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收回＂租界＂，为何遭到江浙财阀抵制，不惜巨资收买蒋介石》

世人皆知1926年北伐军势如破竹，却鲜有人知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下，暗流涌动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当北伐军收复武汉、九江等地租界时，远在上海的江浙财阀们却坐立不安。一个名叫虞洽卿的商界巨头，带着一份重金悄然南下南昌，拜会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从此，历史的车轮开始偏离原有轨道。短短数月内，这些看似与军事无关的银行家、企业家为何三次向蒋介石奉上巨额资金？他们又为何如此忌惮北伐军收回租界的主张？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秘密？

一、租界危机与财阀恐慌

1926年7月4日，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誓师大会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就在这个炎炎夏日，一纸《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传遍大江南北，＂收复租界＂四个大字犹如一记惊雷，在上海滩掀起了轩然大波。

当日，上海《申报》的编辑室内，几位编辑围着这份刚收到的电报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纸空文，有人却忧心忡忡地指出：＂武汉可是有五个租界啊！＂这句话一出，整个编辑室顿时陷入沉默。

果不其然，这份宣言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八月中旬，北伐军攻克岳州，当地的英国租界不战而降。紧接着，九月底武昌、汉口相继解放，设在武汉三镇的英、法、日、德、俄五国租界也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相继被收回。

这一连串的胜利消息传到上海，租界里的洋行、银行顿时人心惶惶。位于南京路上的怡和洋行，一向高傲的英国商人们也开始频繁出入上海工商界要人的府邸，商讨对策。

十月初的一个傍晚，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的私邸内灯火通明。各路商界大佬纷纷前来赴会，他们中有中国银行的要员，有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班，还有各大钱庄的东家。虞洽卿站在大厅中央，手里拿着一份刚从武汉传来的电报。电报上详细记载了武汉各租界被收回时的情形：工人们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租界当局在压力下不得不接受谈判。

更让他们惊恐的是，北伐军在收回租界后，立即成立了市政府接管租界事务。原本享受特权的洋行被勒令改组，原本高高在上的工部局被撤销，连租界内的特殊法权也被取消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租界内那套庇护他们生意的特殊制度即将土崩瓦解。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位刚从九江回来的商人带来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九江英租界，不仅租界被收回，连带着租界内的英国银行也被收归国有。这个消息如同一记重锤，击在在场每个人心上。

当晚，虞洽卿召集核心人物在书房密谈。他们清楚地知道，北伐军此时已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下一个目标必然是长江下游。而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拥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大租界，更是他们的命脉所在。一旦上海租界被收回，他们赖以生存的特权将荡然无存。

二、江浙财阀的崛起之路

1843年，上海开埠之初，南京路还只是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当时，英国怡和洋行在此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招募了一批买办。其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上海滩风云人物的虞洽卿的父亲。这些最早的买办们，凭借着与洋行的密切关系，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

到了1880年代，随着上海租界的扩张，一批本土商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中有原先的买办，也有从江浙两省来沪的商人。这些人敏锐地发现，租界内的特殊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由于租界不受清政府管辖，免除了繁重的税赋，加上租界内的法律保护，使得资本可以快速积累。

1897年的一个春日，上海南京路上一座崭新的银行大楼拔地而起，这就是由江浙商人集资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民间资本创办的现代银行，标志着江浙财阀开始从单纯的买办转向金融领域。紧随其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成立，江浙财阀的势力迅速扩张。

1910年代，上海滩上演了一场惊人的金融并购。由虞洽卿、张嘉璈等人控制的中国银行，在短短几年内吞并了十余家本地银号。通过这次并购，江浙财阀不仅控制了上海的金融命脉，还将触角伸向了整个长江流域。

1920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这个表面上是行业自治组织的机构，实际上成为了江浙财阀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通过银行公会，他们可以统一调控资金流向，影响市场利率，甚至干预政府的金融政策。

与此同时，江浙财阀开始大举进军实业领域。他们先是控制了上海的纺织业，继而涉足面粉、卷烟等轻工业。到1925年，仅上海一地，就有超过50家大型工厂由江浙财阀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工厂不仅享受租界的税收优惠，还可以利用财阀控制的银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更为关键的是，江浙财阀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他们在江浙两省的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商号，通过这些商号控制着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整个链条。杭州的丝绸、苏州的棉布、宁波的海产，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才能进入市场。

到了1925年，江浙财阀的实力达到顶峰。他们控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存款总额占全国银行业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上海的84家本地银行中，有71家直接或间接受其控制。通过这些银行，他们又控制着数百家工商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

这支从买办起家的资本力量，在短短八十年间，就完成了从商业到金融，再到工业的全面扩张，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而这一切，都是在租界这块特殊土地上完成的。

三、秘密接触与金钱交易

1926年10月15日，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悄然驶出上海租界，向南驶去。车上坐着的正是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几位银行界要员。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南昌，而拜访对象则是正在指挥北伐的蒋介石。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拜访。虞洽卿的随身皮箱里装着一份详细的计划书，以及一张数额惊人的支票。根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密报记载，这笔资金高达500万大洋，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省份半年的财政收入。

10月18日清晨，虞洽卿一行抵达南昌。为避人耳目，他们没有直接前往军部，而是先在城内一家茶馆小坐。直到傍晚时分，才由一位联络官带领他们秘密进入蒋介石的住处。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第二天，虞洽卿一行便匆匆返回上海。

就在虞洽卿返回上海的第三天，一个令外界意外的命令从南昌军部发出：原定于11月初对上海发起的进攻计划暂缓执行。这个命令立即引起了北伐军内部的争议。当时的武汉政府主张继续北伐，收回上海租界。但蒋介石却坚持要＂稳扎稳打＂，避免＂过于激进＂。

