被盗和美国技术被用于针对美国或美国人民，沙利文认为，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其出口管制方法，使其投资审查系统实现现代化并解决敏感技术的对外投资问题，以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 因此，他拒绝了此前的“滑动比例”规模调整策略，即在关键技术上保持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仅领先几代。【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