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二十三年 七月二十二日 鄱阳湖

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和爆炸声震耳欲聋。视线中充斥着浓烟、箭矢和被炮弹激起的水柱。

早已被鲜血染红的水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或被焚、或溺毙的死尸。

而那些依然活着的、那些此时已衣着破烂、面部狰狞的士兵，还在尝试着最后的挣扎、尝试着用脆弱的生命逃离这巨大的修罗地狱……

只是很遗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注定都将在这个黄昏，被无情地吞噬。

形势对汉军已愈发艰难，高大的主舰之上，心急如焚的主帅努力将头探出舷窗，试图更好地掌控整个战场的态势。

突然，一声凄厉而急促的破空之声，从左侧传来，毫无防备的男人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冰冷的箭头便猛然由眼窝射入，带起喷洒而出的脑浆和一蓬血雾，瞬间没入头颅。

身躯猛烈后仰，铁塔一般的男人，应声倒地，没有挣扎，甚至都来不及呻吟。

汉王中流矢矣！…汉王中流矢矣！…

男人咽气前，周遭似乎变得出奇的安静，整个世界只剩下部将们此起彼伏垂死的哀嚎。

1363年七月，鄱阳湖遮天蔽日的箭雨中，当时中国南方最强大的汉王陈友谅，输掉了他和死敌朱元璋之间的终极决战。

十四世纪初，蒙古人治下的中国，政治腐败黑暗、贫富分化严重、各地灾荒连年，与此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仇恨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酝酿发酵中变得无法调和。

谁能料到，距忽必烈建立元朝才刚刚过去几十年时间，曾经无比强盛的帝国，其庞大的机体内部，此刻却早已千疮百孔、破败不堪。

但山雨欲来之际，元朝的当权者们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机即将降临。

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黄金家族的后裔们，除了更加变本加厉地盘剥、压榨底层人民，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受。

剩下的，便是醉心于宫廷政变、抢班夺权——从1308年武宗登基到1333年顺帝继位，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元朝就走马灯似地换了八位皇帝。

而就在蒙古贵族们醉生梦死、相互倾轧之际，最早从1325年开始，河南息州的赵丑厮、郭菩萨等人，以“弥勒佛当有天下”为口号，率众揭竿而起，拉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此后，1337年正月的广东增城、同年的河南汝州(信阳)、1338年的江西袁州(宜春)，大批走投无路、受尽欺凌的穷苦百姓，也纷纷拿起武器，走上了反抗元朝暴政的道路。

各处农民起义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虽然早期的这些起义最终都遭到了当权者残酷的镇压，但反元的星星之火已然形成，接下来，这些微弱的光芒和能量，必将燃烧成一场摧毁旧秩序、颠覆旧时代的熊熊烈焰。

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因黄河决堤，朝廷征发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万民夫修葺河道，黄河两岸的底层百姓原本就食不果腹处境艰难，又被强行裹挟上堤劳作，偏偏监督挖河的官吏还乘机中饱私囊，克扣工钱。

十几万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眼见时机成熟，韩山童、刘福通等人适时地在黄陵岗附近河道中，挖出了提前凿制的独眼石人。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是当时广泛流传于黄河灾区的民谣，此时石人出土，似乎暗含天意。消息传开，两岸河工惊诧莫名的同时，大河南北的反抗情绪也达到了顶点。

1351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在安徽颍州（阜阳）聚众三千人，祭告天地准备起事，不料消息泄露遭到官府围剿，韩山童兵败被杀。

而刘福通冒死突围后，四方“苦元久矣”的汉人、南人蜂拥来投，队伍很快便发展壮大到十数万人，因起义军以头裹红巾作为标志，故史称“红巾军”。

黄河流域的红巾军如火如荼，南方长江流域的反元力量也纷纷打着红巾旗号起事。

1351年八月，彭莹玉（彭和尚）、徐寿辉等人于湖北蕲州（蕲春）起义，呼应刘福通，因地处南方，也被称为南派红巾军。

1351年底，南派红巾军推举徐守辉为帝，建立“天完”政权，1355年，刘福通在亳州拥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建国“大宋”，建元“龙凤”。