11月中旬，虞洽卿再次南下，这一次他带去了更多的资金。据上海银行公会的秘密账册记载，这次共筹集了800万大洋。资金来源包括上海的主要银行、钱庄，以及一些大型企业。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分散存入多个账户，再通过各种隐秘渠道转交给蒋介石。

12月初，一个更大规模的代表团秘密前往南昌。这次不仅有银行界人士，还包括了上海、宁波、苏州等地的工商界要人。他们带去了第三笔资金，金额高达1200万大洋。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建议方案：在收回上海租界问题上采取温和渐进的策略，保留原有的经济特权。

这三次秘密接触的过程，在当时的官方记录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些接触显然产生了重大影响。蒋介石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确实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策略。当北伐军最终进入上海时，并没有像在武汉那样立即收回租界，而是保留了租界的特殊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秘密接触还建立起了一个长期的合作机制。江浙财阀通过向蒋介石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换取了其对租界特殊利益的保护。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事变后，当蒋介石在上海建立新的政权时，江浙财阀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并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

四、租界特权与经济命脉

1927年春，当北伐军进驻上海后，一份详细的统计数据摆在了蒋介石的案头。这份由上海工商界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在上海公共租界，就有中资银行47家，钱庄238家，工厂621家，商号逾万家。这些企业的总资产超过10亿大洋，占据了整个上海经济总量的七成以上。

租界的特权地位，为这些企业提供了独特的保护伞。首先是税收优惠。根据1843年《南京条约》的规定，租界内的企业只需缴纳极低的地租和少量管理费，无需向中国政府缴纳任何税收。这使得租界内的企业比租界外的同类企业每年可以多获得15%到20%的利润。

以上海申新纱厂为例，这家由江浙财阀创办的大型纺织企业，在1926年的账簿上显示：由于设在租界内，全年可以节省税费约50万大洋。而这笔钱足够再建一座小型纱厂。正是这样的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在租界内设厂。

其次是司法保护。租界内实行独立的司法体系，有着自己的法院和警察。这意味着，当企业遇到纠纷时，可以适用西方的商业法律，而不是清末民初那些模糊不清的商业条例。更重要的是，租界当局往往会站在企业一方，帮助维护资本利益。

1925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当工人们举行罢工示威时，租界当局立即出动警察进行镇压，并逮捕了大批工人领袖。这种做法虽然招致民众的愤怒，但却获得了租界内企业主的支持。因为这保护了他们的利益不受工人运动的冲击。

第三是金融优势。租界内的银行可以自由兑换外币，进行国际汇兑业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项独特的权利。通过这种优势，江浙财阀得以将大量资金转移到海外，规避政治风险。据统计，仅1926年一年，经由上海租界向海外转移的资金就超过3亿大洋。

更为关键的是，租界还是一个政治避难所。当局势动荡时，租界就成为商人们的避风港。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大批商人将家眷和财产转移到租界。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租界也成为资本家们的庇护所。这种特殊地位，使得租界成为维持商业秩序的稳定器。

到1927年初，上海租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从银行、工厂到商行，从原料供应到产品销售，从资金周转到风险规避，都离不开租界提供的特殊环境。正如一位英国领事所说：＂上海租界就像一座金字塔，看似是外国人在统治，实际上却是中国商人在获利。＂

这就是为什么当北伐军提出收回租界的主张时，江浙财阀会如此紧张。因为租界不仅仅是一块特殊的土地，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一旦这个特殊环境被打破，他们苦心经营的商业帝国就可能土崩瓦解。

五、租界政策的转变与商界的应对

1927年4月18日，上海南京路上的江浙财阀代表们聚集在上海总商会。他们刚刚收到一份来自南京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要逐步收回租界主权。这份文件在与会者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当天下午，虞洽卿立即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与会者包括了上海主要银行的负责人和大型企业的东家。

会议决定立即采取三项应对措施：首先，将部分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的分支机构；其次，加快在租界外地区的产业布局；最后，派出代表团赴南京与政府谈判。这些措施表明，江浙财阀已经开始为可能的政策转变做准备。

5月初，以虞洽卿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南京。他们带来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提出了＂分步走＂的租界改革方案。建议书认为，应该保留租界的经济特权，只是逐步收回行政和司法权。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个过渡期的概念，建议在十年内逐步完成这一转变。

这个建议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认可。1927年6月，政府发布了新的租界政策，确定了＂渐进改革＂的基调。这个政策在表面上体现了收回主权的决心，但实际上给了商界充分的调整时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江浙财阀开始了一系列转型。首先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他们开始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面粉等逐步向租界外转移。而在租界内，则重点发展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业。这种调整既顺应了政府的政策要求，又保住了最核心的利益。

1928年初，一个新的现象出现在上海滩：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双头经营＂。即在租界内保留总部和金融业务，而在租界外设立工厂和销售网点。这种经营模式既保留了租界的特权优势，又扩大了在普通区域的影响力。

到了1929年，这种转型已见成效。据统计，江浙财阀在租界外的投资比1927年增长了近一倍，而租界内的金融业务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因为新增的租界外业务而得到了扩张。这种＂内外结合＂的模式，成为了当时上海滩的主流商业模式。

1930年2月，上海银行公会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尽管政府在不断推进收回租界的政策，但租界内的中资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因为提前布局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那些＂双头经营＂的企业，往往能够在政策变动中获得新的机遇。

这种适应性的转变，使得江浙财阀不仅度过了政策调整期，还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扩大了实力。到1930年底，他们控制的企业资产总额比1927年增长了约40%，而且这种增长主要来自租界外的新增投资。

这段历史表明，面对政策转变，上海租界的中国商人们展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既没有对抗政策，也没有消极等待，而是主动调整战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在剧变中保持甚至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