此时，两派红巾军分踞南北、交相呼应，成为元末农民起义最主要的力量。而在这两支队伍之中，更是分别涌现出了两位在反元斗争中举足轻重的领袖——朱元璋和陈友谅。

作为元朝的掘墓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最早是投身于安徽亳州郭子兴的江淮红巾军，因郭子兴隶属于刘福通、韩山童创立的北派红巾军，朱元璋在称帝之前，也一直尊奉“龙凤”政权为正朔。

而本文的主角陈友谅，初时不过“天完”军中的“刀笔小吏”，后建立“陈汉”政权，逐渐成为元末群雄并起的乱局中，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

令人唏嘘的是，这两位名义上分属同门的义军领袖，在此后的岁月中不仅共同掀起了反元的滔天巨浪，最后又举兵相向，成为了不死不休的一生之敌。

陈友谅，湖北沔阳人，渔家出身，曾在元政府中出任县衙小吏。

1355年，徐寿辉命部将倪文俊用兵湖北，陈友谅随即放弃“政府公职”加入红巾军，因其略通文墨，在军中谋得类似文书的“簿书掾”一职。

其后陈友谅随倪文俊继续攻城略地，在一年内陆续攻克武昌、汉阳以及襄阳、荆州等地，并于1356年初迎徐寿辉于汉阳，重建天完政权。

定都汉阳后，南派红巾军前期的不利局面得以扭转，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首席功臣倪文俊此时大权独揽，“天完”皇帝徐寿辉却沦为了虚君。

而陈友谅在“贵人”倪文俊的提拔栽培之下，不仅羽翼渐丰，拥有了自己的人马，地位更是扶摇直上，逐渐成为南派红巾军中数一数二的实权人物。

但倪文俊也并非善类，起兵造反无非为“名利”二字，功成名就后，禁不起元朝的“招安”诱惑，便起意叛降，只因最后投降的价码未能谈拢，才愤而断绝归顺之心，继续领兵造反。

但随着权力的不断膨胀，野心勃勃的倪文俊不甘久居人下，竟密谋弑君自立，不料消息泄露，遭到徐寿辉追捕，无奈只得星夜投奔当时驻军黄州(黄冈)的“老部下”陈友谅。

陈友谅得知倪文俊仓皇来投，假意迎接，却在黄州城外埋下伏兵，将倪文俊袭杀，并于次日将其首级献于徐寿辉。

黄州平叛，“忠心耿耿”的陈友谅不仅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更全盘接收了倪文俊的兵马，实力再次暴增，一跃成为“天完”政权中头号实力人物。

其实，陈友谅诛杀倪文俊，并没有任何忠君爱国的成分，只因当时徐寿辉仍然具备相当的实力和号召力，为了一个背负谋反罪名、如同过街老鼠般的倪文俊，去冒险和徐寿辉翻脸，显然是不明智的。

而且从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陈友谅和倪文俊不过是一丘之貉，只不过陈比倪更懂隐忍，心机也更加深沉。

短短数年，渔家子弟陈友谅华丽蜕变为南方红巾军的兵马大元帅。

此后，陈友谅挥师继续转战鄂、赣、皖各省，此人不仅作战勇猛，且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史载其用兵“剽性狡悍，出没飘忽”。

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天完军攻安庆、取吉安、破赣州、克襄阳，占据了湖北、江西、安徽数省绝大多数的土地，而陈友谅手握强兵，又借天子徐寿辉之威以自重，俨然成为长江以南最强大的反元势力。

此时，北派红巾军正由刘福通率领，挥师三路北伐，牵制住了元军主力。

而南方除陈友谅之外，江淮红巾军中的朱元璋攻克怀庆府，改名应天(南京)，实力不容小觑；

东南一带，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异军突起，占据江浙区域，是当时最富庶的军事集团。

各方势力虽然都打着反元的旗号，但实际上相互之间既乏渊源又无统属，更像割据一方的诸侯，所有人都怀着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野心。

而随着元朝式微，各支义军的实力又不断壮大，冲突已在所难免，首当其冲的便是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和下游的朱元璋军事集团。

1357年攻克安庆后，陈友谅又遣麾下首席猛将赵普胜东取池州，进窥太平，已一步步深入到下游朱元璋的势力范围。

朱元璋深忌赵普胜之勇武，又买通内应掌握了陈友谅性格之中残暴多疑的弱点，于是四处散播赵普胜要领兵自立的谣言。

陈友谅果然中计，趁陈、赵两军会师安庆之际，以图谋不轨之名将毫无防备的赵普胜斩杀。

冤杀赵普胜，可以说是陈友谅称霸路上第一次的重大败笔，此举不仅在强敌环伺时自废武功，而且赵普胜乃是天完政权中最早“投身革命”的起义元老，资历威望甚高，他的意外身死，也使得“天完”的军心、民心受到了动摇。

但兵强马壮的陈友谅并不在意，不久之后，他又犯下了一个更为致命的错误。

此时，陈友谅已完全掌握了天完的权力，傀儡皇帝徐寿辉不仅碍眼，更显多余，陈友谅便趁徐移驾江州（九江）之机，袭杀其左右随从千人，并将其软禁，后自立为汉王。

1360年，汉王陈友谅裹挟着皇帝徐寿辉，西征朱元璋，在攻克太平后，陈自觉时机成熟，假意向天子汇报战况，于采石矶边徐寿辉的坐舟之内，布置死士从身后以铁锤击碎其头颅，之后将其草草掩埋。

随即陈友谅急不可耐地在采石矶五通庙登基称帝，国号大汉，建元“大义”。

天下未定而弑君自立——徐寿辉的暴亡随即便给陈友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天完军”驻守在江陵、江西西部的明玉珍、欧普祥先后脱离陈友谅自立，明玉珍甚至追尊徐寿辉为世宗皇帝。

不仅如此，陈友谅的残暴和背信，也让汉军中那些来自天完政权的底层士兵军心为之涣散。

可笑的是，这个心狠手辣，背信弃义之人，竟还恬不知耻地选择了“大义”作为年号。

称帝之后，陈友谅率舟师顺流而下，兵锋直指应天。

天完政权虽然分崩离析，但此时汉军依然人多势众，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连朱元璋都萌生了归降之意。

关键时刻，朱元璋阵营中原是陈友谅故友的康茂才，假意愿与陈友谅里应外合，随后却以诱敌深入之计在龙湾大败汉军，陈友谅率残部狼狈退回江州，朱元璋乘胜攻克太平、安庆。

陈友谅自应天之战失败后，内部矛盾激化，朱元璋乘其自顾不暇，不断向西推进，仅仅一年间，连陷鄂、赣、皖诸省多地，实力大大增强，控制区迅速扩展。

而陈友谅连遭挫败，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处境愈发艰难，损兵折将、疆土日蹙。

同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率主力北上救援“小明王”韩林儿之机，举倾国之兵，直扑南昌。

但进攻南昌是陈友谅犯的最重大的一次战略性错误，此时如果汉军顺流直取应天，朱元璋的老巢兵力空虚，汉军极有可能得手。

若建康失守，则朱元璋集团将如无根浮萍，进退失据，陈友谅极有可能凭此一役而问鼎天下。

反之，将进攻方向定为南昌，不仅给了朱元璋喘息之机，陈友谅在此还碰上了一个可怕的对手——南昌守将朱文正。

朱文正乃是朱元璋亲侄，此人此前不过是个纨绔子弟，但是在南昌城中却大发神威，以区区两万之兵，力抗陈友谅60万汉军长达85日，取得了洪都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也等来了朱元璋的救兵。

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20万，携徐达、常遇春等悍将回援南昌，陈友谅闻讯，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

一场规模空前，并决定双方命运乃至天下归属的生死决战，就此展开。

陈友谅此次西征，不仅手握60万重兵，随军更有特制高大舰船数百艘，而汉军又深谙水战之道，因此，哪怕朱元璋率大军20万回援，鄱阳湖上，陈朱双方的实力对比依然悬殊。

陈友谅自忖船坚炮利，以巨舰联结布阵，绵延数十里，气势夺人。

而朱元璋见汉军巨舰均首尾相连，不利进退，遂命己方列轻舟快艇二十队，遍载火器弓弩，并告诫诸将，“接近敌船后，先发火器，再发弓弩，舟船相接后，再以短兵击之。”

水战开始后，灵活机动的朱元璋水师便先声夺人，俘获汉军巨舰一艘，并乘风势施放火炮，又一举焚毁对方舰船二十艘。

但缓过神来的汉军立刻以巨舰逼近，居高临下，箭弩齐发，同时向朱元璋的船只投掷火把，瞬间扭转局势。

陈友谅手下悍将张定边，更是趁乱率数艘巨舰直扑朱元璋的指挥舰，朱元璋后撤时，坐舟慌不择路触岸搁浅，顷刻便被汉军团团围困。

危急时刻，幸有常遇春、俞通海等将指挥船队冒死来救，将指挥舰连挤带撞，从沙中撞出，重返深水，朱元璋才侥幸逃过一劫。

次日再战，陈友谅将所有舰船以铁锁相连，结为水中巨阵，一时之间鄱阳湖面“旌旗楼橹，望之如山”。不料这气势如虹之举，却给了朱元璋效仿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机会。

朱元璋命常遇春等人调集七艘渔船，载满芦苇秆柴等易燃之物，再以火药填充其间，等待时机投入战场。

而在陈友谅看来，以七艘渔舟冲击上百巨舰，无异于蚍蜉撼树，完全不用理会，岂料小船来到近前，敢死士卒乘风纵火，风急火猛，须臾之间汉军阵中便有数艘巨舰剧烈燃烧，又受铁锁绑缚，片刻百余舰船便一齐着火。

朱元璋趁势发起总攻，一时之间鄱阳湖上燔焰涨天，湖水尽赤，汉军死伤惨重。

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波涛起立，飞火照耀，百里之内，水色尽赤。焚溺死者动一二万,流尸如蚁。

遭此大劫，汉军上下气为之夺。此后连战连败，而由长江返回武昌的水路通道又被朱元璋重兵扼守，陈友谅被困鄱阳湖中一月有余，如笼中困兽难以脱身。

眼见己方兵残粮尽，即将油尽灯枯，陈友谅不顾对手已水陆结营严阵以待，选择冒死突围。

但朱元璋早有防备，指挥诸军精锐尽出，满纵火筏冲击敌舰，汉军舟船散走，人仰马翻，被朱元璋的水师追奔数十里。

慌乱之中，陈友谅将头探出舷窗查看形势，不料流矢飞来，不偏不倚正中眼窝，贯入头颅，一代枭雄当场毙命。

主帅身死，汉军更加溃不成军，而朱元璋一方则士气大盛，混战中活捉陈汉“太子”陈见善，不久，汉军平章陈荣率残部五万余人投降。

只剩悍将张定边趁夜以小舟载陈友谅尸首及其另一子陈理逃回武昌，后拥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亲征武昌，陈理出降，陈汉政权至此灭亡。

历史从不会记住失败者——仅仅五年之后的1368年，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在应天登基称帝，开启了国祚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

而千里之外的蛇山之上，陈友谅的坟茔早已荒草丛生，此时，距离鄱阳湖那场生死对决，也仅仅才过去了五年。

沧海横流，时间无垠的长河总会反复被人提起：李世明、赵匡胤、朱元璋们成为了命运的宠儿，享受着青史的眷顾。

而陈友谅却注定会和那些功败垂成的人物一样，虽然在平凡的世界里已足够优秀、虽然也曾像流星般璀璨于天际，却终究要湮没于历史的滚滚红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